还有些读历史的人，仍认为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一段尴尬的局面。这３６９年，缺乏一个上承秦汉下启隋唐的大帝国。要把它当作一个过渡时期看待，又未免牵扯得过长。这当中的人物事迹，叙来也难得有头绪可循。所以有些历史书，就把这３６９年轻率的穿插过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炀帝和唐太宗等前后关系比较完整也更容易检讨的题材。
  可是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在中国历史里只发生过这幺一次。它给我们一个机会去了解中国民族演进的历史，并不一定就是各朝代历史的总和。虽说统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国很多人文上的因素还是不断的发展。举一个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于公元４９６年改姓元。其它如步六孤氏改姓为陆，独孤氏改姓为刘，鲜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这当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传统的鲜卑人士的不满，６世纪洛阳的政变，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与此无关。
  北周的创始者为宇文泰，他也是鲜卑种。他于公元５５４年以为“魏氏之初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后多绝灭，至是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表面看来，这是对元宏汉化政策的一种反动，也强调鲜卑民族各部落在历史上的传统。而实际上他盘踞的关中，并没有很多鲜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赐予汉人及胡汉混血的将领。他日作隋朝开国之主杨坚，这时候就因功勋被赐姓为“普六茹”。这样只更提高汉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汉的界限磨灭。其背景则是长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炉。少数民族这逐渐被多数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隋朝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结束了几百年来南北分治的局面，而且开始将南北文化融为一体，优势互补，从而为唐朝的文化繁荣以及宋明时期中国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条件。即使仅从儒学的发展情况看，享国短暂的隋朝虽然并没有最终几成南北儒学的统一、儒释通三教的融汇与合一，但是，如果没有隋朝的短暂过渡及隋朝儒家学者的努力，恐怕唐初的儒学统一不可能那洋快、那样彻底。故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隋朝历史虽然不长，但隋朝儒学则在儒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2节　科举制度形成
  在奴隶社会，主要官职都是世袭的。封建社会逐渐采取选拔官吏的办法。魏、晋、南北朝时，选拔官吏实行“九品中正制”由地方政府进行。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标准全凭门第出身，于是名门望族子弟被选为上品作高官，庶族寒门出身的人只能被选为下品小官，以至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
  随着封建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族地主阶级的经济力量不断加强，人数不断增多，形成了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要求在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地位按门第高低选官的九品中正制，堵塞了他们进入仕途的道路。加上这种作法容易造成世家大族长期操纵地方政权，称霸一方的弊病，因而越来越不适应封建王朝的统治利益。
  科举制度创立
  科举制度始于隋朝。科举，就是由封建国家设立科目，定期举行统一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这种作法，也叫“开科取士”。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扩大地主阶级的政权基础，正式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将选官权力收归中央。规定各州每年以文章华美为标准选拔三人，荐给朝廷。后又命令京官五品以上、地方官总管、刺史等以“志行修谨”（有才）、“清平干济”（有德）二科荐举人才。隋炀帝杨广即位后，又创置了进士科，国家用考试的方法以才取人，考取的就可以到中央或地方政府中作官，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的开始。
  创置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外重大改革。它适应了庶族地主阶级兴起的历史趋势，为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加入统治集团开辟了道路。隋朝实行的科举制度，一直为以后的封建朝代所沿用，并不断加以发展和完善，成为封建国家选官的基本制度。和隋朝以前的选官制度相比较，它有利于选拔人才，提高行政效率，对维护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
  科举制度始于隋，完备于唐、宋，终于清，在中国前后存在了1300多年，它的存废曾对中国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科举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平等竞争性，有益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有益于文化的编制和普及，更因为其有利于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但科举制度自身的弊端使其日益成为社会思想文化发展进步的滞碍。科举制度的废除，是中国教育史上带有革命性质的变革，但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也带了负面影响。
  开科取士打破豪门垄断官选自隋文帝开科取士以来，科举制度一直被当作国家的抡才大典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检阅历朝皇帝实录，几乎都设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组织和主持考试事宜。为了保持科举考试的庄重性、严肃性及其正常顺利进行，还指定专门的机构对考试实行严格的监督，一旦发现舞弊行为，立即纠参，由皇帝颁发谕旨，饬派大臣查办。若所参属实，按律治罪，决不宽恕。在清代，考官因徇私舞弊、违犯科试条规，重则斩首，轻则流放、革职；至于考生，则革除名籍，永远开除士列。历代封建统治者之所以如此高度重视科举制度，是因为这一制度有利于王朝统治的稳定和巩固。隋唐以后，实行开科取士，打破了豪门士族垄断选官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使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士人能在机会均等的条件下，通过严格的考试入选为官吏，跻身于统治阶级的行列，从而使科举选官成为巩固皇权的工具。皇权通过科举制度在民间创造了新的统治力量和赖以支撑的阶级基础———士绅阶层。随着科举制度的推行，这个阶层的人数就越多，队伍就越大。有力地巩固了封建统治。
  科举制度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流动。科举考试不再唯门第、财产是问，注重士人的知识才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相对平等的竞争性，从而为社会流动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再是不可能实现的理想。由于科举考试程序的相对严密和应试对象的全民性，平民家庭出身的较之前者，其改变社会地位的愿望更为强烈，因而所下工夫往往更多。“十年寒窗苦，金榜题名时”，其获隽的机会相对较多。可以说，从唐至清，科举制度一直是促进社会下层士人向上层流动，导致社会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不断的定期的开科取士，使得士人阶层不停地吐故（进入官僚队伍）纳新（接纳新的生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官僚队伍的新陈代谢。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使饱学儒家经典的士子进入官僚队伍，可以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愿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来自社会下层，了解民间疾苦和吏治利弊得失，在施政时能给僵化的官僚体制增添生机，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减轻腐化，抑制腐败；又因为他们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掌握治理国家的有关理论知识，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也使官僚队伍保持较高的水准，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追溯封建社会漫漫绵延的历史原因，与科举制度所造成的官僚政治在社会中化解很大一部分社会紧张乃至对抗是不无关系的。
  科举制度具有一定的文化统制与文化普及功能。但由于每次考试录取的名额有限，所以，这一阶层中除了小部分入仕从政、参加社会流动外，而绝大多数仍滞留在社会下层，成为文化的传播者。
  千年之后的评价
  科举制度在中国绵延1300多年的史实，表明它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方法不失其合理性。科举考试的组织、严格的考场纪律，试卷批阅中誊录、复审、磨勘、落卷的搜集等严密的程序，对于舞弊行为的严肃惩治等等，这些都是无可非议和不能否定的。由于每次中额人数有限，“非学而优”者不能入选，因而造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凡经过科举考试获取功名的士子，毫无例外地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尽管科举废除，科举功名的社会价值并未完全丧失，有功名的人仍然得到社会的垂青。科举制度本身并无太多的弊病，它所要革除的只是考试的内容、八股文体和为封建君主专制政治选才的宗旨。
  科举制度的废除还造成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在科举制度下，与“读书作官”“学而优则仕”相辅而行的，士绅还以“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为己任。他们重义轻利、求仁求智的行为举止在社会上具有示范作用。但科举废除后，随着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四民”之末的商人地位增高，资本主义制度下追逐私利日益为社会所承认，日渐成为当时社会个体行为取向的标准。士绅功名身份的失落虽有助于社会价值取向的转移，但传统的“贵义贱利”的价值观念日渐被“嗜利忘义”的风尚所取代，由此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社会关系长期对立与无序，其影响至今还是显见的。
  科举制度的废除，虽然摧毁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等级制度，但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使社会上层与下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界限更加固定，对社会的整合功能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科举制度曾为传统中国社会上、下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提供了可能，虽然这种流动能力极为有限，但对民众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它使皇权与绅权处于相对平衡状态，中国社会也因此保持秩序的长期稳定。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没有适时地提供替代性的制度，以致社会上下层流动局面不复存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第六年，清朝就灭亡了。
  第三部分　隋灭南朝第33节　大运河的开凿
  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早在公元605…610年隋炀帝时开凿。它以洛阳为中心。北起北京，南达杭州，全长1794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市沟通了海河、淮河、长江、钱塘江5大水系。京杭运河是利用许多天然河流、湖泊开凿成的人工运河。是古代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大运河的开凿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不但具有防洪的作用，还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用途，在社会生活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利用自然水源、修筑人工运河、灌溉农田和进行运输的历史。据记载，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这就是后来大运河在江苏境内的一段。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初具规模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为了加强对全国政治上的控制，并且使江南地区的物资能够更方便地运到北方来，加上他个人追求享乐，一开始就办了两件事：一是在洛阳建造一座新的城，叫东都；二是开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公元６０５年，隋炀帝派管理建筑工程的大臣宇文恺负责造东都。宇文恺是个高明的工程专家，他迎合隋炀帝追求奢侈的心理，把工程规模搞得特别宏大。建造宫需要的高级木材石料，都是从大江以南、五岭以北地区运来的，光一根柱子就得用上千人拉。为了造东都，每月征发二百万民工，日夜不停地施工。他们还在洛阳西面专门造了供隋炀帝玩赏的大花园，叫做“西苑”，周围二百里，园里人造的海和假山，亭台楼阁，奇花异草，应有尽有；尤其别出心裁的是到了冬天树叶凋落的时候，他们派人用彩绫剪成花叶，扎在树上，使这座花园四季长春。
  在建造东都的同一年，隋炀帝就下令征发河南、淮北各地百姓一百多万人，从洛阳西苑到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开通一条运河，叫“通济渠”；又征发淮南百姓十多万人，从山阳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把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的一条“邗沟”疏通。这样，从洛阳到江南的水路交通就便利得多了。以后五年里，隋炀帝又两次征发民工，开通运河，一条是从洛阳的黄河北岸到涿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