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13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0节　佛教征服中国
  在河南洛阳市东郊一片郁郁葱葱的长林古木之中，有一座被称为“中国第一古刹”的白马寺。这座2000多年前建造在邙山、洛水之间的寺院，以它那巍峨的殿阁和高峭的宝塔，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游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
  佛自西方来
  中国的佛教来源于印度。佛教的创始人是乔达摩•；悉达多，后被尊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圣人”。大约公元一世纪前后，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明帝曾派入去印度求佛法，抄回佛经四十二章。在洛阳城外修建白马寺安置西域僧人，成了中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寺院，在东汉桓、灵二帝时，西域僧人安世高等来洛阳翻译佛经，从此佛教各派经典开始被陆续翻译介绍到中国。
  佛教刚传入中国时，人们只是把它看作神仙方术的一种，只有一些社会上层和少数贵族信奉它，社会影响不大，也没有汉人出家为僧的。外来僧人也常常依靠巫术、咒语等手段来传播佛教。三国时，有僧人康僧会来江南传播佛教，得吴地统治者孙权等人信奉，佛教由此开始在南方流传。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陷入了连年不断的战祸之中。长期的兵甲相交，使民不聊生，百姓朝不保夕；连那些门阀士族也常常感到世事多变，日月无常。在这种情况下，渲染人生苦难、诸法无常的佛教教义，特别容易被人们接受。因此佛教在这一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魏晋时期玄学盛行，老庄思想在士大夫中十分流行。此时大乘佛教中的般若学，用玄学的语言，以老庄玄学思想来解释大乘佛教空宗学说，受到门阀士族和士大夫阶层的欢迎，于是玄学和佛学合流，佛教在社会上得到更加迅速的传播。
  东晋时，有僧人释道安，以当时流行的玄学的义理来解释佛教教义，并用他所理解的玄学化的佛教教义来指导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成为当时有名的佛教学者之一。他组织和领导了佛经翻译工作，提出了一些译经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他对当时流行的汉译佛经作了初步整理，编纂了佛经目录，还为憎侣团体制订了共同生活的法规仪式，为后世的佛教徒所遵循。
  释道安的第子慧远长期住在庐山，聚集僧众，讲授佛学，着书立说。他极力调和佛学和传统名教之间的矛盾，努力协调佛教和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并提倡死后转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信仰，被后世尊为净土宗初祖。他所领导的庐山僧团成为当时中国南方的佛教中心。
  公元401年，有西域僧人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鸠摩罗什在长安草堂寺先后译出佛经35部300余卷。他所翻译的《般若经》、《法华经》、《大智度论》、《中论》等，对中国佛教的发展影响极大．当时的长安成了中国北方佛教的中心。东晋时，僧人法显西行印度取经，历时十几年，着《佛国记》。
  南北朝时代，佛教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和扶助，发展很快。此时印度佛教各派经典基本上都已传入了中国，中国僧人对佛经的研究也日益深入，他们各以所学及研究心得传授徒众，从而形成了以专门研究某部经沦为主的学派，这些派别的形成和发展为隋唐佛教宗派成立交下了基础。
  南朝僧人竺道生不拘旧说，大胆提出。“一切众生，悉有佛性”，皆能成佛之说。认为一切众生在成佛问题上都是平等的，包括“一阐提人”（佛教指善根断绝，十恶不赦的人）也不例外。在宗教修行方面他还主张“顿悟成佛”的说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北方，北魏太武帝由于崔涪、寇谦之的劝说，在公元446年下令灭佛，以表明自己是华夏正统。这是佛教在中国流传过程中遭到的第一次沉重打击。但此次灭佛并末彻底实行，太武帝去世不久，佛教又在北方恢复，并以更快的速度发展。
  北朝佛教以修功德为主，化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修造寺院，建立佛塔，开窟造像。闻名于世的中国三大石窟（敦煌、云冈、龙门），都是在这一时期前后开始雕凿的。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全盛时期。隋唐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隋唐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佛教的社会作用，希望以佛教去稳定民心，维护他们的统治秩序。隋文帝统一中国后，对佛教大力护持，曾多次下诏在全国建立寺塔，立寺度僧，组织翻译佛经。因此隋代三十多年间，佛教在全国发展很快。
  唐太宗虽然规定了道先佛后，但纵观唐代近三百年，实际上采取二教并重的政策。统一全国后，唐太宗下令在发生过战争的地方修建寺刹，建立道场。他还亲自撰写《圣教序》宣扬佛法。武则天为了利用佛教帮助她夺取政权，曾谕令使佛教地位在道教之上，还命令僧人开讲佛经，广建寺塔。佛教的发展，触犯了世俗地主和封建贵族的利益，迅速膨胀的寺院经济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破坏了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因此唐武宗在会昌五年下令灭佛。时称“会昌法难”。佛教经这次沉重打击，从此一蹶不振。武宗死后，佛教重新恢复，但此时已是唐末，国势渐衰，佛教也远非昔日可比。
  隋唐时期，中外经济、政治和文化交流十分广泛。在佛教方面的交流往来活动也十分频繁。唐太宗时，玄奘法师到印度学习佛经十七年，回国后翻译经论75部。唐高宗时，义净法师赴印度取经，历时25年，回国后，翻译经、律56部。不少印度、西域、日本、朝鲜等国家的僧人来华传播和学习佛教，或中国的高僧前往他国传播佛教。唐玄宗时，高僧鉴真东渡日本传法。
  唐代以后，佛教内部各派互相合流，同时，儒、释、道三教也进一步互相吸收和融合，出现了“三教合一”和“儒佛一致”的思想。宋明理学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虽然大多有批评佛教的言论，但他们本身却吸收了不少佛教思想。他们提出的许多基本命题、观点和论证方法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因此后人评论理学，有人认为是“儒表佛里”。
  元明以后，我国汉族地区的佛教日益衰落，在佛学义理方面几乎没什幺发展。整个佛教基本上处于停滞的状。清末民初，有些居士和佛教学者对佛学重新注意，并进行了一些整理、研究工作，使佛学在近代又略有复兴的趋势。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佛教依据一种神秘的神不灭论，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因果报应、生死轮回说，把解脱现实世界痛苦的希望寄托在幻想的极乐世界。在哲学上，宣称诸法因缘和合而成，无常无我，皆是空的、不真实的幻象。认为人生充满着痛苦，由于因果的作用在六道中轮回。但人人具有不灭的灵魂，通过戒定慧的修炼可以超脱生死轮回，觉悟成佛。主张出世修行。作为古代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中国佛教哲学提高了传统哲学的思辨性和超越性，对后来哲学发展特别是宋明理学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佛教藏经的大量翻译和刊刻印刷，大大促进了中国翻译工作与印刷术的发展。除了雕版印刷的佛经外，还有石刻的佛经。中国佛教徒把一些重要经典刻在摩崖或石板上加以保存。现存石经有山东泰山、山西太原风峪、河北北响堂山等处，规模最大的则要算北京房山县云居寺石经了。云居寺石经从隋末唐初到清康熙年间共刻经一千余部，经版一万五千余块。这些石经对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佛教、书法、雕刻艺术等，都是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中国佛教石窟，是中国古老的文化艺术宝库，是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非凡智能和杰出的艺术成就。其中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是世界著名的中国佛教三大石窟。敦煌莫高窟位于今甘肃省敦煌县东南的鸣沙山的断崖上。全长1618米，现存有壁画及塑像的洞窟四百九十多个。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的佛教艺术宝库。这些洞窟内壁画总面积达四万五千多平方米，彩雕二千四百多尊。塑像造型生动，壁画精美，色彩炫丽，引起世界的震惊。壁画除了宗教内容外，还反映了中国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的部分社会生活，是研究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民俗和宗教的宝贵资料。本世纪初又在窟中发现大量古代佛经抄本和文书册页等，引起了世界学术界的重视。今天，研究包括敦煌的雕塑、壁画和文书在内的“敦煌学”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正在不断发展。
  除三大石窟外，中国佛教又有“四大名山”之说，即五台山、峨眉山、普陀山、九华山。相传四大名山是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四个菩萨分别显灵说法的地方，故又称“四大道场”。中国佛教已有二千余年历史。佛教在中国传播、发展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吸收、互相融合，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佛教还对中国的文学、艺术、美术、音乐、舞蹈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如此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中国佛教还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并和当地民族文化相结台，对这些国家的思想文化发展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藏传佛教还传入了现在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前苏联的一些地区。约本世纪初，中国佛教还开始传入欧美的一些国家。
  第二部分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21节　王景治理黄河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也是一条给中华民族带来众多灾难的河流，她所带来的洪水灾害始终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从一定意义上说，我国5000年文明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致改朝换代。治水害，兴水利，历来是治国安邦的大事。王莽政权的覆灭、明末红巾军揭竿而起，推翻元朝统治等等事件，无不与治何联系在一起。
  反过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力于对水利的重视，得力于水利建设及其成效。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人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早在大禹治水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十分明显，大禹治水的成功促进了黄河流域农业发展，从而为中国历史从原始社会到家天下的私有制社会进步，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的建立。
  在众多的治理黄河的仁人志士当中，功绩最大、最值得一提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