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利达机场。死者的父母一起扑到了11口灵柩上嚎陶大哭。这些棺材是由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运回的，上面覆盖着中间饰有六角大卫星的蓝白两色旗。
  全世界都被这罕见的暴行震惊了。
  庄严而感人的音乐没有能平息摩萨德领导人兹维。扎米尔的痛苦和怨愤。他在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面前大声吼道：“又有一些犹太人束手待毙了。而且，没有人关心这件事。别人仍在奥林匹克的球场上踢着足球，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
  其实，这是扎米尔在极度悲怨中发出的无可奈何的怒吼。此时此刻，以色列举国群情激昂，愤怒到了极点。
  好斗的以色列女强人、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正式宣布：“从现在起，以色列将进行一场消灭杀人成性的恐怖分子的战斗、不管这些人在什么地方，以色列都将无情地杀死他们！”
  随后，在紧急召开的一次特战部队秘密会议上，她对参加会议的全体军官背诵了《圣经》上的一条严厉戒条，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战争、流血、暗杀和反暗杀、恐怖和反恐怖的种子，就这样播下了。
  这是一场真正的、闻所未闻的地下战争。当世界上安分守己的公民们正忙于自己的日常事务时，他们也许还不知道，此时，激烈的生死杀戮正在他们身边悄然进行。
  血腥追捕
  根据梅厄总理的指示，由军方及摩萨德组成一支特战部队“死神突击队”。这些突击队员将在以色列境外行动。他们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黑九月”组织慕尼黑大屠杀的元凶或其他暴力行动的罪魁，并将他们一一干掉。
  这支作风神秘，行动迅速凶狠的突击队从此开始了一场当今世界最大，同时也是最残酷的地下追捕。秘密战线的搏杀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血腥味，它旷日持久，难分胜败。一个名叫阿布。达乌德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在巴黎被捕了。两天以后，一名以色列特工却大白天在西班牙马德里暴尸街头。人们时常可以看到，这种地下战争的迹象偶尔像汽泡一样冒出水面。
  以命抵命，恩怨分明。以色列的阿拉伯敌手决非无用之辈，他们很快做出了自己的反应。
  然而，这丝毫没有动摇“死神突击队”复仇的决心。凶悍的扎米尔和他的助手们一直主张以暴力对付暴力。在他们看来，既是暴力活动，则必然会有伤亡。他关心的是，如何在最短的时间里，给恐怖分子以最沉重的打击。只是在这个基础上，他才会考虑，怎样使部下的伤亡降到最低水平。
  事实上，扎米尔打得又准又稳。散逃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一个个被找了出来，他们的结局殊途同归，有的死于爆炸，有的死于“中毒”或“车祸”，有的则神不知鬼不觉地“失踪”了。
  并不是所有被处决的恐怖分子都一概参加过奥运会凶杀事件。以色列人的“复仇”行动在恐怖分子的队伍中打开了许多缺口。
  “死神突击队”的基本战斗单位是特别行动小组，每个这样的小组，由若干名老练的摩萨德特工、加上一名从以色列陆军中借来的神枪手组成。给他们的任务很明确：在以色列境外，按照提供的线索，毫不留情地消灭那些最狡猾的敌人。他们的信条是：“一个优秀的恐怖分子就是一个该死的恐怖分子。”
  梅厄总理最担心她的“孩子们”——她总是这样称呼特战队员——可能会在这种复仇行动中做出无谓的牺牲。她直率他说道：“仅仅为了杀几个阿拉伯人，我看不必要去牺牲我们最优秀的人才。”因此，为了保证以最小的牺牲换来最大的胜利，每一次行动的组织工作都花了最大的心血。
  在“死神突击队”的暗杀黑名单上，首先倒霉的两个人是布迪亚和哈姆沙里。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农民家庭的布迪亚，以巴黎为中心，领导着整个国际恐怖组织网。哈姆沙里则是他的第一副手，也是“黑九月”组织里的一名者战士。袭击慕尼黑奥运村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就是由他俩组织转往西德的。可以说，他们俩是慕尼黑惨案的主要策划人。
  慕尼黑事件发生后，布迪亚和哈姆沙里知道大事不好。梅厄夫人的讲话更使他们心惊肉跳，他俩太了解以色列特战部队了。十几年明争暗斗的经验告诉他们，这次以色列人决不会善罢甘休！
  很快，他们就发现已经受到了监视。从那一刻起，十几名彪形大汉的保镖便日夜不离左右，甚至，连他们同情妇鬼混时，门外始终都有贴身警卫保护。
  面对无孔不入的“死神突击队”的血腥追杀，一切防卫措施都已无济于事。
  慕尼黑事件刚刚结束两个月，“死神突击队”的第一次打击首先降临到　倒霉的哈姆沙里头上。
  这是哈姆沙里在法国巴黎的住宅。近日来，哈姆沙里的外线电话似乎出了“毛病”‘，无法正常与外界通话。这天，正当哈姆沙里准备通知电话局前来修理“故障”时，一个受过良好专业技能训练的电话局技师来到哈姆沙里的住宅，接响了门铃，声称“例行查线”。哈姆沙里连声致谢，并赶紧把“技师”引进房间，并告知“技师”他的电话出故障已有数日，请求“技师”帮忙，尽快使其电话恢复正常。
  “技师”一本正经地卸开电话，“认认真真”地检查修理了好一阵子后又装好，说是修好了。哈姆沙里信以为真，一边不断向“技师”表述着感激之情，一边将其送出住宅。
  十分钟以后，当哈姆沙里和情妇刚刚沐浴完毕，从洗澡间出来的一刹那，房间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炸弹爆炸了。哈姆沙里同他的法国情妇，在巨大的爆炸气浪中被抛向半空，当他们再次落回地面时，支离破碎的尸体已经无法辨认了。
  哈姆沙里作梦也没有想到，这个面容慈祥的“技师”竟是“死神突击队”队员，他给自己电话里装的是一颗可塑炸弹。
  可塑炸弹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研制成功的，曾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为游击队打击德寇广泛使用。50年代以后，各国谍报机关和世界恐怖组织也对它产生了浓厚兴趣。
  这种烈性炸药具有绝对的可塑性，可以把它伪装成塑料制成烟灰缸、花瓶、衣箱外壳等任何形状的物品。放入哈姆沙里电话机里的，就是这样一种微型定时可塑炸弹。
  时隔不久、惶惶不可终日的布迪亚同样难逃厄运。
  自从哈姆沙里被炸后，布迪亚对电话特别留神。然而，“智者干虑，必有一失”——他却忘了留神他的汽车。也难怪，无孔不入的“死神突击队”的确令人防不胜防。
  一天，当他驾车飞驰时，汽车在巴黎枫丹白露大街爆炸了，他的一条腿血淋淋地吊在车门外，数千名惊恐万状的行人站在街道两侧人行横道隔墙里，亲眼目睹了这血腥的一幕。
  布迪亚在遇害之前、曾亲手干掉了以色列一名优秀特工巴鲁克。科恩。这个科恩装扮成一个巴勒斯坦事业的热情支持者，成功地打进了在巴黎的阿拉伯恐怖分子组织。当他奉命进一步搜集布迪亚的详细情报时，一招不慎，引起了布迪亚助手们的怀疑。
  布迪亚暗中查明了科恩的真实身份后，耍了一个花招，他先派人把科恩引到西班牙马德里，然后用无声手枪把科恩杀死在大街上。
  冤冤相报，“黑九月”的顽强抵抗丝毫没有阻止“死神突击队”的复仇，相反，追杀计划和行动变得更加严密、无情。
  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报复的目标是恐怖分子首脑之一阿巴德。谢尔，他也是策划慕尼黑事件的“黑九月”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现在他正改头换面，为组织新的一场恐怖活动而四处奔波。
  那位利用法国电话除掉哈姆沙里的以色列电子专家，又寻迹来到了塞浦　路斯，在阿巴德。谢尔下榻的奥林匹克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这位电子专家断定，处决阿巴德。谢尔的最好办法还是电话。
  这一天，看来并无异常。谢尔与往常一样到二楼餐厅用早餐。
  监视谢尔多日，对其生活起居早已了如指掌的突击队员乘机来到他的房间门前，用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他的房间。
  很快，一枚和作死哈姆沙里一样的可塑炸弹被放进了阿巴德。谢尔的电话里。所不同的是，这次不是定时引信，而是一种更为精致的瞬发引信，只要有人拿起电话，瞬发引信就会起爆可塑炸药，从而引起猛烈爆炸。
  接下来的事就变得很简单了。这位“死神突击队”队员从外面给旅馆打来个电话，要求和阿巴德。谢尔通话。接线员很快就把电话接通了。
  当阿巴德。谢尔用完早餐返回房间取下电话时，随着一声巨响，爆炸毁坏了整个房间，他的身子被炸成碎片从窗口迸散出去。事后，这家旅店的女电话员回忆说，当时听到了“某种奇怪的声音”。可是，谁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声音，因为这是阿巴德。谢尔生前最后一个有意识的动作了。
  这时，以色列特工就坐在距这家旅馆不远的一个酒吧倚窗的座位上，炸弹响过之后，两只盛满香摈的酒杯碰到了一起。
  “死神突击队”暗杀黑名单上接下来的一个人，是住在罗马的巴勒斯但诗人瓦迪。阿卜杜勒。兹米特。这位富有的阿拉伯人挥金如土，他的邻居们说他是“一位和蔼可亲、彬彬有礼的教授”。
  但根据“死神突击队”掌握的情况，兹米特是“黑九月”组织在意大利的头子，负责把受“黑九月”重金雇佣的日本“赤军派”分子从德国边界送到罗马机场的就是他。同时，他还是袭击利达机场、杀死100多名以色列朝圣者的三名凶手中的惟一幸存者。兹米特还在意大利组织了好几次暴力行动。
  慕尼黑奥运会刚刚结束三个星期。一队游客到了罗马机场。他们之中有一位以色列籍的美丽快乐的姑娘。在检查护照的时候，她对机场工作人员说，她很高兴第一次来到这个“不朽之城”访问。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姑娘坐到了一辆汽车里，她的头温柔地靠在她的“男友”肩上。“男友”驾驶汽车，在距诗人兹米特住宅不远的街口停了下来。在任何人的眼里，他们都是一对司空见惯的热恋中的情人。
  此时此刻，诗人兹米特全然没有察觉，正当他与一位美丽的意大利女郎待在家里男欢女爱时，一对奇怪的“情人”正在一辆停在他家对面的小菲亚特车里调情。一连好几个小时，那位意大利女郎都在痴迷地聆听诗人忘情地朗读自己的诗作。女郎对她所崇拜的诗人的双重身份自然一无所知，她更难想象，此时正是诗人的命运将要终结之际。
  后来，女郎要回去了，兹米特含情脉脉、依依不舍地一直把她送上了汽车。当他向自己的住宅走去时，有两个人从阴暗中跳了出来，紧紧地跟上了他。他们一句话也没说，在距兹米特三米处，装有消音器的手枪响了，兹米特脑浆迸裂，只哼了一声，便倒在地上。
  事情干完后，暗杀者跳上了那辆菲亚特车，车里的两位情人突然松开了手。几秒钟之后，汽车就无影无踪了。
  不久，人们找到了这辆被人抛弃的汽车。车上没有任何痕迹，没有一点指纹。
  1973年的春天早早地来到了大地。4月里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巴兹尔。库　柏西博士徒步穿过了协和广场。他中等年纪、学识渊博、深孚众望，是美国人办的贝鲁特大学的教授。
  教授现在正在度假。他来到了马克西姆之屋前，然后停了片刻，打量着马德莱娜教堂的考林辛式圆柱。在炎炎烈日下，这些圆柱呈现出一种鲜艳的琥珀色。
  教授一直都很喜欢这座教堂。在贝鲁特他的家里，他珍藏着先前从一位巴黎大学生的手中买来的一幅画。这幅画所描绘的就是这座教堂。在教堂的墙脚下，画着无数的花商在他们那四条腿的木桌上摊放着丛丛叠叠的花束。
  然而，如此有教养的教授却是一个恐怖分子。他参加了向慕尼黑惨案的杀人犯提供武器的那个组织的活动。此刻，当夕阳轻拂着美丽的马德莱娜教堂那古老的石墙时，库柏西正谋划着给那些获准离开苏联的犹太人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些难民正经由维也纳去以色列。
  一连几天来、库柏西博士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了严密的监视。
  这天，当库柏西正流连于风景如画的马德莱娜大教堂广场之时。有三名游客正在观光。他们悄悄地走近了库柏西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