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魏忠贤进行愤怒的弹劾。这个奏疏，以大量事实为依据，无情地揭露了魏
  忠贤24方面的“大罪”。杨涟此疏，可说火力相当猛烈，犹如连珠炮的一阵
  轰击，顿使魏忠贤被打得晕头转向，他所揭露的事实，句句刺痛其要害。魏
  阉着了慌，向熹宗哭诉，客氏从旁为他辩解，王体乾等也极力为他辩护。昏
  愚的熹宗竟偏信不疑，不但没办魏忠贤的罪，反而下旨痛责杨涟。但是，朝
  中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70多个官员还是冒死上疏，交章弹劾。
  由于熹宗的昏暗和阉党权势之大，魏忠贤竟逍遥法外，毫毛无损，而为首揭
  发魏阔的杨涟、左光斗于这年十月被罢官。
  杨涟的这次上疏，是正直派官吏对魏忠贤集团的一次决战，杨涟败下阵
  来之后，双方的斗争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正直派官吏开始丧失自己在朝廷
  上的优势地位，而魏忠贤集团则开始进一步招收朝野的邪恶派人物，逐渐走
  上垄断朝政的阶段。在这次决战中，明熹宗站在了魏忠贤一边，并发生了决
  定性的影响。这说明明熹宗是一个昏庸的皇帝，也说明了明代历史一再表明
  的一个问题：在君主专制制度高度发展的明代，在一定的范围内，君主的意
  旨及其昏庸或开明的品质，对历史的发展面貌，常常是决定的因素。
  魏忠贤站稳了脚跟之后，正直派官吏想要动摇其地位，已是不再可能了。
  以前魏忠贤本来就对正直派官吏不满，一有机会便向之发动进攻；现在站稳
  了脚跟，以百倍的疯狂进行反扑。他对东林党人切齿痛恨，决心赶尽杀绝。
  其党羽也想借机报复，以泄旧恨。阉党崔呈秀等就在魏阉面前煽动说：“东
  林将害公”，怂恿他镇压异党官员。
  权势极大的魏忠贤脾气相当大，不容许有任何异己势力并存于世，顺我
  者昌，逆我者亡。这一时期受魏忠贤及其帮凶迫害最多最重的，是正直的东
  林派官吏。这时投奔魏忠贤的新、老邪恶派官僚，都把攻击东林当成了讨好
  魏忠贤的重要手段；此外，新、老邪恶派官僚，特别是其中的老牌邪恶派官
  僚，与东林角斗几十年，积怨甚深，在东林势衰之时，他们不会放过机会不
  加报复。于是，新、老邪恶派官僚与魏忠贤结合在一起，展开了对东林党派
  的大围剿。为了明确打击目标，邪恶派官僚还搞了许多黑名单，献给魏忠贤。
  如魏广微与顾秉谦编制的《缙绅便览》，将叶向高、韩■、越南星、高攀龙、
  杨涟、左光斗等百余人，“目为邪党”，而以贾继春、霍维华、徐大化等“60
  余人为好人”崔呈秀向魏忠贤进《同志录》，所列皆“东林党人”，又进《天
  鉴录》，罗列反对过魏忠贤的人。王绍微“仿民间《水浒传》，编东林一百
  零八人为《点将录》，献给魏忠贤。这些黑名单，有的编造和献出可能略早
  于天启五年，但它们都在天启末年发挥着作用，则是可以肯定的。由于这场
  大围剿，魏忠贤虽是总指挥，而出主意、当打手的是邪恶派官僚，这使它在
  一定意义上讲，实为万历以来正直与邪恶两派官僚相互角斗的续篇，这也使
  其围剿的题目，往往是万历以来两派聚讼纷纭的老问题。这场围剿，出击频
  繁，而规模最大的事件有三：六君子之狱、七君子之狱及《三朝要典》之炮
  制。
  六君子之狱。这是以迫害6个正直派官吏　（即所谓“六君子”）为主，
  同时迫害另一批正直派官吏的案件。六君子包括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袁
  化中、周朝瑞和顾大章。袁化中于泰昌元年（1620年）擢御史，杨涟二十四
  罪疏写出后，他曾继之上疏；这是他遭魏忠贤集团忌恨的一个原因。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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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攀龙于天启四年（1624年）揭发崔呈秀贪污罪状时，他参与其事，这也使
  他不能为魏忠贤集团所容忍。这次六君子之狱将他牵涉进去，乃是对他的进
  一步迫害。周朝瑞，临清人。万历三十五年　（　1607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
  年），由于辽东经略熊廷弼与广宁巡抚王化贞在对后金的作战中主张不同，
  造成广宁失守时，邪派官僚徐大化请处死属于正直派官吏的熊廷弼，而当时
  周朝瑞担任礼科左给事中，他4次上疏为熊廷弼辩护。由上述看来，在这次
  六君子之狱中，周朝瑞之被牵入其中，也非偶然，是其与邪派官僚多次冲突
  的结果。顾大章，常熟人，万历35年　（1607年）进士，万历46年　（1618
  年）迁刑部主事，天启元年（1612年）进员外郎。他之牵入此狱，也是邪恶
  派与其冲突的继续。
  六君子之狱发生在天启五年（1625年），而其酝酿早在天启四年（1624
  年）十二月即已开始。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五日这时魏忠贤让许显纯逮
  捕杨涟等六人。许显纯按魏忠贤的意图办事，进行严刑逼供。许显纯伪造的
  供状中，坐杨涟、左光斗各受杨镐、熊廷弼贿2万、周朝瑞1万、袁化中6000、
  魏大中3000、顾大章4万。狱辞上报之后，魏忠贤马上矫旨令将“六君子”
  扭解来京，究问追脏。另外，狱辞中还罗织赵南星、邓渼、毛士龙、王之寀、
  钱士晋、熊明遇、黄正宾、卢化鳌等15个正直派人物有“受赃”等罪状。
  五月，周朝瑞、袁化中和顾大章先后被逮至北镇抚司。六月，魏大中、
  杨涟和左光斗先后继至。六月二十八日开始拷讯。
  将杨涟等折磨多日之后，七月二十四日夜，狱卒奉令杀害了杨涟、左光
  斗和魏大中。八月十九日，袁化中被狱卒杀害；同月二十八日，周朝瑞继之。
  5人既死，顾大章不肯再去那里受苦，饮药自杀，未遂，又找机会上吊自杀
  了，时在这年九月中旬。
  七君子之狱。是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名义上疏的方式，将7个正直派官
  吏加以迫害的一个事件。这7个正直派官吏有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李
  应升、周顺昌、黄尊素和周起元。黄尊素是一位正直的东林党人。天启四年
  （1624年）四月，汪文言下狱之案中，曾救助汪文言；同年六月，杨涟弹劾
  魏忠贤的24罪疏写出后，他又跟着上疏助威。这都使魏忠贤集团对之甚为仇
  恨。所谓的李实奏疏，上于天启六年（1626年）二月。它将7个人一齐弹劾，
  乃是要进一步迫害这七个原已遭到其迫害的政敌。李实奏疏加给“七君子”
  的罪名是：周宗元做巡抚时，曾贪污公款十余万，而他又是高攀龙的朋友，
  所以他们都有罪。李实的奏疏递上之后，魏忠贤马上下令逮捕七君子。时为
  天启六年　（1626年）二月二十五日。一场大逮捕即杀气腾腾地进行起来。
  同年三月十六日，高攀龙在无锡家中得到将被逮捕的消息，很从容地写
  了两份遗书，一为遗表，一为别友人书，而后赴水自杀。明熹宗是个地地道
  道的昏君，而高攀龙至死对其忠贞无二，这无疑是一种封建的愚忠表现，反
  映了高攀龙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阶级局限性；但他宁死不肯受辱的行为，
  表现了坚决不与腐朽的邪恶势力妥协的鲜明立场和斗争意志。这不是高攀龙
  一个所独具的特点，而是当时所有的正直派官吏所共有的特征，相互间的差
  异，只是在具有这些特征的程度上有所不同，以及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相互
  有所区别而已。
  “七君子”中除去高攀龙外，其余6人皆遭到逮捕，并死于狱中。
  由于正直派官吏是地主阶级中比较进步的势力，因此，在他们与魏忠贤
  集团作斗争中，常常得到一般群众的支持。在这次魏忠贤集团迫害“七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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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过程中，甚至引发了支持被害者的民变。较大的一次发生在苏州。另一次
  规模较小，发生在常州。苏州民变是由逮捕周顺昌引起的。
  1626年，魏忠贤又一次捕东林党，兵士押解了一个东林党官员路过苏
  州，周顺昌替他摆酒席送行，在宴席上大骂魏忠贤。押送的兵士回去，报告
  了魏忠贤。魏忠贤大怒。命令南京巡抚毛一鹭带领东厂兵士，到苏州捉拿周
  顺昌。
  东厂到苏州抓人的消息一传开，轰动了苏州市民。周顺昌为反对阉党遭
  到迫害，大家也都同情他。东厂兵士到苏州的那天，苏州成千上万市民拥上
  街头，声援周顺昌。
  大家拦住毛一鹭的轿子，几名秀才向毛一鹭请愿，要求取消逮捕周顺昌
  的命令。毛一鹭见群众声势浩大，吓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旁边的兵士着急
  了，厉声吓唬说：“我们是东厂来的，谁敢阻挡！”
  市民们被激怒了。群众都高叫起来：“原来是东厂来的奸贼！”大伙一
  面叫，一面向毛一鹭和兵士冲过去，愤怒的群众赶上去，把他们揪住，劈头
  盖脑地痛打。几个兵士被打死了。其余的兵士连滚带爬地逃走了。
  市民们痛打了兵士，接着要找毛一鹭算帐。毛一鹭早钻出轿子，脱了官
  服，从一条小巷里溜出去，也顾不得体面，钻到臭气熏天的粪坑角落里。直
  到市民群众散去，随从们才从粪坑边把他拖了出来。
  东厂特务逃回去后，立刻向魏忠贤哭诉。魏忠贤命令毛一鹭派兵到苏州
  镇压。他们把那天带领市民暴动的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　5
  人抓进监牢，加上一个煽动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定了死罪。
  当5个人被押到刑场就义的时候，他们神色自若，指着魏忠贤、毛一鹭
  的名字大骂。他们就义之后，当地人民出了钱，把他们安葬在虎丘东边的山
  塘上。碑上写着“五人之墓”。
  支援周顺昌的民变发生在苏州城里，而同一天苏州城外也发生了民变，
  这是支援黄尊素的事件。
  常州民变是由逮捕李应升引起的。它也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年）三月，
  但比苏州民变略晚。
  在残酷镇压东林党的同时，阉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
  三案，修了　《三朝要典》，定所谓三案是非。
  《三朝要典》之炮制。这是投靠魏忠贤的邪恶派官僚在取得对正直派官
  吏的绝对优势后，通过编写史书，就他们与正直派斗争和争论最激烈的三案
  问题，按照自己的意图，纂改两派斗争史，美化自己，攻击正直派，以便巩
  固本派的优势地位，并为进一步迫害正直派提供依据的一个活动。
  天启初年，正直派官吏在朝迁上占据优势，关于三案的官方结论，是依
  据正直派官吏的观点作出的。天启五年（1625年）之后，随着邪恶派官僚的
  东山再起，他们不再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极力进行翻案。天启五年
  二月二十六日，邪恶派御史李维垣首先上疏翻梃击一案，此时审理张差的官
  员王之寀正任刑部侍郎之职，杨疏一上，即被“革职为民当差”。同年四月
  八日，邪恶派给事中霍维华又上疏全面地翻三案之案，系统评述三案。
  在翻三案的同时，邪恶派官僚极力要将按照其观点新作的有关官方结论
  写进史书中去。这就是魏忠贤新修的《三朝要典》。
  推翻了“三案”原来的官方结论之后，凡在三案发生时与邪党官僚争论
  是非的官员都惨遭迫害，王之寀被投入监狱，病死狱中，而因“红丸案”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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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军的李可灼得赦免，崔文升受重用，当上漕运总督。选侍西李也被封为康
  妃。
  为了钳制舆论，魏忠贤又用剿灭东林的名义，拆毁全国所有书院，禁止
  讲学，用以压制在野东林党人和士大夫知识分子对时政的议论。
  魏忠贤镇压了大批反对派之后，更加专权腐化。其党羽对魏忠贤极尽阿
  谀奉承之能事，肉麻地吹捧他“尧天帝德，至圣至神”。他们在奏疏中凡提
  到魏忠贤的地方均称“厂臣”，而不直书其名。内阁在草拟圣旨时，竟然“朕
  与厂臣”联名并称。天启六年　（1626），浙江巡抚潘汝桢在西湖首创为魏忠
  贤建生祠，从此，各地寡廉鲜耻的官吏争相效仿，生祠几遍天下，每建一祠，
  多者费几十万两银子，少者也要花几万两。这些银子全是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阉党为了在开封建魏阉生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