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贡献，却使人们永远铭记心中，思慕怀念。人们为了纪念他，凡是他当年
  游览过的山水，宝船停泊的港口，军队驻守的地方，都作为名胜古迹、游览
  胜地。在国内，有南京的龙湾和天妃宫、静海寺，太仓的刘家港，福建泉州
  的行香碑记，长乐的十里洋街、三宝岩、天妃宫……；在国外，在今日的南
  洋诸岛，著名的有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井，印尼爪哇的重要商埠三宝垅，
  泰国的三宝庙和三宝塔；在锡兰，至今还屹立着当年郑和树立的布施佛寺碑。
  这些名胜古迹都以“三宝”命名，为的是表示对这位和平使者、伟大的航海
  家三宝太监永恒的纪念。这也是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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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
  明朝自从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
  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激烈的矛盾严重干扰了国家的
  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不过，嘉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门户。
  到了万历朝，各派官僚集团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利害冲突发展到了高
  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复杂，党争也就更加激烈。他们
  联帮结派，势同水火，激烈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覆亡时为止。
  大约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起，朝臣中的两派斗争进一步激烈，
  逐渐各自形成了不同名目的党。另外，角斗的参加者中，还有越来越多的被
  罢免的官吏，这也是当时双方斗争较前更为激烈的一个反映。两派斗争一般
  分为东林党和邪党。
  东林党是正直派的名称，这一名称的取得与顾宪成有密切关系。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生。万历八年考中
  进士，进入吏部当官。他一进入仕途，即对朝政极为关心。顾宪成不仅关心
  朝政，而且为人正直，敢言直谏，对于权贵超出规范任意行事作恶多端的做
  法不肯容忍。万历九年（1581年）六月，首辅张居正生病，朝廷亲自出面为
  他到泰山祈神保佑，顾宪成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国家规定，坚决不同意，当面
  向张居正陈述反对态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吏部尚书孙■把有
  关系的官统统裁去，顾宪成当时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
  用。
  顾宪成不阿权贵，因而仕途很不顺利。万历十五年（1587年），被贬为
  桂阳州判官。不久，回京重新到吏部任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更由吏
  部文选郎中降杂职，很快又被革职为民。他第二次被降谪，是因推举阁臣得
  罪了明神宗。当时首辅王锡爵将要退政，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越
  参鲁、盛讷等将明神宗讨厌的王家屏推举为首辅候选人。加之明神宗对名单
  中的其他一些人也有看法，因而对顾宪成很不满意，下令重新推选。于是吏
  部另将有关人员写入名单推上。明神宗看后仍不满意，特别是发现王家屏仍
  然列名其中，更为生气。顾宪成又被降为杂职，接着又被削职为民。
  顾宪成罢官后家居。家乡原有东林书院，乃宋朝理学家杨时讲学的地方。
  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了东林书院，并与高攀龙等人一起
  在这儿讲学。他们都是为人正直、遭打击排挤而被罢官的人。顾宪成与其共
  同“讲学”者，都是虽处逆境，但不忘关心朝政大事的人，这个书院里的一
  副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评论朝政、评价政治人物。这样一来，使东
  林书院形成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许多当朝官员都听从他
  们的意见。由此，东林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朝廷内外的正直的一派士大夫，
  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为了与东林党相抗衡，邪派势力则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这是
  以沈一贯的追随者为基础，逐步扩大成员而形成的。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
  城人，字嘉宾，万历二十二年　（　1594年）中举，万历二十三年　（　1595年）
  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善于写作，许多重要诏令都是他起草的。昆
  党首领为顾天峻，昆山人，字升伯，万历二十年　（　1592年）中进士，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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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的官职。汤宾尹和顾于峻都爱议论“天下安危大计”，他们各自拉拢党羽
  爪牙，干预时政，被分别称为宣党和昆党。另外的齐、楚、浙三党是科道官
  按籍贯形成的集团。宣、昆、齐、楚、浙这些政治小集团虽然彼此之间时常
  也有些矛盾斗争，但他们在对待东林党的态度上都是一致的，都卖力地攻击
  东林党人，把东林党看成自己的大敌。
  两派形成不同名目的集团之后，相互间以空前的激烈程度进行了一系列
  斗争，其中重要的包括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
  韩敬科场案、李朴事件等。之后还有三案之争。到明末，魏忠贤专政以后，
  邪党投靠魏忠贤，继续打击东林党。
  李三才，宇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　（1574年）进士，曾任山东司
  道，当官的时候很有政绩。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
  府。当时矿监税使横行霸道。李三才与之作斗争。官衔屡加至户部尚书。另
  外，当沈一贯当权之时，他还经常上疏攻击沈一贯的错误，因此，朝中的邪
  派官僚对他“恨之刺骨”，而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对他多起好感。创办东林书
  院的顾宪成与李三才交往颇多。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8月，顾宪成曾专
  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讨政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李三才曾上
  疏建议朝廷重新启用那些曾被罢免的官员。其意图就是为了给顾宪成等人创
  造东山再起的机会。李三才为什么能得到顾宪成的信任呢？其原因之一即在
  于他善于玩弄手腕。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发生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至三十八年（1610
  年）。当时李三才在淮任职已久，屡次被提名出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不久
  又建议他入内阁掌握朝政。这使邪恶派的官僚甚为不快，而且他们推测倘对
  李三才加以攻击，那么东林党肯定会救他，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于
  是便上疏弹劾李三才，挑起了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浙江定海人、沈一贯
  的亲戚、工部郎中邵辅忠。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二月，他参论李三才
  “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是个贪婪而虚伪的小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正月，其同伙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上疏继续攻击李三才。给事中马从龙、御史
  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辩。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经呆在家里等
  着发落，为漕政计，应速走去留。对于上述奏疏，明神宗一概不作答。不久，
  邪恶派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等，
  又连章弹劾李三才；而与之相对立的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针锋相对地
  为李三才辩护。在朝中争论不下的时候，身居家乡的顾宪成也参加了进来。
  他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可惜顾
  宪成这回帮了个倒忙，邪派官员认为朝政不能由罢了官的顾宪成所左右，李
  三才只好自己辞职。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加深了士大夫中两派党争的对立情绪，从此南北党
  争，更加难以解决了。
  党争的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
  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郑
  贵妃于万历十四年　（1586）生下朱常洵。明神宗喜欢朱常洵想立他为太子。
  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
  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
  这个问题争了15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神宗才册立朱常洛
  为太子。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把这一场争吵叫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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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本”。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
  的手段。所谓“京察”，原是明朝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6年考核1次。
  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
  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都恨不能置对方于被罢官
  的境地。京察时主持察典的是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
  河南道御史和吏部文选郎中，因此，这几个职位就成为各党激烈争夺的中心。
  万历三十三年　（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
  察，浙党官员钱梦■、钟兆斗等受贬谪。浙党首领，首辅沈一贯大怒，搬出
  明神宗，深责主持的官员，并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万历三十九年（1611），
  秦党孙丕扬主待北京京察，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借以驱逐齐、楚、浙、
  宣、昆诸党，而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东林党人大受斥逐。万
  历四十五年　（1617），浙党主持京察，为报复三十九年的京察，东林党人一
  时被驱逐得几乎一干二净。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察，则又反过来
  大事报复。京察就这样成了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万历末年，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东林党人目睹
  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
  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
  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东林
  党首领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翰林院检讨
  姚希孟，也是东林党人，反对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
  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
  一样的危险。明神宗贪婪成性，为了搜刮财赋，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
  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
  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
  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
  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
  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万一天下大乱，
  到那时，陛下凄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封建掠夺的呼声，对资本
  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林党人的这些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
  持，但却不能为腐朽昏愦的皇帝所采纳，而且引起了反动官僚集团的憎恶。
  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希望象梦幻一样地破灭，还招来了日后宦官勾结反对
  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明末党争的焦点除上面所说的争“国本”外，还有“三案”，即“梃击
  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案都是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开展的。
  是朱常洵为争得太子地位进行的最后努力。
  万历四十三年　（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
  枣木棍，闯进大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檐下才被
  内侍擒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
  是个疯子，后来又经两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
  按疯颠结案。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