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一撇嘴角。露出一种“谁叫你不听老人言！”的表情。
  “事情还没了呢！元成贵可不会放着不管。”
  “根本没有人搞得清楚那家伙脑袋里想些什么，不过，健一，你应该知道吧？”
  我沉默地摇摇头，脑袋瓜里好像快要短路。那个叫夏美的女人打来的电话已经够让我头痛的了，现在连富春都要来给我惹麻烦。刚才我还以为只是脚边开了个大窟窿，其实说不定我已经掉进这个无底洞里了。
  “听说是元成贵的手下看到他在附近游荡，元成贵气得眼睛都快喷火了。”杨伟民的口吻，好像在谈一只稀有动物的出没似的。
  吴富春是个神经有问题的小混混，而且是很难搞定的那种。
  一年前，福建帮给了吴富春一笔钱，叫他杀掉一个上海人；每一个在歌舞伎町混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家伙是元成贵的得力助手。就算是脑筋有点问题的家伙，也不敢把元成贵的心腹干掉。只有沉不住气的福建帮才会为了毒品买卖的纠纷，捅出这个大篓子。总而言之，福建帮计划了这桩傻事，只用区区几十万就想叫富春把人给做了。后来，元成贵的怒气超乎想像，而接替的钱波为了替元成贵泄愤，在歌舞伎町刮起了一阵旋风。做事不考虑后果的福建帮几乎被杀个精光，最后搞到街上的福建人都销声匿迹了。
  不过，富春却巧妙地逃过了元成贵的魔掌。有人说他跑到名古屋去了，也有人说他躲回老家去了，不过，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相。
  “元成贵迟早会找上你的，你有什么打算？”杨伟民说着，视线又回到了报纸上。
  我没出声，只是吐了口烟，透过肮脏的玻璃望着窗外。
  “元成贵这家伙很难应付，说不定你在歌舞伎町会混不下去喔！”杨伟民的话让我回过头来，那声音就像是一个慈祥老人。他仿佛看透了我的心。“你就别再硬撑了，挑个自己人结婚吧！这样的话保证你不会有事。”
  我对着天花板吐了口烟，对他笑了一笑。“我的情况还不适合吧！下回见。”
  我转身背向杨伟民，伸手开门，窗上映着杨伟民小小的身影，他静静地摇摇头后，又让视线回到报纸上，相信现在他已经把我给忘得一干二净了。
  5
  带我认识杨伟民的是我的老妈，不过正确说来，还是因为我老爸的缘故。我老爸是台湾人。老妈说他是个人渣，这我倒不予置评，因为老爸根本没回过几次家，而且在我懂事以前就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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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老妈对他根本没有好感，甚至可说是恨之入骨；而且，对透过老爸所看到的台湾人圈子也是憎恶有加。没想到因为老爸的死，老妈却得依靠这个台湾人圈子过活，这种讽刺应该会令她咬牙切齿吧！虽然老爸几乎不回家，但家用倒是没少给过。虽然详细的情况我没问过，但是记忆里好像没看见老妈上过班，所以应该是这样没错。那阵子我们住在初台的公寓，她只是从早到晚都在爬格子，写些自以为创作的东西。我偷偷看过几回，写在稿纸上的要不是批评老爸的恶言恶语，就是些下流的Se情故事，怎么看都只是她在打发时间罢了。我们每餐都上馆子；除了内衣以外，脏衣服也都送洗；只有偶尔想到时，才会打扫一下房间，所以房子总是脏乱不堪，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老妈虽然靠恨之入骨的老爸的钱过日子，却彻底的放弃了生活。我的老爸死在大陆。听说是因为喝醉酒跟别人打架，肚子上挨了一刀才挂掉的，我们的生活费用一向仰赖老爸，所以老妈从此就没戏唱了。去大陆领回老爸的骨灰后没多久，老妈就开始找工作，可是从来没有自谋生计的老妈无法适应上班的生活，一直找不到工作。当时只觉得我们母子俩饿死只是迟早的问题。在一筹莫展的情况下，只得到了一个结论——老妈去向她恨到骨子里的台湾人圈子求援。她认为自己之所以会落得这种下场，都是因为这些无可救药的台湾人给她带来这些打击的缘故，加上她也认为他们有义务为身为半个台湾人的我尽点心力。
  在我十三岁那年，老妈提着两只皮箱，带着手抱特大号手提袋的我，搬离了初台，就这样找上了歌舞伎町的杨伟民。当时的杨伟民气色比现在好多了，身子也胖得不能再胖。他带着夸张的笑容迎接我们，他对老爸的死感到十分遗憾，还说老爸就像是他自己的亲生儿子一样，所以他也不会把我们当外人。当时杨伟民的药房就已经不太干净，所以我一时还搞不懂老妈为什么要来投靠这个脏药房的老板，但是没多久我就弄清楚了。杨伟民让老妈当上夜总会的妈妈桑，还给她一栋位于大久保的公寓。老妈只需每天在店里露几次脸，所有的业务都由店经理负责打点，我和老妈把行李搬进了大久保的公寓，当天就成为歌舞伎町的居民。简直就像魔术师的礼帽里，随时可以变出鸽子那么简单。过了几天，杨伟民找白天在歌舞伎町游荡的我谈话。他说我是他的孙子。
  “我们台湾人传统的观念，就是把亲人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你和你母亲现在都是我杨伟民家的人了。你母亲现在是我女儿，而你就是我的孙子。懂了吗？”
  “伯伯是说，我爸是你的儿子吗？”
  杨伟民听我这么说，笑着摇摇头。“血缘上是没什么关系。不过每个台湾人都把彼此当做同胞，就算没有血缘关系，我们也都吃一样的东西，说一样的话，来自同样的故乡。”
  “可是我不会说中国话呀！而且连台湾也没有去过。”
  “可是你的身体里流着台湾人的血，对不对？”
  说着，杨伟民就走进药房里，旋即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是一本中文词典。
  “说来可悲，你母亲认为你爸爸负了她，所以恨透了我们台湾人。我身边有些人知道这件事，所以对你妈妈很没有好感。”
  我默默地凝视着杨伟民的脸孔，完全搞不清楚他在对我说些什么。
  “有时我对你们的照顾也会有疏失，你的任务就是在这种时候保护母亲。假如你能在我这里站稳脚，就没有人敢再说你母亲的闲话了。所以，你一定得先学会说自己的母语才行。”
  我收下了那本中文词典。
  “有空的时候就来找我吧！我会教你说北京话，有空就自己翻翻这本词典。”
  “知道啦！”
  杨伟民眯着眼睛，搔了搔我的头发。“这才乖，健一。你的日本名字是高桥健一，可是你爸爸姓刘。以后有自己人问你叫什么名字，就说你叫刘健一吧！”
  杨伟民随手抓起一张纸，写上刘健一三个字，我马上被这三个字迷住了。这个以我不熟悉的北京话吟出来的名字，让我感到自己仿佛在一瞬间变成异国的居民。我本来只是个不起眼的可怜虫，在其他小孩子面前，只能拼命地隐瞒自己身上流着台湾人血液的事实，一心期望自己不要太引人瞩目。可是自从我获得了这个新名字之后，展现在我眼前的世界，就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
  “伯伯，我会努力的。”
  “别叫我伯伯，叫我爷爷。”
  “知道了啦！爷爷。”
  那时，我高兴得想跳起来。可是，这一切都是个骗局。不仅是老妈，连我也没有成为杨伟民的亲信。我拼命学习北京话。因为我的努力，几个月后，我和不会说日语的台湾人也比较能交谈了。可是这时我才发现，杨伟民的亲信在谈论不希望我听到的事时，会用台语闽南语。北京话和台语的差别，简直就像是英语和法语一样。可是我还是天真地认为杨伟民有天也会教我说台语。
  不过我学习台语的机会终究没有来临。
  6
  在东方大道的一角，24小时营业的超市斜对面，有一条小巷子，两旁被贩卖强精剂以招来嫖客的药房，以及黑帮经营的声色场所占据，好笑的是，这条小巷子叫做中央街——我开的店就在巷子里。这一栋战后盖的三层古老木造房屋，一楼是卖烤鸡串的，上面两层是我的店。虽然在烤鸡串店门口旁“加勒比海”的荧光招牌昭告着店名，但那扇过分坚固的铁门上不仅没有招牌，就连窗户也没有，只贴了一张朴素的牌子，上面写着会员制。被招牌吸引而来的醉汉在看到这张牌子时，多半就放弃了光顾的念头。这一带毕竟也算是非之地，再加上单凭加勒比海这块招牌，也看不出这究竟是家怎样的店，所以不是熟客是绝对不会上门的。
  我按下藏在门边的对讲机按钮，没多久就传来了志郎的声音：“马上开门。”同时也听到了电动门锁打开的金属声。
  我接手这家店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装了这扇门。有了这扇厚重的铁门，就算是手持青龙刀的福建人要闹事，也别想闯进来，二楼窗外还装有一台可以监控大门附近的隐藏式摄影机。每当有人按对讲机时，我或志郎就可以透过监视器决定要不要开门。虽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至少可以让我们掌握些许逃命的时间。
  我推开厚重的门，走上了楼梯。狭窄的楼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如果有许多人想同时冲上来是不可能的。已被拆除的左侧墙壁，被改装成可以随时塌下来的置酒棚，若有不速之客驾临时，只要推倒棚上的莱姆酒瓶，再丢进一个打火机，问题就解决了。
  幽暗的店里，播放着震天响的拉丁舞曲，掩盖了攀爬时，老旧楼梯叽叽作响的声音。
  “早。”志郎坐在只能容纳二、三人的小吧台旁的高脚椅上，翻阅着一本杂志。那剃得短短的平头还是那么刺眼，穿在左边鼻孔与耳朵上的别针，在酒店的灯光下闪耀着七彩光芒。假如没看到他那死气沉沉的混浊双眼和黑眼袋，怎么也看不出他已经有三十好几了。
  志郎板着臭脸翻着杂志，我一看就明白了。因为坐在店里的两个客人是二丁目的店倒闭后，常在这里出现的人妖。志郎的心胸并不宽大，对人妖是打从心底讨厌。那两个紧贴在一起的人妖，身体好像要溶作一堆似的，呆滞的眼神漫无目的张望着。
  我用力嗅了一下，周遭闻不到烟味。
  微胖的人妖用假音——这在人妖的圈子里叫做哈士奇音——说道，手像漂浮的海藻似地挥舞着。比较瘦的那个只望了我一眼，马上又回到大麻药性发作的温柔乡里去了。
  “我不是说过不准有人在这里抽大麻吗？”我在志郎的身旁坐下时对他说道。“其他人平常吸些什么我可管不着，可是绝对不准给我带进店里。现在的小鬼随随便便就可以弄到毒品，可是他们只要被吓一吓，嘴巴可就封不住了。我可不想让这些小鬼借用我的店开个毒品派对，让条子不费吹灰之力就找上门来。”
  “别闹了，不要立刻就怪到我的头上嘛！他们俩进来时，就已经是有气无力的了。健一先生既然不常露面，就请不要太唠叨。假如有其他客人会来的话，我非把这种臭人妖痛扁一顿不可。”志郎混浊的双眼虽然发红，但视线还十分尖锐，虽然今天说话时和平常一样夸张地伸长舌头，声音却很清楚。虽说伸出舌头发气音对庞克歌手来说，似乎是不可或缺的技巧，但他把这种技术的磨练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搞得看的人都比他还累。
  因此，我常叫志郎说话时正经点，但他根本连理也不理。有一次我笑他这样看来像个智障，他却凶了回来，要我别再用这种带有歧视的口吻说话，否则他大不了辞职不干了。
  我伸手到吧台边，把伏特加倒进酒杯。“生意如何？”我把冰块扔进酒杯里后，看着志郎问道。
  志郎歪着头比了比人妖的方向，眼神显得十分不悦。加勒比海的来客人数的确是呈下降曲线，而对从晚上七点到天亮时，都得守着这家门可麻雀店的志郎来说，不满的情绪却是反比例上升。不过我早就对他说过，想走的话，随时可以辞职，所以我也只能让他发泄一下不满。
  “有谁打过电话来？”
  “有个奇怪的中国人打来，我没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凝视着盛着伏特加的酒杯，有一股不舒服的感觉从胃里涌上来。
  “大概是个怎样的人？”
  “他问：健一在不在？日语说得烦透了，但还不至于听不懂。我回答说：他不在。他就突然用中国话鬼叫了起来………我懒得理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是富春没错，那个混蛋真的回来了。我一口气喝光了伏特加，只觉得不舒服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我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是恐惧。
  “出了什么事吗？”志郎看出了我的不安。
  “没什么，只是个脑筋有问题的中国人罢了。”我极力压抑住恐惧。虽然碰触着酒杯的手指微微颤抖着，但是并不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