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战局离开了王化贞的掌控，走上了熊廷弼的轨道。
  从王化贞到熊廷弼，从掌控到轨道，这是一个有趣的变化。
  变化的前后有很多不同点，也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错误的。
  虽然敌情十分紧急，城池空虚，但此时明军主力尚存，若坚定守住，估计也没什么问题。可是熊先生来了牛脾气，不由分说，宁远也不守了，把辽东的几十万军民全部撤回关（山海关）内，放弃了所有据点。
  熊大人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做到了无数敌人、无数汉奸、无数叛徒想做却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事实上，他已放弃整个辽东。
  自明朝开国以来，稳固统治两百余年的辽东，就这么丢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熊廷弼都没有理由、没有借口、没有道理这样做。
  但是他做了。
  我认为，他是为了一口气。
  当初不听我的话，现在看你怎么办？
  就是这口气，最后要了他的命。
  率领几十万军民，成功撤退的两位仁兄终于回京了，明朝政府对他们俩的处理，是相当一视同仁的——撤职查办。
  无论谁对谁错，你们把朝廷在辽东的本钱丢得精光，还有脸回来？这个黑锅你们不背，谁背？
  当然，最后处理结果还是略有不同，熊大人因为脾气不好，得罪人多，三年后（天启五年）就被干掉了。
  相对而言，王大人由于关系硬，人缘好，又多活了七年，崇祯五年才正式注销户口。
  对于此事，许多史书都说，王化贞死得该，熊廷弼死得冤。
  前者我同意，后者，我保留意见。
  事实上，直到王化贞逃走后的第三天，努尔哈赤才向广宁进发，他没有想到，明军竟然真的不战而逃，而且以他的兵力，并不足以占据辽东。
  然而当他到达广宁，接受孙得功投降之时，才发现，整个辽东，已经没有敌人。
  因为慷慨的熊蛮子，已把这片广阔的土地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
  白给的东西不能不要，于是在大肆抢掠之后，他率军向新的目标前进——山海关。
  可是走到半路，他发现自己的算盘打错了。
  因为熊蛮子交给他的，不是辽东，而是一个空白的辽东。
  为保证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熊先生干得相当彻底，房子烧掉，水井埋掉，百姓撤走，基本上保证了千里无鸡鸣，万里无人烟。
  要这么玩，努尔哈赤先生就不干了，他辛苦奔波，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抢东西，您把东西都搬走了，我还去干嘛？
  而且从广宁到山海关，几百里路空无一人，很多坚固的据点都无人看守，别说抢劫，连打仗的机会都没有。
  于是，当军队行进到一个明军据点附近时，努尔哈赤决定：无论这些地方有多广袤，无论这些据点有多重要，都不要了，撤退。
  努尔哈赤离开了这里，踏上了归途，但他不会想到，自己已经犯下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因为四年之后，他将再次回到这里，并为争夺这个他曾轻易放弃的小地方，失去所有的一切。
  这个他半途折返的地点，叫做宁远。
  堪与匹敌者，此人也
  自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起兵以来，短短三年时间，抚顺、铁岭、开原、辽阳、沈阳，直至整个辽东，全部陷落。
  从杨镐、刘綎到袁应泰、王化贞、熊廷弼，不能打的完了，能打的也完了，熊人死了，牛人也死了。
  辽东的局势，说差，那是不恰当的，应该说，是差得不能再差，差到官位摆在眼前，都没人要。
  比如总兵，是明军的高级将领，全国不过二十人左右，用今天话说，是军区司令员。要想混到这个职务，不挤破头是不大可能的。
  一般说来，这个职务相当安全，平日也就是看看地图，指手划脚而已。然而这几年情况不同了，辽东打仗，明朝陆续派去了十四位总兵，竟然全部阵亡，无一幸免。
  总兵越来越少，而且还在不断减少，因为没人干，某些在任总兵甚至主动辞职，宁可回家种田，也不干这份工作。
  但公认最差的职业，还不是总兵，是辽东经略。
  总兵可以有几十个，辽东经略只有一个。总兵可以不干，辽东经略不能不干。
  可是连傻子都知道，辽东都没了，人都撤回山海关了，没兵没地没百姓，还经略个啥？
  大家不是傻子，大家都不去。
  接替辽东经略的第一人选，是兵部尚书张鹤鸣，天启为了给他鼓劲，先升他为太子太保（从一品），又给他尚方宝剑，还亲自送行。
  张尚书没说的，屁股一拍，走了。
  走是走了，只是走得有点慢，从京城到山海关，他走了十七天。
  这条路线上星期我走过，坐车三个钟头。
  张大人虽说没车，马总是有的，就两百多公里，爬也爬过去了。
  这还不算，去了没多久，这位大人又说自己年老力衰，主动辞职回家了。
  没种就没种，装什么蒜？
  相比而言，接替他的宣府巡抚就好得多了。
  这位巡抚大人接到任命后，连上三道公文，明白跟皇帝讲：我不去。
  天启先生虽说是个木匠，也还有点脾气，马上下达谕令：不去，就滚（革职为民，永不叙用）。
  不想去也好，不愿去也好，替死鬼总得有人当，于是，兵部侍郎王在晋出场了
  王在晋，字明初，江苏太仓人。万历二十年进士。这位仁兄从没打过仗，之所以让他去，是因为他不能不去。
  张尚书跑路的时候，他是兵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署部事），换句话说，轮也轮到他了。
  史书上对于这位仁兄的评价大都比较一致：什么废物、愚蠢，不一而同。
  对此，我都同意，但我认为，他至少是个勇敢的人。
  明知是黑锅，依然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地去背，难道不勇敢吗？
  而他之所以失败，实在不是态度问题，而是能力问题。
  因为他面对的敌人，是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明朝最可怕的敌人，战场应变极快，骑兵战术使用精湛，他的军事能力，可与大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名将相媲美。
  毫无疑问，他是这个时代最为强悍、最具天赋的军事将领，之一
  他或许很好，很强大，却绝非没有对手。
  事实上，他宿命的克星已然出现，就在他的眼前——不只一个。
  王在晋到达辽东后，非常努力，非常勤奋，他日夜不停地勘查地形，考量兵力部署，经过几天几夜的刻苦专研，终于想出了一个防御方案。
  具体方案是这样的，王在晋认为，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为了保证防御纵深，他决定再修一座新城，用来保卫山海关，而这座新城就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八里铺。
  王在晋做事十分认真，他不但选好了位置，还拟好了预算，兵力等等，然后一并上交皇帝。
  天启皇帝看后大为高兴，立即批复同意，还从国库中拨出了工程款。
  应该说，王在晋的热情是值得肯定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创意是值得鼓励的，而全盘的计划，是值得唾弃的。
  光守山海关是不够的，因为一旦山海关被攻破，京城就将毫无防卫，唾手可得，虽说山海关沿线很坚固，很结实，但毕竟是砖墙，不是高压电网，如果努尔哈赤玩一根筋，拼死往城墙上堆人，就是用嘴啃，估计也啃穿了。
  在这一点上，王在晋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这也是他唯一正确的地方，除此之外，都是胡闹。
  哪里胡闹，我就不说了，等一会有人说。
  总之，如按此方案执行，山海关破矣，京城丢矣，大明亡矣。
  对于这一结果，王在晋不知道，天启自然也不知道，而更多的人，是知道了也不说。
  就在一切几乎无可挽回的时候，一封群众来信，彻底改变了这个悲惨的命运
  这封信是王在晋的部下写的，并通过朝廷渠道，直接送到了叶向高的手中，文章的主题思想只有一条：王在晋的方案是错误的。
  这下叶大人头疼了，他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菜鸟，想来想去，这个主意拿不了，于是他跑去找皇帝。
  可是皇帝大人除了做木匠是把好手，基本都是抓瞎，他也吃不准，于是，他又去找了另一个人。
  天惊地动，力挽狂澜，由此开始。
  “夫攻不足者守有余，度彼之才，恢复固未易言，令专任之，犹足以慎固封守。”
  这句话，来自于一个人的传记。
  这句话的大致意思是：以此人的才能，恢复失去的江山，未必容易，但如果信任他，将权力交给他，稳定固守现有的国土，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至高无上的评价。
  因为这句话，出自于《明史》。说这句话的人，是清代的史官。
  综合以上几点，我们可以认定，在清代，这是一句相当反动的话。
  因为它的隐含意思是：
  如果此人一直在任，大清是无法取得天下的。
  在清朝统治下，捧着清朝饭碗，说这样的话，是要掉脑袋的。
  可是他们说了，他们不但说了，还写了下来，并且流传千古，却没有一个人，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因为他们所说的，是铁一般的事实，是清朝统治者无法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他们还用一种十分特殊的方式，表达了对此人的崇敬。
  在长达二百二十卷、记载近千人事迹的明史传记中，无数为后人熟知的英雄人物，都要和别人挤成一团。
  而在这个人的传记里，只有他自己和他的子孙。
  这个人不是徐达，徐达的传记里，有常遇春。
  不是刘伯温，刘伯温的传记里，有宋濂、叶琛、章溢。
  不是王守仁，王守仁的传记里，还搭配了他的门人冀元亨。
  也不是张居正，张大人和他的老师徐阶、老对头高拱在一个传记里。
  当然，更不是袁崇焕，袁将军住得相当挤，他的传记里，还有十个人。
  这个人是孙承宗。
  明末最伟大的战略家，努尔哈赤父子的克星，京城的保卫者，皇帝的老师，忠贞的爱国者。
  举世无双，独一无二。
  在获得上述头衔之前，他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一个讨生活的教师，一个十六年都没有考上举人的落魄秀才。
  嘉靖四十二年（1563），孙承宗出生在北直隶保定府高阳（今河北省高阳县）。
  生在这个地方，不是个好事。
  作为明朝四大防御要地，蓟州防线的一部分，孙承宗基本是在前线长大的。
  这个地方不好，或者说是太好，蒙古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女真人强大的时候，经常来，后来改叫金国，也常来，来抢。
  来一次，抢一次，打一次。
  这实在不是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别的小孩都怕，可孙承宗不怕。
  非但不怕，还过得特别滋润。
  他喜欢战争，喜欢研究战争，从小，别人读四书，他读兵书。成人后，别人往内地跑，他往边境跑，不为别的，就想看看边界。
  万历六年（1578），保定府秀才孙承宗做出了一个决定——外出游学。这一年，他十六岁。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孙秀才游历四方，努力向学，练就了一身保国的本领。
  当然，这是史料里正式的说法。
  实际上，这位仁兄在这十几年来，大都是游而不学，要知道，他当年之所以考秀才，不是为了报国，说到底，是混口饭吃，游学？不用吃饭啊？
  还好，孙秀才找到了一份比较好的工作——老师，从此，他开始在教育战线上奋斗，而且越奋斗越好，好到名声传到了京城。
  万历二十年（1592），在兵部某位官员的邀请下，孙秀才来到京城，成为了一位优秀的私人教师。
  但是慢慢地，孙秀才有思想活动了，他发现，光教别人孩子是不够的，能找别人教自己的孩子，才是正道。
  于是第二年（1593），他进入了国子监，刻苦读书，再一年后（1594），他终于考中了举人，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一般说来，考上举人，要么去考进士，要么去混个官，可让人费解的是，孙举人却依然安心当他的老师，具体原因无人知晓，估计他的工资比较高。
  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奇怪的决定，导致了他奇特的人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孙承宗的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