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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里面不只是一个罪犯，放射性主要集中于沥青铀矿的两个化学部分里面。居里先生和夫人认为这是有两种不同的新物质存在的迹象。到１８９８年７月，他们已经可以宣布发现了这两种物质之一。
  比埃尔对他的年轻的夫人说　：“你应该给‘它’定一个名字！”
  这个原叫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物理学家，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她的心转向那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的祖国，她隐隐约约地想到，这件科学大事将会在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等压迫者的国家发表，于是她想把这种元素定名为“钋”，　因为“钋”元素的名词Ｐｏｌｏｎｉｕｍ的词根与波兰国名的词根相同。
  在１８９８年７月科学院的《论文汇编》里，人们读到下面这一段：“我们相信我们从沥青铀矿中提取的物质，含有一种尚未受人注意的金属，它的分解特性与铋相近。如果这种新金属的存在确定了，我们提议把它定名为钋，这个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国名。”
  这个名称的选定可以证明，玛丽虽然已经成了一个法国人和物理学家，并没有背弃她青年时期的热情。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点：她提交科学院的文章《论沥青矿中所含的放射性新物质》还没有在《论文汇编》上发表之前，玛丽已经把原稿寄回祖国一份，交给她从前作初步试验的工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主任约瑟夫·柏古斯基。差不多在巴黎发表的同时，这篇文章在华沙的一个叫做《斯维阿特罗》的画报月刊上发表了。
  玛丽和比埃尔·居里，还有一个合作者　G·贝蒙一同给科学院写报告，在１８９８年１２月２６日会议的《论文汇编》上发表。这篇报告宣布沥青铀矿里有第二种放射性化学元素存在。
  下面是这篇报告里面的几行：“上述各种理由使我们相信，这种放射性的新物质里含有一种新元素，我们提议给它定名为镭。
  这种放射性新物质的确含有很大一部分钡，虽然如此，它的放射性仍是很可观，足见镭的放射性一定是大极了。“
  钋和镭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放射性物体的自发放射如何解释？这种发现动摇了全部已得概念，并且与已经根深蒂固的物质观念相反。因此，物理学家要保持谨慎态度，他们对于比埃尔和玛丽·居里的工作极感兴趣，但是还要等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再表示意见。
  化学家的态度甚至更不含糊。依照定义，化学家对于一种新物质只有在看见了它，接触了它，称过它，检查过它，用酸加以对比，把它放在瓶子里，并且确定了它的“原子量”时，才相信它的存在。
  直到现在，没有人看见镭，没有人知道它的原子量；因此，忠于原则的化学家的结论是　：“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把镭指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们。”
  为了要把钋和镭指给不相信的人看，为了要向世界证实他们的“孩子”的存在，也为了要使自己完全有把握，居里先生和夫人还须工作四年。
  他们的目标是要取得纯镭和纯钋。在这两个学者已经提炼成的放射性最强的产物中，这两种物质仍只有不易觉察的痕迹。
  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学生生活中最愉快的时期，是在顶楼里度过的；玛丽·居里现在又要在一个残破的小屋里，尝到新的极大的快乐了。这是一种奇异的新的开始，这种艰苦而且微妙的快乐无疑地在玛丽以前没有一个妇女体验过，两次都挑选了最简陋的布景。
  娄蒙路的棚屋工作室，可以说是不舒服的典型。
  在夏天，因为棚顶是玻璃的，棚屋里面燥热得像温室。
  在冬天，简直不知道是应该希望下霜还是应该希望下雨，若是下雨，雨水就以一种令人厌烦的轻柔的声音，一滴一滴地落在地上，落在工作台上，落在这两个物理学家的标上记号永不放仪器的地方；若是下霜，就连人都冻僵了。没有方法补救。那个炉子即使把它烧到炽热程度，也令人完全失望，走到差不多可以碰着它的地方，才能感受一点暖气，可是离开一步，立刻就回到寒带去了。
  不过，玛丽和比埃尔要习惯室外的严寒，这也是很需要的。他们的微不足道的设备，没有把有害气体放出去的叫做“通风罩”的装置，而且大部分炼制工作必须在院子的露天里进行。每逢骤雨猝至，这两个物理学家就狼狈地忙把设备搬进棚屋，大开着门窗让空气流通，以便继续工作，而不至于被烟窒息。
  从１８９８年到１９０２年，居里先生和夫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第一年里，他们共同从事镭和钋的化学离析工作，并且研究他们所得到的活性产物的放射性。不久，他们认为分工的效率比较高，比埃尔·居里便试着确定镭的特性，以求熟悉这种新金属。
  玛丽继续炼制，提取纯镭盐。
  在这种分工中，玛丽选了“男子的职务”，　做的是壮汉的工作。她的丈夫在棚屋里专心作细致的实验。
  玛丽在院子里穿着满是尘污和酸迹的旧工作服，头发被风吹得飘起来，周围的烟刺激着眼睛和咽喉，她独自一个人操纵一个工厂。
  但是镭要保持它的神秘性，丝毫不希望人类认识它。玛丽从前很天真地预料沥青的残渣里有含有百分之一的镭，那个时期哪里去了？这种新物质的放射性极强，极少量的镭散布在矿石中，就是一些触目的现象的来源，很容易观察或测量。最困难的，不可能的，乃是离析这极小的含量，使这与它密切混合着的杂质分离开来。
  工作日变成了工作月，工作月变成了工作年。比埃尔和玛丽没有失掉勇气。这种抵抗他们的材料迷住了他们。他们之间的柔情和他们智力上的热情，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在这个木板屋里过着“反自然”
  的生活，他们彼此一样，都是为了过这种生活而降生的。
  这种放射性的新科学的发展有了一个惊人的开端，居里夫妇现在需要合作者。直到这时候，只有一个叫作伯第的实验室工人偶尔来帮一点忙。这个勇敢的人，在他工作钟点以外的时间，由于他个人的热心，差不多秘密地来与他们一起工作。但是他们现在需要杰出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发现在化学领域内有重要的进展，这是必须专心加以研究的，他们愿意与有能力的研究者合作。
  玛丽仍继续一公斤一公斤地炼制沥青铀矿的残渣，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前后几次给她运来了好几吨这样的残渣。幸亏她有过人的耐性，四年来她每天同时是学者，是专业工人，是技师，也是苦力。而仗着她的脑力和体力，棚屋里的旧桌子上放着越来越浓缩的产物，所含的镭越来越丰富。
  居里夫人即将达到目的；她已经不必站在浓烟弥漫的院子里注视那装满熔化材料的大锅。把那些放射性很强的溶液提纯，并把它们“分离结晶”的阶段到了，现在应该有很洁净的地方，应该有防寒、防热、防污极佳的仪器！这个简陋的棚屋，到处通风，铁屑和煤灰飞扬，混到小心提净的产物中去，使玛丽很失望。这种事情每天必有，费去她许多时间和精力，使她很伤心。
  这种无休无止的奋斗，使比埃尔极为疲倦，他几乎要放弃它。他不是想放弃研究镭和放射性，但是他很愿意暂时放弃这项特定的工序：提炼纯镭。种种困难似乎无法克服。他们不能等将来在较好的条件下再继续这项工作么？他注重各种自然现象的意义，甚于注意它们的具体现实状况；他看见玛丽用尽力量所得的有限结果，觉得烦恼，劝她暂时休战。
  他没有把他的夫人的性格估计在内。玛丽想离析镭，就一定要把它离析出来。她轻视疲倦，轻视困难，甚至于视轻她自己在知识上的欠缺；这种欠缺使她的工作更为复杂。无论如何，她还只是一个很年轻的学者，没有比埃尔由二十年工作中得来的广泛知识；有时候遇着她不大知道的现象或方法，还必须赶紧搜集资料。
  毫无关系！在她那饱满的前额下面，闪射着顽强的目光；她在她的仪器旁，在她的烤钵旁坚持着。
  １９０２年，在居里夫妇宣布镭可能存在之后４５个月，玛丽终于打胜了这场消耗战：她提炼出一分克纯镭，并且初步测定了这一新物质的原子量为二二五。
  那些不肯相信的化学家不得不在这些事实面前低头；不得不在一个妇女的过人的顽强性格面前低头。
  镭正式存在了。
  几个月以来使比埃尔和玛丽入迷的镭的真相，实际上比他们以前天真地希望着的样子还要可爱。镭不只有“美丽的颜色”，　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的荧光的轮廓闪耀在夜里的黑暗中。
  她小心翼翼找到一张有草垫的椅子，坐下了。在黑暗中，在寂静中，两个人的脸都转向那些微光，转向那射线的神秘来源，转向镭，转向他们的镭！玛丽的身体前倾，热烈地望着，像观看她那睡着了的小孩那样投入。
  她的同伴用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头发。
  她永远记得看荧光的这一晚，永远记得这种神仙世界的奇观。
  比埃尔和玛丽若是能够在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把他们的力量完全用于对付自然的引人入胜的奋斗，这两个研究者的生活一定是完全快乐的。可惜他们还须作别种奋斗，而在那些奋斗中他们并不是胜利者。
  为了五百法郎一月的工资，比埃尔在理化学校里每年须授课一百二十小时，并且指导学生做实验。在他的研究工作之外，又加上了这种令人疲倦的教学工作。在居里夫妇没有小孩的时候，五百法郎足够家用；但是自从生了伊雷娜之后，雇了一个女仆和一个奶妈，他们的预算因此增加很多。比埃尔和玛丽开始奋斗，他们必须找到新进款。
  这两个大学者，为了想得到他们缺少的一年两三千法郎，作了一些拙劣而且不幸的尝试。
  比埃尔·居里在十月离开工艺学校，换了一个报酬比较高的工作，在居维埃路索尔本附设的P．C．N．学部任教。玛丽也尽她的一部分责任，申请到凡尔赛附近赛福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该校副校长给她送来了聘书。
  他们不再希望过不那么艰苦的生活了。居里夫妇渴望的实验室既不能有，也就满足于在棚屋里进行实验；而他们在那个小木板屋里度过的积极工作的时光，聊可安慰他们在其他方面遭到的挫折。他们仍继续教学，心甘情愿地做去，毫无怨恨。许多年轻的小伙子感谢比埃尔，记得他教的课极生动，极清楚。有许多赛福尔女生对于科学的喜爱是玛丽培养的，这个拥有金色头发的教授的斯拉夫语音，把高深的论证讲得娓娓动听。
  研究和工作使他们疲于奔命，废寝忘餐。玛丽从前规定的“正常”生活规则，以及烹饪治家的成绩，都被忘记了。这对夫妇并不意识到自己的愚蠢，仍旧使用着而且过度地耗费着他们那日渐衰退的体力。有许多次，比埃尔因为四肢突发不能忍受的剧痛，不得不卧床休息。玛丽有紧张的神经支持着，还不显衰弱。
  她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因为她已经用轻蔑疾病和随随便便的日常生活，克服了她的亲属为她担心的结核病。但是从那本她按时记下自己的体重的小笔记本里，可以看出她的体重每星期减轻，在棚屋里过了四年，玛丽减了七公斤。他们的朋友常说她脸太苍白，气色不好；有一个青年物理学家甚至于给比埃尔·居里写了一封信，请他爱惜玛丽的身体，并且自己保重。
  他这封信是居里夫妇的生活情况和为事业献身情况的惊人写照。
  比埃尔和玛丽对于劝告和责备总是天真地回答说：“但是我们有休息时间，我们夏天休假。”
  居里夫妇在１８９９年作了一次远游，这次远游使他们很快乐。玛丽结婚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不是到华沙，而是到奥属波兰，到德卢斯基夫妇建立疗养院的察科巴纳。一群很亲密的人，就住在离泥瓦工工场很近的“埃瑞公寓”里。斯可罗多夫斯基教师也来了，他仍很灵活，这次看到他的四个儿女，四家人家聚在一处，这种福气使他返老还童了。时光过得多么快呀！
  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华沙为当家庭教师而奔走，好像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现在约瑟夫是著名的医生，有妻子女儿；布罗妮雅同卡西密尔创立了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