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富于表情的炯炯目光和他那颀长身材的洒脱风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而他那略显迟缓而且审慎的言谈，他的质朴，他那既庄重而又活泼的微笑，引人信任。我们开始谈话，不久就很投缘；谈话的题目是一些科学问题，我乐于征询他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这是玛丽后来用单纯而且略带羞涩的语句，描写他们在１８９４年年初第一次会面的情形。事情起于一个波兰人。他叫科瓦尔斯基先生，福利堡大学的物理教授，同他的妻子旅居法国，玛丽以前在斯茨初基同这位夫人相识。这是他们的密月旅行，也是科学旅行。科瓦尔斯基先生在巴黎举行几次讲座，并且参加物理学会的集会。他一到巴黎就打电话叫玛丽，并且友善地询问她的近况如何。这个女学生对他诉说她目前的忧虑，全国工业促进协会约请她研究各种钢铁的磁性。她已经在李普曼教授的实验室里开始研究；但是她必须分析各种矿物，并且收集各种金属的样品。
  这要用一种复杂的设备，而那个实验室已经太满，容不下她的设备。玛丽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在哪里做她的试验。
  约瑟夫·科瓦尔斯基考虑了一会，对她说　：“我有一个主意，我认识一个很有才能的学者，他在娄蒙路理化学校工作，也许他那里能有一间供他支配的房间。无论如何，他至少可以给你出个主意。你明天晚上晚餐后到我们家里来喝茶。我请这个年青人来，你也许知道他的名字，他叫比埃尔·居里。”
  这是平静的一晚。在那对青年夫妇的安静寓所里，立刻有一种好感，使这个法国物理学家和这个波兰女物理学家彼此接近。
  比埃尔·居里有一种很特殊的魅力，这种力量来自他的庄严和温雅的洒脱风度。他的身材颇高，衣服剪裁得肥大，不甚入时，穿在身上宽大了些，可是显得很合适，无疑地，他颇有天然的优雅。他的手很长，很敏感。他那粗硬的胡须使他端正而且很少变化的脸显得长一点；他的脸很好看，因为他的眼睛很温和，眼神深沉、镇静，不滞于物，真是无可比拟。
  虽然这个人总是沉默寡言，从来不高声说话，却不能不使人注意到他所表现的才智和个性。在卓越的智力并不总是与道德价值结合在一起的文明中，比埃尔·居里差不多是唯一的表现人性的典范，他既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又是一个高尚的人。
  他们的谈话起初很空泛，不久就成了比埃尔·居里和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两个人之间的科学对话。
  玛丽尊敬地问比埃尔一些问题，听取他的意见；他也叙述他的计划，描述那使他惊奇的结晶学的现象，他此刻正在探索它的规律。这个物理学家想到，用术语和复杂公式对一个女子谈自己喜欢的工作，而看见这个可爱的青年女子兴奋起来，能够了解，甚至于还正确、敏锐地讨论某些细节，这是何等稀奇这是何等快乐啊！
  他看玛丽的头发，看她那饱满的前额，看她那为实验室中的各种酸和家务工作而受到损伤的手；她的娴雅使她迷惑，而毫不装模作样使她更显动人。他记起主人请他来和这个青年女子见面的时候，对他说过一些关于她的事　：“她在上火车到巴黎来之前工作了好几年，她没有钱，她独自在一个顶楼住着”
  他问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　：“你将永远住在法国么？”自己也不大明白为什么会这样问。
  玛丽的脸上罩上了一层阴影，用她那悦耳的声音回答说：“当然不。今夏我若能考上学位，就回华沙。我愿意在秋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够。将来我要在波兰当教师，设法使自己有点用处。波兰人没有权利抛弃自己的祖国。”
  科瓦尔斯基夫妇加入谈话，话锋就转向俄国压迫所造成的痛苦情况。这三个离乡背井的人追怀故土，交换他们的亲朋的消息。比埃尔·居里惊讶地听着玛丽谈她的爱国责任，不知所以地觉得不满意。
  他是个一心只想物理学的物理学家，他想象不出这个具有特殊天赋的青年女子，怎么会想到科学以外的事；而她的前途计划，怎么会是要用她的力量去抵抗沙皇政府。
  他愿意再和她见面。
  他是一个有天才的法国学者，虽然在国内几乎默默无闻，但是已经深为国外同行所推重。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５日他生在巴黎的居维埃路，他是欧仁·居里大夫的次子，祖父也是医生。这一家原籍阿尔萨西亚，是新教徒，原是不大的资产阶级人家，传过几代之后，成为知识分子和学者。比埃尔的父亲为了生活不得不行医，但是他极热心科学研究，做过巴黎博物馆实验室里的助手，而且写过一些关于结核接种的著作。
  比埃尔·居里１６岁就是理科业士，１８岁是理科学士，１９岁就被任命为巴黎大学理学院德山教授的助手，一直当了５年。他和他的哥哥雅克一起做研究工作，　雅克也是一个学士　，也在索尔本当助手；不久这两个青年物理学家就宣布发现一种重要的现象“压电效应”，　而且他们的实验工作使他们发明了一种有许多用处的新仪器，叫做压电石英静电计，能把微量的电流，精确地测出来。
  几个月过去了，随着彼此的尊崇、钦慕和信任的增长，友谊增加了，亲密的程度加深了。比埃尔·居里已经成为这个极聪明、极颖悟的波兰女子的俘虏，他服从她，听从她的劝告，不久就被她鞭策和激励得摆脱了自己的懒散，写出了有关磁性的著作，并且交出了一篇极好的博士论文。
  玛丽相信自己是自由的，她似乎无意听这个学者不敢说出来的决定性的话。
  有一晚，他们又聚会在佛扬替纳路的屋子里，这也许是第十次了。那时正在６月中，将近黄昏时候，天气很好。桌子上，在玛丽预备不久应考用的数学书籍旁边，有一瓶白雏菊花，这是比埃尔和玛丽一起出去散步时采回来的。
  比埃尔又有几次谈到将来，他请求玛丽作他的妻子，但是这一步却不利。嫁给一个法国人，永远离开自己的家，放弃爱国活动，抛弃波兰，在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看来，这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叛国行为。她不能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做！她已经出色地通过了考试，现在应该回华沙，至少去过夏天，也许永远不再离开。她答应与这个青年学者保持友谊——这已经不能使他满意了，此外没有许下他什么，让他失望着，她上了火车。
  他的心随着她走，他愿意到瑞士去会她，因为她的父亲到瑞士去接她，要同她一起在那里过几个星期；或者是到波兰——他嫉妒的波兰去会她，然而这办不到于是他由远处继续写信请求她。在夏天几个月里，无论玛丽在什么地方——在克瑞塔兹、勒姆堡、克拉科夫、华沙总有一些字迹很拙而且很孩子气的信，写在便宜的信纸上，发信地址是理化学校，送到她那里去，试着说服她，引她回法国，告诉她比埃尔·居里在等她。
  １０月了，比埃尔·居里心里满怀幸福；玛丽已如约回到巴黎。人们在索尔本的课堂和李普曼的实验室里又看见了她。不过这一年，她相信是她在法国的最后一年——她不再住在拉丁区了。布罗妮雅在沙透敦路３９号开设了一个诊所，给玛丽一间与诊病室接连的房子。因为德卢斯基一家住在拉维垒特路，布罗妮雅只白天到这里来，玛丽可以安静地工作。
  在这所阴暗而且有点郁闷的住房里，比埃尔重复提出他那柔情脉脉的要求，他的倔强并不下于玛丽，只是方式不同！他和他的未来的妻子有同样的信念，只是更加完整，更加纯洁，毫无混杂成分。科学是他的唯一目标。他把感情的活动与思想上的主要愿望融合一起，所以他爱的经历是奇特的，几乎令人难以置信。这位学者倾心玛丽是受到爱情的驱使，同时也是出于更加高尚的需要。
  玛丽对布罗妮雅谈到她的迟疑，谈到比埃尔对她提出的自己移居国外的建议。她觉得没有接受这种牺牲的权利，但是比埃尔竟会有这种念头，使她大为不安。
  比埃尔知道这个青年女子对德卢斯基说到他了，就试图从这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他遇见过布罗妮雅几次，就自己去找她，争取到了布罗妮雅的全面支持；他请她和玛丽到梭镇他的父母家里去。居里大夫的夫人把布罗妮雅引到一旁，用恳切动人的语调请她在她的妹妹跟前出力成全。
  还须再过十个月，这个固执的波兰女子才肯答应和他结婚。
  玛丽写信给她的朋友卡霁雅，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她：“等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玛妮雅已改姓了。
  我将与去年我在华沙对你谈到的那个人结婚，从此不得不永居巴黎，我觉得很难过，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命运注定我们彼此很深地依恋着，注定我们不能分开。“
  比埃尔到玛丽的住所去接她。她们须在卢森堡车站乘车到梭镇，他们的父母都在那里等他们。他们在灿烂的阳光之下，坐在公共马车的顶层上，走过圣米雪尔大道。
  走过索尔本的时候，在大学理学院门口，玛丽把她的伴侣的胳膊握得更紧一点，且看到他的眼神是那么明亮，那么平静。
  比埃尔和玛丽的共同生活，在开始的日子里是很别致的他们骑着有名的自行车，在法兰西岛区的路上漫游；用载物架上的皮带紧紧捆了几件衣服，因为那一夏多雨还不得不买两件胶布长斗篷。他们坐在树林中空地的苔藓上，吃一点面包、干酪、梨、樱桃当作午餐。每晚随便到一个陌生的客店里去投宿，在那里他们能喝很浓的热汤。他们独处于田野之夜的虚假的沉寂中，时常有远处的犬吠、鸟的低鸣、猫的狂叫和地板的引人注意的吱嘎声冲破这种沉寂。
  他们想探查丛林或岩石时，就暂时中止自行车旅行，而去散一次步。比埃尔极爱乡村，毫无疑问，他的天才需要这种安静的长久散步，散步的平均节奏有利于他进行思考。
  １８９５年夏天的几次旅游　——　“新婚旅游”，比他以前的旅游更甜蜜，爱情增加了这些旅游的美丽，并且加强了它们的乐趣。这一对夫妇只花几法郎付村里的房钱，踩几千下自行车的脚蹬，就可以过几天几夜的神仙生活，就可以享受只有两个人在一起的宁静的快乐。
  快到八月半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在商提宜附近一个别墅里住下了。这个别墅也是布罗妮雅发现的，她把这个幽静的住处租了几个月。同比埃尔和玛丽一起住在这里的，还有老德卢卡夫人、卡西密尔、布罗妮雅、他们的女儿艾兰娜——绰号叫“禄”。　斯可罗多夫基教师和海拉已经延长了留在法国的期限，也住在这里。这所颇有诗意的房子，藏在树林中，与外面隔绝，树林里满是野鸡和野兔，地上盖满了铃兰花的叶子，真是可爱极了；而住在里面的两个民族、老少三代人的情谊，也真是好极了比埃尔·居里得到了他的妻族的永久爱慕。他同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谈科学，同小“禄”很严肃地交谈，小“禄”刚三岁，好看，滑稽，愉快，所有的人都喜欢她。居里大夫和夫人有时由梭镇到商提宜来看他们，大桌子上就又添了两份餐具，话谈得很热烈，由化学说到医学，再说到儿童教育，由社会思想泛论到法兰西和波兰的一般观念。
  这对新婚夫妇在十月搬到格拉西埃尔路２４号去住，这所住房很不舒适，唯一可爱之点，乃是从窗户望去，可以看见一座大花园的树木。
  玛丽和比埃尔根本就不去装饰这三间小屋子。居里大夫提议给他们几件家具，他们不肯要；因为添一件长沙发或一把扶手椅，每天早晨就多一件东西要掸灰尘，在大扫除的日子就多一件东西要擦亮，玛丽办不到，她没有工夫！再说，长沙发和扶手椅有什么用处？这两个人已经商量好不请人聚会也不接待宾客。
  若有讨厌的人爬上五层楼，要到这个小巢来扰乱这对夫妇的生活，走进这间四壁萧然、只有一个书橱和一张白木桌的夫妻工作室，一定会很打兴；桌子一头是玛丽坐的椅子，另一头是比埃尔坐的椅子，桌子上是一些物理学的专门书籍、一盏煤油灯、一把花，此外别无他物。最大胆的客人，看见那两张椅子没有一张是给他预备的，看见比埃尔和玛丽的客气而含着惊讶的目光，也只好快逃一天八小时进行科学研究，两三小时料理家务，这还不够；到了夜晚，玛丽·居里先生在帐薄中“先生费用”和“夫人费用”两个堂皇的栏目下面记上每日支出，然后坐在白木桌的一端，专心预备大学毕业生的职业考试。比埃尔在煤油灯的那一边，埋头制定他在理化学校的新课程的教学大纲。
  婚后第二年，除了玛丽因怀孕而感到不适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