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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布罗妮雅缺少解决这个问题的手段，她太穷了，没有力量为她的妹妹付旅费，不能强迫她的妹妹上火车。后来决定，玛妮雅先履行F　夫人家的聘约，再在华沙住一年。她要在父亲身边生活，她父亲在斯图德西尼茨的职务新近解除了。她可以教课，增加她的积蓄，然后再动身经过了乡间的蛰伏状态和F　家的浮华纷扰之后，玛妮雅又回到她感到亲切的环境中：自己的家，老教师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就在身边，流动大学又对她打开了神秘之门；还有一件无上快乐的，也是极重要的事情：玛妮雅生平第一次进入了实验室！
  在克拉科夫大道６６号，一个种着丁香花的院子的尽头，有一座两层的小建筑，只有极小的窗户透进光线。这个地方夸大地叫做“工农业博物馆”，　这样虚夸而且含糊的名称，是专为哄骗俄国当局的一个外表，因为“博物馆”决不会引人怀疑！在一个博物馆里教波兰青年学科学，谁也不会加以干涉玛妮雅的表兄约瑟夫·柏古斯基，是这里的领导人。
  到夜间很晚的时候，玛妮雅才遗憾地离开静电计、试管和精密天平，回到家里，脱去衣服，在她的窄床上躺下。但是她不能入睡。一种激动人心的兴奋使她睡不着，这种感觉是她从来不曾有过的；她长久以来不明确的使命，现在就像受到一种神秘的命令驱使那样呈现出来。这个青年女子突然感觉到迫不及待，感到烦扰。玛妮雅把“工农业博物馆”的试管拿在她那美丽的巧手里的时候，就神奇地又回到她童年时期的依稀的回忆中了：想到她父亲的那些物理仪器，那些总放在玻璃匣里不动，而且她总想拿来玩的东西。她已经重新结牢了自己的生命之线。１８９１年９月，玛妮雅在喀尔巴阡山的察科巴纳度假，她要在那里与卡西密尔·Z　会面。但是在察科巴纳，两个青年人在山中的两次散步中，已经进行了决定性的交谈。由于那个大学生又对玛妮雅吐露他已说过上百次的犹疑和恐惧，玛妮雅产生了厌烦。
  １８９１年９月２３日，玛妮雅由华沙向布罗妮雅写信，请求到巴黎去使精神恢复平衡。
  不久，被褥已经运走，箱子已经托运，这个旅行者还剩下一些各式各样的粗重包裹，这是她在路上的伴侣：三天在火车上的食物和饮料、坐德国火车时要用的折椅、书籍、一袋糖果、一床毯子
  第三章　巴黎岁月
  玛妮雅刚刚在那浓烟弥漫的巴黎火车站下了火车，那种惯有的奴隶压迫感忽然离开了她，她的肩膀舒展了，心脏和肺叶都觉得舒服，呼吸到自由国度的空气，这在玛妮雅还是头一次。玛妮雅住进了布罗妮雅的家。
  因为她很兴奋，她觉得事事无不稀奇：在行人道上逍遥散步的人们能用他们愿意用的言语说话，是稀奇事；书店能不受限制地卖世界各地的书籍，也是稀奇事而最稀奇的，乃是那些微微斜向市中心的平直大路引着她，走向一所大学敞开的大门。
  这是一所多么著名的大学啊！这所最著名的大学，几世纪以前人们就把它形容作“宇宙的缩影”，　路德说过　：“最著名、最杰出的学校是在巴黎，它叫做索尔本！”
  这次经历简直就是一篇神话，那辆缓慢、颠簸而且寒冷的公共马车，无异于一辆魔车，正把这个可怜的金发公主由她的贫寒住处送到她梦里的宫殿去。
  这辆四轮马车走过塞纳河，周围的东西都使玛妮雅心醉：那条雾蒙蒙的河的两个支流，那些庄严而又优美的岛屿，那些古迹，那些广场，在左边的圣母教堂的那些塔。走上圣米雪尔大道的时候，驾车的马放慢了步伐，一步一步地走着。就是那里！到了！这个女学生拿起她的皮包，提起她那沉重的毛料裙子的裙褶，匆忙中，她不留意撞了邻座的一个人，她羞怯地用迟疑的法国话道了歉。然后，由车顶急急走下梯级，到了街上，脸色紧张，向那座宫殿的铁栅跑去。
  这座知识殿堂中，在１８９１年的时候，样子很特别，六年以来索尔本一直在改建，现在像一条正在换皮的巨蟒。在那很长的、颜色很白的新正面后边，邻近黎塞留时代的老朽建筑的工地上，不断传出鹤嘴锄的撞击声。这种忙乱情况，使学生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别致的混乱。在工程进行中，由一个教室移到另一个教室上课；在圣雅克弃置的旧屋里，不得不设了几个临时实验室。
  这个青年女子，用她一卢布一卢布积蓄起来的一点钱，取得了听课的权利；她可以由布告上的复杂时间表里列着无数课程中，选她愿意听的课。她在那些“实验室”里有了自己的位置；那里有人领导，有人指导，她可以不必盲目摸索着运用各种仪器做简单试验了。玛妮雅现在是理学院的学生了。
  事实上，她已经不再名叫玛妮雅，也不名叫“玛丽亚”了，她在入学注册单上是用法文写的玛丽·斯可罗多夫斯基。但是因为她的同学不会说“斯可罗多夫斯基”这个很难说的字，而这个波兰女子不肯让人随便叫她玛丽，她就很神秘地没有名字。一些年轻人在那个回音很响的走廊里，常常遇着这个女子，衣服穿得朴素寒俭，脸上神气沉静严肃，头发柔软而且光亮；他们都觉得惊讶，转过身来，彼此问着　：“这是谁？”回答总是空泛的　：“这是个外国人她的名字简直没法儿念！上物理课的时候，她永远坐在第一排她不大说话”那帮年轻人都用眼睛追随她，直到她那优美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然后说了一句结论　：“美丽的头发！”
  有很长的时候，索尔本的学生们，只认识他们这个不与人交往的同学的金色头发和斯拉夫式的头。
  但是此刻这位青年女子对这些青年男子不感兴趣。
  她被几个严肃的先生迷住了，这些人的头衔是“最高学府的教授”，　她要夺取他们的秘密。依照那个时代的可敬的规矩，他们上课都打白领带、穿黑礼服，衣服上总带着粉笔灰。玛丽就看着这些庄重衣服和灰色胡须过日子。
  前一天是李普曼先生的课，极有分量，极有条理。
  昨天她听布提先生讲课，他那像猿猴的头里装满了科学的宝藏。玛丽愿意听所有的课程，愿意认识那张白纸布告上列着的２３位教授。她觉得似乎永远不满足她心里的焦渴。
  在开始几个星期里，她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的障碍。她认为自己精通法文，她错了；常有整个句子因为说快了听不清楚。她认为自己受过充分的科学教育，能够轻易地跟上大学的功课；但是她在“普沙兹尼士附近斯茨初基”那个乡下地方独自进行的研究，与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通信得来的知识，在“工农业博物馆”里碰运气做的实验，都不能代替巴黎中学毕业生的扎实的教育，玛丽发现她在数学和物理学知识上有极大的缺陷，为了要得到她时时刻刻羡慕着的理学士的华贵头衔，她必须努力用功！
  这天是保罗·阿佩尔讲课，解释很清楚，说法很别致。玛丽到得很早。这个波兰女子坐在凳子上，脸上带着赞赏的微笑，她那饱满的宽宽的前额下面，极浅的灰色眼睛发出幸福的光芒。怎么会有人觉得科学枯燥无味呢？还有什么东西比支配宇宙的不变定律更醉人？还有什么东西比发现这些定律的人类智慧更神妙？这些非凡的现象，以和谐的原则彼此联系；这种次序，表面上无次序而实际上有次序；与它们相比，小说显得多么空虚，神话显得多么缺乏想象力啊！
  这个青年女子的灵魂中涌现一种冲动，要向那无穷无尽的知识前进，要向物质和物质的规律前进；只有爱的感觉能与她这种感觉相比拟。
  “我拿起太阳来，再扔出去”
  听见一位安详庄严的学者说这样短短的一句话，以前那些年的挣扎和受苦都是值得的了。
  玛丽感到幸福极了。
  玛丽热烈地投向新生活为她提供的一切。她如饥似渴地用功，并且发现有了同伴的愉快，发现大学学习造成的团结一致的愉快。但是她仍很羞怯，不敢与法国人结交，而只与自己的同胞为伍。
  这些贫穷的青年人组织聚会和圣诞夜餐会，一些好意的厨子给夜餐会做华沙菜：浅紫色的热巴尔什茨、磨菇白菜、塞肉的白斑狗鱼、罂栗子糕、几杯伏特加、很浓的茶还有戏剧表演，由一些业余演员表演喜剧和正剧。这些晚会的节目单是波兰文印的！用象征的图画作装饰：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上有一所茅屋，底下有一个顶阁，里面有个沉思的男孩在低头看书末了是个圣诞老人由烟囱向一个实验室里倒科学书籍。
  前面是一个空钱袋，一些老鼠正在咬它玛丽参加了这些庆祝。她没有工夫学扮演或在喜剧里担任角色，可是在雕刻家瓦斯科夫斯基举办的爱国晚会中，她被选为舞台造型《波兰打破枷锁》的主角。
  那天晚上，这个严肃的女学生成了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女子。她穿了一件老式的衣服，周身垂着民族色彩的长纱，金色头发从她那斯拉夫式坚定的脸庞两边披下来，随意地垂在她的两肩。那些波兰亡命者，在这折纹重叠的石榴布料的衣裳里看见了他们民族的形象。
  在布罗妮雅家的一场家庭紧急会议决定玛丽搬到拉丁区去住，靠近大学、实验室和图书馆。德卢斯基夫妇坚持要借给这个青年女子几法郎，作为搬家费用。
  第二天早晨玛丽就开始找房，去看每一所出租的顶楼。
  她离开屠宰场区的住房，觉得很懊恼；这个地方的风景虽然很平庸，房子里却充满了温情、勇敢和善意。玛丽和卡西密尔·德卢斯基的感情像是兄妹，这种感情终身不变。玛丽和布罗妮雅之间，许多年前就已经产生了一种很伟大的精神：牺牲、忠诚、互助。
  布罗妮雅正怀着孕，身体很沉重，仍然亲自捆扎她妹妹的一点可怜的所有物，把它们堆在一辆手车上，以便短途搬运。然后，卡西密卡和他的妻子又上了那著名的公共马车，由一辆马车的顶层换到另一辆马车的顶层，隆重地伴送“小东西”到她的学生住房去。
  她的生活实在也不得不像修道士的生活那样简单。
  自从玛丽自动放弃了德卢斯基家供给她的食宿，就不得不自己支付所有的费用。她的进款分成一小笔一小笔来支出，她有一点积蓄，她父亲给她每月寄来４０卢布。
  在１８９２年，一个异国女子怎么能够一个月只用４０卢布在巴黎过不太难堪的生活呢？这只合三个法郎的一天，而她必须支付自己的衣、食、住、书籍、纸墨等费用，还须缴大学学费。这是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从来还没有一个问题是玛丽不能解决的。她有意地把分心的事都从日程中除去，不参加朋友聚会，不与别人接触。同样她断定物质生活毫不重要，认为这种生活并不存在。依据这种原则，她给自己安排一种斯巴达式的不近人情的奇趣的生活。
  福拉特路，柏特华雅大道，佛扬替纳路所有玛丽住过的屋子都同样便宜，同样不舒服。第一处是在一所带家具的破旧房子里，许多学生、医生、附近驻军的军官住在里面。后来这个青年女子要得到安静，便租了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住房的顶楼，像是仆人的住房。她用１５或２０法郎一个月找到那样极小的一间屋子，斜屋有一个天窗透进光线，而且由这个“鼻烟匣”向外望，可以看见一方天空。屋里没有火，没有灯，没有水。
  玛丽用她所有的东西布置这个地方：一张折叠铁床，上面铺着她由波兰带来的褥子；一个火炉，一张白木桌，一张厨房里用的椅子，一个脸盆；还有一盏煤油灯，上面罩着值两个苏的灯罩；一个水桶，她用来到楼梯平台的水龙头那里去装水；一个碟子大小的酒精炉，三年里她就用它做饭；两个碟子，一把刀，一把叉，一个汤匙，一个杯子，一个有柄平底锅；最后是一把开水壶和三个玻璃杯。德卢斯基夫妇来看她的时候，她就照波兰规矩，用这三个玻璃杯倒茶。在她接待客人的时候还是很殷勤的。
  她没有仆人，一天来一小时打扫屋子的女工费用，已远远超过她的支出预算。在琐碎的实用专长方面，她只会一件事——缝纫。
  玛丽不承认自己会冷会饿。她不去烧那装着弯曲烟筒的火炉；在写数字和方程式的时候，她不知不觉地手指渐渐麻木，两肩也颤动起来。有一碗热汤，有一块肉，她的体力就可以恢复；但是玛丽不会做汤！
  她不能用一个法郎再费半小时工夫去做肉片！她差不多没有进过肉铺，更不用说饭馆，那太贵了。一连几个星期，她只吃抹了黄油的面包，喝茶；当她想打一次牙祭的时候，她就到拉丁区的一家小饭店去吃两个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