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熟悉的小屋里已经围了好多人，老驼，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大概都是村民委员会的什么人吧。他们见我来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老驼吸着烟，眼皮也不抬，像是说给其他人，又像是说给我听：
  “嗯，到底还是来了。”
  后来他又用烟锅朝我坐的方向点划了一下，小声对周围的几个老者说：
  “人家场长才三十郎当岁。”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随口封了我个“场长”。我问：
  “开什么会啊？”
  “开个……嗯……村民委员会——议事会吧。”
  “我又不是委员。”
  老驼说：“你看看，见外了不是？你以为来的都是委员吗？”他用烟杆点划着身边的两个人说，“他们也不是委员，可他们都是些大户，俺有什么重要事情，都要找找大户。大户贡献大哩。有事能不找他们商量？别看你是城里人，买了咱的园子就得跟咱商量事情。俺要不叫你来开会，你又要说俺小看你了。”
  我恍然大悟，突然明白了——我买了他们的园子，这就是我们之间的联系。那就开会吧。我准备好好听下去。会议的内容好像是关于村办小学房舍改造之类的事情，又说村子要修一条路。总之需要很多钱。老驼说：
  “钱嘛，还靠大伙儿。你们有人就帮个人缘儿，有钱就帮个钱缘儿。如果研究一回不行，咱大伙就再研究一回，咱有的是工夫，研究起来看，嗯。”
  他的话使我打了个冷颤。也就是说，我如果不拿出一笔钱的话，那么这样的会将要一直开下去。
  老驼吸着烟，不紧不慢地对我咕哝：
  “你尽管不是咱村里人，可也得过组织生活啊。一个人没有组织怎么得了？有一年上，咱这地方来了个游击队员，那时候还是打仗的年头儿，这人手艺倒不错，一枪就能撂倒一个鬼子。可他仗着枪法好，眼里没有咱庄稼人，遇事也不和咱商量。你知道咱村子里是有组织的，有时候咱做了面汤啊、面叶啊、高粱碴子米饭啊，想到林子里找他出来喝上一口，暖暖身子，都找不到哩。他不来。他有事情只给上边说去。结果哩，哼哼——差一点儿让鬼子打死。咋哩？那毛病就出在傲气上边，出在不来过组织生活上边。一个人离了组织哪行？”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我的田园》（47）
  我想张嘴申辩，想说我辞职了，不是在组织的人，可刚张开嘴巴，老驼身边的另一个人就说了：
  “天底下没有不在组织的人。不是在这样组织，就是在那样组织。村有村规，国有国法，都在一个地盘上混，就得遵照一个地盘的规矩办事。人人都不听话，那还不闹糟？”
  我的头嗡嗡响，好不容易熬到了散会。
  ２
  这天夜晚我失眠了。我觉得遇到了一个全新的问题。
  这天一大早，我就包好了两千元，谁也没有讲，急匆匆赶到村子里。我刚要敲开老驼家的门，又一想这样不妥，如果他把钱自己掖起来怎么办呢？我起码需要交到组织上啊！正在门口犹豫，想不到恰好老驼出来了，他热情招呼着回屋，我只好跟进去。我对老驼说：
  “驼叔，你最好再找几个干部来。我缴款子来了。这是我对村子的一点儿心意。”
  老驼看了看我手里方方的纸包，说：
  “一沓子都是？”
  “都是。”
  “那好，”他对孩子说，“喊你大去。”
  我说：“自家亲戚恐怕不妥吧？”
  “什么亲戚？俺这里除了伯就是叔。”
  我将信将疑地看着孩子跑出去。一会儿小孩子领来两个人，其中有一个是我在开会时认识的，这才有点儿放心了。我当着他们的面把钱交给老驼。老驼毫不含糊地从柜顶上取来一个纸包，从里面抽出一张卷烟纸大小的白条，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又按了个手印——这就是收据了。
  老驼往外送我的时候满面微笑，赞扬说：“到底是文化人哪，办事利落，心里有组织啊！今后村里人也会帮衬你，有什么大事小情，只管来喊——葡萄熟的时候歹人多不？”
  “不多不多。”
  “嗯，不多就好。你这笔钱先放在村子上存着，嗯。村子富了那天，也不能忘了你。你现在是个发了大财的人啦。”
  他说到这里四下看看，对在我耳朵上问：“少说也有四十万吧？”
  “老天，我连四万也没有……”
  “哎，咱都是在组织的人啦，不用瞒来瞒去。我心里是个明镜。打你种葡萄那天，从这路上拉出去几车葡萄，你驼叔心里都有数。过一辆车，我家二小子就在西墙上画一道黑杠，如今这小黑杠子已经有一尺长啦。一斤葡萄少说也有一块几毛钱，那你算算看。”
  我说：“可是还有本钱呢！再说葡萄园刚刚发展起来……”
  老驼用烟锅使劲敲着头，嘿嘿地笑了：
  “哼哼……莫骗老叔，莫骗老叔。村上人的脾气是有酒大碗喝。嗯，莫骗老叔。”
  我也笑了，差不多笑出了眼泪。
  回到园子里，我发现拐子四哥心事重重地站在那儿。他见了我就问：“头午哪儿去了？”
  我说：“出去走一走。”
  他拍着腿：“你一走好了，来了三五个民兵，背着枪，说是要来巡逻。他们这一巡逻可好，一人摘走了一大兜子葡萄。”
  我的心沉了一下。我倒不在乎这些葡萄，我害怕的是他们没完没了地来巡逻。我知道他们来时我还没有把钱交到村子上。我不愿讲这些，只对拐子四哥说：
  “千万不要把他们惹恼。你让他们高高兴兴走开好了。”
  “我倒是这样，可是斑虎不愿意，老要往上扑。到后来一个民兵把枪栓拉响了。我一看不好，赶紧抱住斑虎……”
  秋歌
  １
  尽管葡萄园历尽磨难，但最初的担心总算没有了——原来最挠头的葡萄销路，由于有了豪爽汉子武早，几乎已经不成为问题。不仅销售稳定，而且还可以卖最高的价钱。用武早的话说，我们的葡萄园出产的葡萄是最优质的，他是秉公办事。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我的田园》（48）
  武早成了葡萄园的常客。这里已经成为他远游的一个根据地。每次打猎他都把摩托车放在这儿，如果有时间，总是由我或拐子四哥陪伴他。虽然如此，他还是很难从那种绝望的情绪里摆脱出来——无论什么时候，他只要回忆起象兰就万念俱灰，做什么都觉得没意思。他说：
  “我跟你讲过，有一天我要把她领到你的园子里来。那时候你见识见识吧。我相信你从来也没有见过她那样的人。那真是个没法捉摸的小怪人儿……到时候再看吧。”
  我只能应付着他的话。说实话，就我对象兰的一知半解而言，我决不会喜欢这个人的。当然我们的园子也不会拒绝她，我们这里可以结识各种各样的人。真像他说的那样，这个女人到底又有什么好留恋的？当今之世类似的轻浮男女数不胜数，在他那儿怎么就成了一件千追万寻的宝物？不过总让我心里纳闷的是：这只是一个*的四十岁女人而已，竟使一位豪迈英俊的大汉如此迷恋，不能自拔。我不愿意得罪武早，更不愿让他失望。我只好说：“那是的，当然一定是的。”
  武早是我们葡萄园的救星，也是我在这个平原上所遇到的真正不同凡响的一个人物。我不仅指他的见多识广，也不是指他涉足艺术，而是因为我的确发现了一个极有趣味的人。这是一个任何时候都不会让人感到枯燥的人。这样的人在茫茫人海里实在难得一遇。像很多优秀人物一样，他稍稍有那么一点点神经质，整个人敏感得很。我渐渐相信与他的交往绝不仅仅是建立在一种世俗的需要上，不只是为了我们的葡萄园。当然我们极其需要他，而他也需要我们，他需要一种安慰，一种谅解。一个人在他的特殊时刻里总得找个说话的人，找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我敢说他好不容易才寻到了这个葡萄园。我能看出他非常喜欢这儿。
  总之我们彼此需要，他需要这个田园和这些人，我们则离不开他爽朗的笑声——那是一种极有感染力的声音，这声音响彻在海浪与林木的和鸣之中，让我们感到格外舒畅。就像一个酒徒必须按时找到一种酒才行，我们二者之间彼此都算是对方的烈酒。不同的是那一方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人，而我们这一方却是土地园林及人、这一切的综合……我不知该怎样准确地表述，只觉得二者相互交往的过程，真像是一场场的畅饮和陶醉。他寻到了这个葡萄园，而我们则通过他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和新鲜的世界：酒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延，我稍稍有些吃惊地发现，这个孔武的汉子竟然长了一颗如此多情缠绵的心。
  我们财运亨通了。这个葡萄园与那个伟大的酒厂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可是我们确实在走向兴旺发达。一想到这里，我就从心里感激武早。大概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越来越多地受到了骚扰，比如我被叫去开会的次数显然是更加增多了。我对老驼抱怨说：
  “钱也交了，怎么还要开会呢？你知道我们园子里的事情蛮多，耽误不起这么多时间啊！”
  老驼说：“城里人嘛，还有不忙的？不过再忙，也不能不过组织生活啊。有一年上，有那么个游击队员，他傲得可以哩，结果哩……”
  我知道他接下去又要讲差一点儿被鬼子打死的那个人了，就连忙说：“现在早就没有鬼子啦……”
  “就是啊，可是野物满多哩。什么野物还伤不得你？你一个人出门在外，靠的就是朋友，小村里不顾怜你，我这个村头不给你长着眼色，还有什么葡萄园？任是什么也得给野物弄毁……”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我的田园》（49）
  听到这里，我心中渐渐明白了他的“野物”到底是个什么概念。我想他的话倒也不假，如果发生了哄抢或其他更可怕的事情，仅有拐子四哥的土枪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这个葡萄园原来是多么脆弱和单薄啊。我们只有淳朴的没有任何邪念的万蕙，有不堪一击的纤弱细瘦的鼓额和那个肖明子……想到这里倒也坦然平静了许多，只想安安静静地听从他的劝告，按时赶去开那一场场会了。
  ２
  漫长的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我不会吸烟，可在这时却要饱尝老辣的烟叶味儿。会上什么都议论，渐渐，我连这个村子的历史也烂熟于心了。我知道了村子里有多少怪异的事，比如曾有人一口气养了十二个孩子，还有人连生了三对双胞胎；有人得了一种奇怪的病，如在大拇脚趾上生了一个小疮，三五天就死去了；有的人发了大财又逃之夭夭，携带巨款跑上东北，又跑到外国，那里叫什么“斯克斯克斯克”！这种“组织”的生活使我不敢厌倦，我觉得这个村子里的人即便有一万条缺点，有一条优点还是难能可贵的，那就是他们的乐观精神和深深的幽默感。他们对自己的土屋、单调的日月、贫乏的文化生活丝毫也没感到忧虑和不安。他们总是向前看，看得很远，看到子孙后代，从容沉着。在他们红红火火又腻腻歪歪的日子里，我感到了一种了不起的韧性和乐观品质。不过我究竟能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还很难讲——在这漫长的闲扯的会上，我常常想到了这样一些问题。
  有一次我不知怎么问到了那个独居一处的老太太，老驼立刻嘬着嘴说：“啊呔！”我等着听下去，他却把烟锅咬得使劲往上翘着，含混不清地咕咕噜噜。后来我总算听明白了一点：这可不是一个平凡人物，早年可以说是一个“女革命家”哩，后来不知怎么跟上了一个“筋经门派”，就是练气功武功的教门里的男人，从此就不再革命了。不过因为总还是老资格吧，上级专门来叮嘱过，所以村里还是得事事高看她一眼……我听到这儿长长吐了一口气，问：
  “她是什么‘女革命家’？”
  “哦，就是支队在海滩上那会儿，她参加过。人勇啊，能就地十八滚，双手打枪。别看她年纪不显，其实是民国十六年生人，快七十了……可惜啊，人一沾上教门，革命意志也就衰退了……”
  好不容易要熬过秋天了，一些穿了深色衣服、头戴大盖帽子的人物也光顾我们的小茅屋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要掏出一沓子花花绿绿的单据和表格让我来填。我发现我在这些表格上已经占据了一个显著位置，我那会儿被称作“纳税人”。我不得不追问：我已经经营了几年葡萄园了，为什么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纳税人”呢？
  大盖帽子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