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父站起来，手在胸口那儿抚摸着。这时我不由得想到：那个扮了商人的家伙如果枪法再稍微准一点儿，那么就没有眼前的岳父了，当然也就没有我的梅子了——也没有了我们的小窝——更不会有眼下的这个小院……一切都将完全不同——可见只差那么一点点，我的生活就将全部改变。看来很多事情完全出于偶然，一切都只差那么一点点。历史正是如此，往往就是在一瞬间里被决定和改变的……后来我又反过来想：如果岳父当年打死了那个人呢？如果对方根本不是什么“叛徒”，而他的子弹又落到了一个没有任何罪愆的人身上，那么眼前的这个人不就成了一个杀人犯吗？那个扮作商人模样的人就因为遭到了盯梢才向他射击——而岳父有什么理由去盯梢一个无辜的人呢？就因为一点点怀疑吗？这种盯梢显然是对别人的一种侮辱，而且一旦有了那个可怕的结局，也就完全可以被理解为一场谋杀：于是对方也就有理由用枪射击……这种道理也许在血与火的时代已经讲不通了，也许岳父做得才是对的。当然，从哪一方面讲，他今天也都不必埋怨那颗射来的子弹了……当时他如果被击中，那也丝毫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不必吃惊，因为在战争年代发生什么都是完全可能的、合情合理的。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48）
  关于粥的谈话
  1
  不知怎么，周末与岳父的那场谈话总是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我从头至尾回忆着他讲述的那个追踪和对射的场景，后来竟出了一身冷汗……
  因为我突然记起了母亲和外祖母讲过的父亲：当年他就常常扮作商人，来往于山区和海港之间；而且，他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南方话！天哪，我简直不敢想下去了……
  我开始设想那个被岳父追赶盯梢的人与我的生活一定有什么更密切的关系。无可怀疑的是，我的父亲的确在战争年代里扮过商人，而且他的个人经历与岳父的叙述简直相差无几——这当然也极有可能是幼稚的联想，因为我没有其他更重要的依据，但我总觉得他们两个人在过去的年代里遭遇过，我有一种强烈的直感……
  有一天晚上临睡前，我竟糊糊涂涂对梅子说了句：“你的父亲用枪打过我的父亲……”
  梅子把灯按亮，直看了我十多分钟。大概后来她把这当成了一句玩笑，转过脸去继续睡了。
  我却执拗地说：“我父亲也曾经扮过一个商人，也曾经在山区和那个海港之间蹿来走去。你怎么敢保证你父亲就不是用枪打了我的父亲呢？”
  梅子笑了。可我没有笑。当然这种可能性也许只是一种想象、一种虚构，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将其排除吧。
  那天我与梅子就宿在她原来的房间里。第二天，起床后我发现岳父显得很疲惫。显然他夜间没有休息好。我想这一切都坏在那个随便打敬礼的瘦老头身上。果然，岳父仍然沉浸在昨天的情绪里，早饭后沏了一杯茶，一边喝一边讲起了战斗故事。
  他说他认识一位连长，双手打枪，打得准极了，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零零碎碎击毙了二十多个敌人，“营里给他开庆功会。那一年正好我们要转到地方休整，临走时，大家把他放到一头骡子上，胸口挂了一朵大花。我拉着骡子，我们在街口上转，老乡放鞭炮，给他茶蛋吃……”
  这样谈了一会儿，岳母也走过来听。后来岳父终于疲惫了，就闭了嘴巴。他把目光转向我，好像我也该谈点儿什么——他们平时最感兴趣的当然还是海边林子里的事儿，因为他们当年随队伍在那儿活动过。
  我说：“……我们那儿有个卢叔，战争年代给队伍喂过马。他常拉着一头大青骡子在园子里走。卢叔退伍以后就做了饲养员。他把我放在骡子背上，牵着骡子吆吆喝喝到处走……”
  岳父闭上了眼睛。我认为他是在专心听我讲。
  “卢叔是个猎人，单身汉。他枪打得好，心非常狠。他早年当兵时可能不光做饲养员，有时也要打枪吧？也有人说他做过伙夫。他的那个屋子围了小院，离我们的那片林子算是最近的了……我小时候常去他那儿玩，可是他并没怎么讲在山区和平原打仗的事儿……”
  岳父干咳了两声。
  岳母两手合在胸前，“你爸在山区和平原都打过游击。他对芦青河口那儿也熟得不能再熟了。”
  岳父眼睛仍然闭着，点点头：“我在那里任过支队长，和北海银行的同志很熟噢。那个战时银行了不起啊！我在那里住过一年的光景，那儿的人会熬一种春米粥，好喝着哩。现在没有种春谷的了，都是夏谷——夏谷，没有油性，做粥不好喝。战争年代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春米粥……”
  我说：“那里的林子很密，林子南边的空地上种满了谷子，都是春谷。河口那里的谷子长得最旺盛，到了秋末简直是一片金黄，叶子卷起来，太阳一照金闪闪的。野兔很多，在谷地里蹿来蹿去。天上的老鹰瞅准了就一个猛子扎下来。老鹰有时一动不动，像在天上放了一个风筝……大多数时候它们逮不住兔子，因为兔子活动的地方总离自己的洞穴不远，再加上特别灵巧。它可以跟鹰在谷棵和草丛里斗智，鹰盯住它，它就躲到密密的谷棵下面，有时候还躲到荆棵里。鹰钻不进去……”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49）
  岳母觉得有趣，看着我，微微含笑。
  我顿了顿又说：“林子里每天都有很多动物在闹，有的动物……”
  岳父一声不吭，他睁开眼又闭上，把脸转到一边。
  2
  我不管不顾地说下去，因为一说到过去的事情就让我停不下来，“到了秋天，各种动物都活跃了，它们在野地上跑来跑去，好像一下子数量增多了好几倍。老人说狐狸在晚上会唱歌，不过谁也听不清它们唱了些什么，也许那歌就是北风在响。有人说那是它们吃足了秋天的果子高兴的。妈妈说：‘不要随着狐狸的歌儿往前走，那样你就会迷了路，你跟上这歌儿走啊走啊，直走到密不透风的林子里，到时候想出也出不来了。狐狸常与一种大兽勾结起来，它是要把人骗到里面。有好多光棍汉就在这歌声里醉了，脚不沾地往前走，最后再也没有回来……’我跟妈妈说，用不着害怕狐狸，外祖母就生气地瞅我。我说狐狸不过是像淘气的孩子，它们说到底都是好孩子，不会害人的。它们是人的好朋友……”
  岳母笑出了声。
  岳父倒了一杯茶，抿了一口，打断了我的话。原来他早就不耐烦了。他看看岳母，后来又断断续续讲起了战争年代的事情，“那年下雪了，队伍转到了你们那一带，发不下冬衣，一连的人都冻得打抖。冬天，飘雪花了，我们就在树底下蹲着熬过这一夜，不能睡觉啊，睡过去也就冻死了。可是又不能站起来蹦跶，因为我们要躲在林子里……”
  我记得以前听岳母讲过，那肯定是在芦青河口附近——而我小时候也常常在河口那儿转悠。我问：“是芦青河口吗？”
  “就是芦青河口附近，那里死了很多人哩。有一个女兵……”
  岳母的茶杯碰了一下什么地方，发出了很响的声音。
  “我是说我们的女同志死了很多哟！她们有的才十六七岁、十七八岁。那时候她们为了什么？有的死在敌人的刺刀下枪口下，那是没办法。有的就是活活给冻死、给疾病折磨死的。所以说……”岳父握紧了拳头，“我们要建立自己的野战医院。就是那时候，你母亲才做了护理工作。”
  岳母的呼吸急促起来，她的眼睛望向别处。
  “那时候，”岳父喝一口茶，“我们很少见面，战争年代嘛，就是这样，什么都得忍受。你母亲也管不了我那么多。老乡好啊，那真是鱼水深情。有一个老乡用手捻成了毛线，给我结了件毛衣。她用紫穗槐的花儿把它染成了紫红色才送给我。可惜这件毛衣丢了，要不的话，我会把它送给你们做个纪念。”
  岳母眼圈红了，这一次真的流下了泪水。可是岳父没有看到，继续讲下去。岳母于是就扭过头走了。
  我用目光询问梅子：妈妈怎么了？
  梅子责备地看了我一眼。我听下去。
  岳父的思绪完全沉浸到那一段岁月里了，“那件毛衣不知怎么就没有了，我在什么时候都经心保管它。后来它不知怎么丢失了……”
  “肯定被人偷了，哪里都会有小偷——我们那时候住集体宿舍，就有一个这样的人……”
  岳父打断我的话：“革命队伍不会那样的。我可能宿营时把它掉在了哪里，不过我实在记不起来。革命队伍里要丢东西也不丢这种东西。我记得自己丢过一包烟丝，到后来才知道那是被老炊事员歪脖子给偷去的。那个家伙烟瘾太大，后来我找到老歪说：‘老歪，你想抽烟就跟我要，可不能偷偷摸摸的啊。’老歪说：‘咋哩，我抽这个哩。’他从衣兜里掏出一把橡树叶，还有豆叶掺和成的烟末。我可不信他那一套，因为我发觉他把烟丝掺在了树叶子里。你把鼻子对上去一闻就知道。老歪是个好同志啊，尽管他偷了我一包烟丝，我还得这样说。他有一天死在了半路上——那天本来战斗停歇了，他顺着壕沟担着一担子稀饭往阵地上送，嘴里还哼着一段小曲。这就不对了。枪声停了，那些王八崽子手就不痒啦？他们是在那儿歇息。那些家伙听到有人哼小曲，一抬头看见了老歪，人家就叭勾一枪，正好打在了他的歪脖子上。我们赶过去已经晚了，血顺着脖子流下来，把胸口那儿的一大片都染红了。大家整理他的衣物，找出一撮烟丝：那点儿烟丝他还没舍得抽完呢。桶里的稀饭撒了一地，那是春谷熬成的粥，我们最爱喝的一种粥，里面还掺了山菜，这山菜好吃得很哩，哎。”
  《你在高原》　　第二部分　《忆阿雅》（50）
  岳母这时正好回来了，赶紧插话：“你看到院子里种的那种细长叶子的菜吗？那就是山菜，我们不是用它做过糊糊吗？”
  我点点头。
  3
  我这时候想起了外祖母亲手做的一种野菜糊糊。它也是用了类似的一种野菜，不过不是这样的山菜，那种菜长在河湾那儿。它们长得很肥嫩，适合在盐碱地里生长。外祖母把它们采下来，先用水烫一下再晒成干菜。于是整整一年里我们都可以吃到这种菜。外祖母用它做成玉米饼，掺到米饭糊糊里，再放一点盐和花生米，真是好吃极了。那时候我们每天都能喝上这种野菜稀饭。妈妈也会做这种稀饭，可她做的味道不如外祖母。什么东西经过外祖母的手都变得有滋有味的。她亲手做果子酱，把红果、海棠果和山楂，还有树下的草莓都掺到一块儿，掺上蜂蜜，在锅里熬成糊状。这种果酱我们每年都能吃上很久，连卢叔这种人也厚着脸皮跟我们讨过。我总用小瓷勺挖果酱吃，里面有蜂蜜呢……外祖母对我说：你父亲就爱喝野菜米粥——他是在队伍上养成的习惯，他回来时喝这些米粥就会高兴了……她说着说着就抹眼睛：“苦命人哪！打了多半辈子仗，这会儿还在山洞里苦做，还得被人看押着。他的脚磨破了，手上全是锤子和凿子碰上的血口，血把石头都染红了。那一年你妈妈去看他，他还故意把手藏在身后。你妈妈把东西交给他，放到桌子上，他也不伸手去取。后来你妈妈把他的手从背后拉过来一看，吓了一跳。有的地方用棉花包着，那是生了冻疮……”外祖母讲着讲着哭出了声音。
  “我的父亲……”我这时想起了外祖母说过的一切，小声呼唤起来。岳父什么也没有察觉，他继续讲自己的故事。我却在心里诘问：他的队伍与父亲的队伍是同一支吗？谁能回答我呢？
  “我们对芦青河有感情哩。后来我们又去了南部山区，砧山四周哪里没有我们的脚印！三旅十八团都在那一带活动过。我的那个警卫员，战争结束以后还在山里工作过一段呢。他指挥过一个水利工程，对那里可真叫熟悉哟。沟沟坎坎他都知道，他领人在那里打山洞，一半是民工，另一半就是……”
  他不愿说下去。我知道这是因为那一半人当中就有我的父亲。
  他煞住了话头，看我一眼。
  这目光里包含了怜悯和失望——我知道梅子早就把我的家世跟他讲得清清楚楚。他每一次讲到我的父亲也就不愿再讲下去了。
  岳母赶紧倒茶。
  “一个人哪，这辈子有时脚步一滑就跌进了泥坑里，到那时后悔也没用了。一个人要记取教训哩！要经受考验。严酷的环境锻炼人、识别人，也淘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