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21日是贝娜齐尔的生日，亲戚朋友获准来为她祝贺生日。
  “感谢真主，蛋糕没遭殃。他们对什么都不放过，我们一直担心你还没切蛋糕，就让他们先切开了。”萨米碰、萨娜姆和佩而带着佩丽花了好几小时做成的巧克力蛋糕一起来了。
  在英国的朋友维多利亚·斯科菲尔德等人也没忘记她。贝娜齐尔后来得知，6月21日牛津辩论社宣布为在监禁中过生日的贝娜齐尔体会静默一分钟，这通常是在前主席去世时才享有的殊荣。
  那天晚上，信德省军法管制执行官阿巴希将军突然光临克里夫顿70号，这令贝娜齐尔大吃一惊。因为当天上午，看守要贝娜齐尔去见阿巴希将军，但贝娜齐尔严辞拒绝了。她没想到阿巴希将军房然屈尊自己来到克里夫顿70号。
  “我知道你病了”，阿巴希将军说，“我是名军人，但并不意味着我对你不关心。别忘了，我们两家相识已经有好几代了。你要能去国外治病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可不能给我们在政治上制造麻烦。”
  贝娜齐尔当时并不知道齐亚·哈克政府正面临着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她把阿巴希将军的来访看作是将军想观察一下她的精神面貌，估计一下如果她获准出国，将会干些什么事。因而，贝娜齐尔装着急于去国外治疗，然后立即回国。由于对外面的形势一无所知，贝娜齐尔卷进了一场新的政治运动中，因此差点失去获得自由的机会。
  随着8月14日巴基斯坦独立日日期的临近，“恢复民主运动”发起了为恢复民主进行的第二次群众运动。贝娜齐尔在克里夫顿70号内积极响应，她认真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阅读报纸，了解运动的发展状况。她还冒着巨大风险，同人民党领导人在附近的中东医院和拉卡纳秘密设立的办公室保持联系。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局没有在运动刚开始时即加干涉。贝娜齐尔秘密写信给人民党的干部，告诉他们对外国外交官及报界说些什么，要他们坚持住这一势头，不要让当局有时间对运动进行镇压。贝娜齐尔深知一旦信被发现，她出国就医将毫无希望，而且可能会被送回监狱。为了消除看守们的怀疑，她装做十分虚弱，有意识地将眼睛盯着地毯，使看守们认为她病入膏肓，顾不上考虑别的问题了。
  “告诉贝娜齐尔，让她用我的名义发表一个声明”，布托夫人请人转告贝娜齐尔。贝娜齐尔立即坐到电子打字机前，打下了铿锵有力的一行行字：
  “我爱国的、英雄的同胞，我尊敬的兄弟姐妹们，我勇敢的儿女们……我们这场运动的宗旨是非暴力反抗。六年来，我们遭受了迫害和压迫，我们要求恢复民主的呼声不被理睬，我们的人民被监禁、被处死。这些我们已经受够了。我们呼吁所有的公共汽车司机停止开车，所有的铁路工人不去上班。我们呼吁警察以你们达都的兄弟们为榜样，不要向无辜的人民开枪，他们是你们的兄弟。不要害怕这场运动。它为的是人民、穷人和孩子，为的是不让他们继续遭受贫穷、饥饿和疾病的煎熬。为你们的议会，为你们的政府，为你们的宪法奋斗！只有这样，才能产生为人民利益着想的政府，才能废除只属于一小撮人及其走狗的政府……”
  反抗运动如火如荼，成百上千的人在运动中失去了生命，齐亚本人也差点被杀死。政府终于被激怒了。10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军队开始了武力镇压。据估计，有800多人被杀，不少妇女遭到军队的侮辱。
  这期间贝娜齐尔的病情也在日益恶化，头脑里嗡嗡乱响，眼前一片漆黑，并且发生晕眩，完全失去了平衡感，整天想呕吐、听力下降了40分贝。
  “如果病人仍在监禁中接受治疗，我不能对她的健康负责。”医生11月告诉内务部秘书说。鉴于此，当局批准了贝娜齐尔去医院治疗。
  12月底当局终于将贝娜齐尔和萨娜姆的护照、签证表格和外汇表格拿了去，并对贝娜齐尔和妹妹说：“订机票吧。”
  1984年1月10日晚11点30分，当局派人来到克里夫顿70号对贝娜齐尔说：“你今晚走，还有几小时可收拾一下。”
  贝娜齐尔迅速用打字机给人民写下了最后一封信：“英勇的党员和亲爱的同胞们，由于健康原因，我就要离开祖国了。我渴望得到你们的许可，希望你们为我祈祷，为我祝福……。”她在声明中说，她去欧洲之后，将与她的母亲、人民党终身主席布托夫人商量国家大事，商讨巴基斯坦的政局。她高度赞扬了那些为在巴基斯坦恢复民主、进行英勇斗争而牺牲的烈士们。贝娜齐尔表示，她将努力把“争取宪法管理，省的自治，民主和经济平等的斗争继续下去。”
  就要离开克里夫顿70号了，多少往事历历在目，7年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好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恶梦。
  深夜2点30分，萨娜姆和贝娜齐尔飞往瑞士。贝娜齐尔不知道齐亚·哈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间放自己，后来彼得·加尔布雷思告诉了她其中的原因。原来彼得到南亚来时，带来了一封由外交委员会主席和佩尔参议员签名的信，要求巴基斯坦政府允许他去见贝娜齐尔。巴基斯坦政府对彼得的请求没有答复。第二天早晨，美国领事馆告诉彼得，贝娜齐尔在半夜过后不久便被送走了。
  1984年1月11日来临时，贝娜齐尔终于自由了。
  贝布托传第八章　在国外的斗争
  第八章　在国外的斗争
  “萍姬！你自由了。我是多么盼望这一天的到来啊！”布托夫人热泪盈眶地迎接女儿。贝娜齐尔也几乎不相信自己自由了。昨天，不，就是今天凌晨2点钟以前，她还是阶下囚，而现在，她却自由了。
  “是的，是的，她真的在这儿。”布托夫人在电话里对米尔和沙说，“你们从英国广播公司听到释放她的消息是真的。”
  米尔、沙和贝娜齐尔都非常激动。贝娜齐尔把听筒压在那只好的耳朵上，对他们喊道：“你们好吗？”
  “感谢真主，你还活着。我明天去看你。”米尔迫不及待地说。小弟弟沙也说：“呆上一星期，我也就能来看你了。”贝娜齐尔不无遗憾地说：“沙，我得到伦敦看病去。”姐弟俩承诺尽快见面。
  自贝娜齐尔回到母亲的公寓，电话铃就响个不停，亲朋好友从世界各地打来电话祝贺。“我们都还活着”。布托夫人、萨娜姆和贝娜齐尔几乎难以置信这是真的。
  第二天，贝娜齐尔终于见到分别了7年的大弟弟米尔。
  “认认你的侄女”，米尔抱起他才18个月的女儿，送过来让贝娜齐尔亲吻。“你等着看沙吧”，米尔笑着说。
  贝娜齐尔上次见到沙时，他不过18岁，还是孩子，可现在他已是蓄胡子的25岁小伙子了。
  贝娜齐尔获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流散于欧洲各地的巴基斯坦人流亡团体和集中居住着37．8万名巴基斯坦人的英国。当贝娜齐尔一行飞抵伦敦时，一大群巴基斯坦人聚集在希思罗机场迎接她们。听到空中回荡着激动人心的口号，贝娜齐尔仿佛回到了卡拉奇。
  “你是不是打算过流亡生活？”有记者问。
  “流亡？我为什么要流亡？我是来英国治病的。我生在巴基斯坦，也要死在巴基斯坦。我的祖父埋在那里。我的父亲也理在那里。我永远不会离开我的祖国。”
  贝娜齐尔还对巴基斯坦人民说：“我不会抛弃你们。我将和你们并肩战斗直至最后一息。布托一家人不违背诺言。”
  贝娜齐尔住在位于伦敦奈特桥地区的贝赫贾特姨妈家。新闻记者、牛津大学的老朋友、人民党的领导干部和支持者都打来电话要求见她。
  “我只占你10分钟。”他们一个个都这样央求着。进出公寓的人连续不断。
  但贝娜齐尔却惧怕见人。多年孤独的监狱生活，使她对伦敦马路上拥挤的人群也感到害怕，对那儿的人、声音，还有嘈杂声都不习惯。在别人面前，她总是藏起忧虑，显得十分自信。因为在巴基斯坦人民的心目中，贝娜齐尔非同常人，在英国她也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她不愿意让人们看到一个曾对军法管制政府挑战的人突然在海德公园一角被忧虑所困扰，贝娜齐尔不愿扫他们的兴。她暗暗告诫自己；“无论走到哪儿，都必须坚定、有信心。”
  几天之后，贝娜齐尔同她的老朋友彼得·加尔布雷思见了面。这是两人从牛津分别后七年来第一次相见，而且各自的经历迥然不同。
  彼得作为朋友，敦促她放弃危险的政治生活。他说：“在巴基斯坦你冒着被囚禁，甚至被暗杀的危险。为什么不到美国去生活？也许你能取得助学金在哈佛国际事务中心就读。”
  “我非常希望有机会读一读有关评述布托时期和军法管制时期的书，看看别人有什么观点。”贝娜齐尔感慨地说，“但是我首要的职责是领导党的工作。从政治的角度看，我呆在英国更好，因为在这儿的巴基斯坦人很多，而且比较集中。”
  1月底，贝娜齐尔做了显微手术。手术效果很良好，但医生告诉她，在几个月至一年的时间内，她可能要做第二次手术。可贝娜齐尔已经迫不及待了，她已考虑回巴基斯坦的事了。
  “暂时不要从政了，跟我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这次你回去后，齐亚会把你送进大牢，你恐怕就不能活着出来了。”布托夫人不无忧虑地劝说女儿。
  在众亲友和医生的劝说下，贝娜齐尔勉强答应住下来。但她决心要利用这几个月时间，在国外揭露齐亚·哈克政府的暴行，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
  贝娜齐尔的病情好转后，她便根据自己在监狱时得知的情况和从巴基斯坦捎来的报告，开始整理政治迫害案件的材料。贝娜齐尔准备把材料交给世界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她相信这些材料是非常有价值的。恰好3月份的《民族报》登载了一篇文章，在谈到违犯人权的案件时称：“巴基斯坦拉合尔的拉扎·卡津最近下落不明是个令人惊奇的案件，……美国每年对巴基斯坦提供5．25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却对人权问题漠不关心……显然国务卿忘记了美国法律有关对外进行援助时的规定，‘援助不得给予……粗暴违犯国际公认的人权、对犯人进行折磨……未经指控便长期将他们拘留、或公然践踏人的生存、自由和人身安全权利的任何国家的政府！’”这与贝娜齐尔的主张不谋而合。
  1984年3月，贝娜齐尔被邀请去华盛顿争取国际和平卡内基基金会发表演讲。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她兴奋地带着有关政治犯的材料飞赴美国。
  贝娜齐尔又一次走在国会的长廊里。当年，贝娜齐尔同许多哈佛大学同学一起为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曾来到这里，而今她来到这里却是要抗议自己国家中发生的不正常的现象。
  贝娜齐尔同所有愿意听她谈论在巴基斯坦结束军法管制恢复民主的必要性的人交谈。她还当面感谢佩尔参议员为她获释所作的努力。在彼得·加尔布雷思的帮助下，贝娜齐尔有幸同国会中许多要人会晤，他们可以影响美国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
  当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拍西问贝娜齐尔是否赞成因核问题停止对巴基斯坦的援助时，贝娜齐尔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核问题一直是美巴两国关系中的敏感问题；参议院以往通过援助的依据是不论巴基斯坦是否拥有“核弹”，而只看它是否已经试验过这种武器，从而回避了巴基斯坦的核问题。而1984年这个问题被提出，修正为：除非美国总统书面证明巴基斯坦既没有“核爆炸装置”，也没在谋求获取用于制造或起爆核武器的材料，否则不能对巴基斯坦进行援助。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一修正案。如今，外交委员会就这问题来问贝娜齐尔，贝娜齐尔不是来华盛顿辩论核问题的，因而一时难以回答。犹豫了一会，贝娜齐尔才说：“参议员，停止援助只会在两国之间制造误会。如果把援助与在巴基斯坦恢复人权和民主联系起来，这对两国都更有益处。”
  在卡内基基金会发表讲话的那晚，贝娜齐尔感到特别紧张。“要镇静”，在走上讲台时贝娜齐尔告诫自己，“就把这儿当作是牛津辩论社”。但是，贝娜齐尔发现自己做不到。这些听众都是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国会议员、前大使和新闻记者。西方舆论一直把齐亚·哈克称为“仁慈的独裁者”，称他给巴基斯坦带来了“稳定”。而今天，她却要揭露齐亚·哈克违反人权的行为，她能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