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直到1974年巴基斯坦承认孟加拉国后，被印度关押的9．3万名巴基斯坦战俘才全部获释。
  1973年4月，布托总统主持制定并最终由同民议会通过了一部新宪法。这是继1956年宪法和1962年“阿尤布·汗宪法”之后巴基斯坦历史上第三部宪法、1973年宪法也被人们习惯称为“布托宪法”。
  1973年宪法给人民带来了基本人权。宪法严禁基于种族、性别和宗教的歧视，它保证司法独立并将它同行政机构分开，1973年宪法在巴基斯坦政治发展史上影响深远，虽几经修改，但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主要内容有：宪法规定巴基斯坦国家政体是西方式议会制和政府总统制的结合。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和权力机构，议会实行两院制。国民议会也称下议院，由200个议席组成，按人口比例分配给各省，由公民自由选举产生。参议院也称上议院，有63个席位，由各省和部族地区选出。联邦最高执行或行政机构是总统和以总理为首的内阁，总统是国家元首．代表国家的团结统一，根据议会的选举结果任命总理，并有权任命各省省长、检察总长、首席法官等。总理是政府首脑，由国民议会多数票选举产生，有权任命内阁部长及国务部长。总理及内阁对国民议会负责。1973年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巴基斯坦是联邦制国家，由旁遮普省、信德省、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四个省及联邦中央直辖部落区等组成。省长是宪法首脑，首席部长是政府首脑。首席部长和省政府对省议会负责。具有浓厚民族特色的是，宪法规定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明确规定只有穆斯林才能担任国家最高职务，并采取措施保证巴基斯坦穆斯林按伊斯兰教义安排生活。
  根据新宪法，1973年8月巴基斯坦举行新的选举。在选举中，前国民议会议长乔杜里·法兹尔·伊拉希当选为新总统。佐·阿·布托则当选为握有实权的政府总理，并开始对国家进行一系列深刻的改革。
  1973年春天，贝娜齐尔即将从哈佛大学毕业。离开哈佛大学的日子越来越近了，贝娜齐尔感到无比伤心。尽管她同几个朋友，包括彼得·加尔布雷思已被牛津大学录取，但她不想去。贝娜齐尔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她好不容易熟悉了这里的环境并理解这里的人民，她请求父亲让她在回巴基斯坦前去弗莱彻法律和外交学校求学。但布托坚持要女儿去牛津大学。他给女儿写信说，在一个地方呆四年已经足够了，如果你在美国呆的时间再长一点，你就将开始在那里生根。你应该换个地方了。
  贝娜齐尔第一次感到父亲在推动她去做某件事，但究竟做什么呢？她不得而知。但贝娜齐尔知道自己并没有成为政治家的愿望。
  贝布托传第三章　在政治摇篮中成长
  第三章　在政治摇篮中成长
  1973年秋，贝娜齐尔遵从父亲的愿望，到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到牛津大学来，与其说令贝娜齐尔欣喜若狂，不如说让布托欢欣鼓舞。当贝娜齐尔姐弟们还很幼小时，布托便时常对他们津津乐道起牛津大学。牛津是世界上最好、最受尊敬的大学之一。牛津大学与英国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的文学、教会、君主政体、议会都与牛律大学有着某种联系。布托认为美国教育虽然非常出色，但教育管理相对松懈，而牛津大学将使贝娜齐尔姐弟增强纪律观念。因此，布托一直希望把贝娜齐尔姐弟送到那儿去受教育。作为长女。贝娜齐尔是布托四个子女中唯—一个有幸在政变前在牛津大学完成学业的人。大弟弟米尔在第二学年开始不久便离开了牛津大学、为营救当时已被军政府监禁的父亲而在英国四处奔波。而妹妹萨娜姆根本没到过那儿。
  布托在写给女儿的信中大谈其感觉，一种兴奋和得意溢于言表。他说；“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想像着你正沿着我22年前留在牛律大学的足迹走着，我曾为你能在拉德克利夫求学而感到高兴，不过由于我没在哈佛读过书，我没法也那样地想像在拉德克利夫的你。但是现在，我能活生生地想像得出你在那儿就跟当年我在那儿一样，走在牛津街头的鹅卵石上，踏过冰冷的石阶，走进每一扇知识宝库的大门。你得以在牛津求学使一个梦想成了现实。我们祈祷并希望这个已变成事实的梦将发展成为你终生为你的人民服务的宏伟事业。”
  父亲对女儿的希望已经昭然若揭，那就是沿着父亲的路走，成为一个政治家。布托还告诫女儿要多参加社团活动，尤其是牛津大学的辩论社。尽管贝娜齐尔自己并不想从政，只希望将来在外交部工作，但中津大学的生活确实培养了她良好的政治素质。
  初到牛津的贝娜齐尔并不比初到哈佛时高兴、快乐。在哈佛，她和同学有自己的套问。在这儿她只能住玛格丽特女生大楼内的很小的单人房间，过道上有一个公共盥洗室，没有自己的电话，无法迅速与英国同学交朋友。一连几星期，她只能找那些一同来到牛津的美国同学玩。只是父亲不断的来信才消除了她的陌生感。
  父亲寄来了一份他曾在1950年挂在牛津大学基督学院自己房间里的古罗马印刷品，并写信告诉她：“在你去牛津大学前，这份东西对你不会有任何意义，现在我把它寄给你，可能你想把它挂在你的房间里。”父亲的鼓舞温暖了贝娜齐尔，她也学着父亲把它挂在了墙上。
  在牛津大学，贝娜齐尔学会了在压力下工作。她每周要为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导师写出所要求的两篇论文。
  牛津大学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从社会主义的、保守党和自由党的政治俱乐部直至划船和猎免俱乐部，而最有名气的当首推牛津辩论社。该社成立于1823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它仿效英国下院的做法，经常就各种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被看作是未来政治家的摇篮。贝娜齐尔对成为政治家并没有兴趣，但为了取悦父亲，她还是参加了牛津大学辩论社。
  贝娜齐尔参加辩论社除满足父亲的愿望外，另一个原因是她自己也被辩论艺术所吸引。在牛津大学辩论社所获得的经验和锻炼的口才。使她后来能在巴基斯坦大地上在数百万人面前挥洒自如地讲演，成为具有巨大感召力的政治领袖。
  尽管贝娜齐尔在读了三年的政治、哲学和经济学后，第四年又选读了国际法和外交的研究生课程，但牛津大学辩论社才是她一生中经历过的最重要最愉快的一个集中点。
  在牛律大学辩论社，学生讲演者要穿上正规的服装，并在上衣的翻领上插上麝香石竹。贝娜齐尔第一次演讲的议题是“本院将弹劾尼克松”。初次登台演讲的贝娜齐尔便显现出雄辩的口才，她说：“一个人高谈法律和秩序，参加总统竞选，然而他又为所欲为，破坏了法律，引起国家的全面混乱，这是自相矛盾的。但是，美国历史上充满了自相矛盾的事件。让我给你们说一说乔治·华盛顿和他父亲有故事。当小乔治的父亲发现有人砍倒了他的樱桃树时，他大发雷霆，想弄清是谁干的。年轻的乔治勇敢地站到父亲面前说，‘父亲，我不能撒谎，树是我砍的。’如此，美国人从有一个不说谎的总统开始。而如今他们却有了一位不能说真话的总统。”
  凭借21岁年轻人所有的自信和激情，贝娜齐尔列举了这位美国总统可被弹劾的理由。在演讲结束时，贝娜齐尔情绪激动地说：“千万别搞错了，我的朋友们，这些罪过是严重的。尼克松总是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为所欲为。最后一个英国君主这样干的结果是掉了脑袋。我们建议对他动动手术，虽说不是那么严厉．但其作用绝不比此差。据说，有一次尼克松去看精神病专家，那人告诉他说‘你没患妄想狂症，总统先生，不过你倒真是遭人恨呢！’今天，尼克松不仅令人憎恨，而且还失去了所有的信誉，由于在人民中失去了信誉，尼克松便失去了领导整个美国民族的道德权威。这不只是尼克松的悲剧，也是美国的不幸。”
  由贝娜齐尔提出的弹劾尼克松的动议在牛津大学辩论社以345票赞成，2票反对而通过。贝娜齐尔的演讲是成功的，然而，她并不高兴。她可以在这里大谈法律准则、信誉、道德权威，甚至可以通过宪法手段，而不是使用武力撤换一位民选的国家元首，把尼克松赶下台，但在她的祖国巴基斯坦，这一切都被丢弃了。4年后推翻她父亲布托总理的不是选票，不是讲演，而是枪杆子。
  在牛津大学，贝娜齐尔过得轻松愉快。朋友们带她到查韦尔河上游玩。在伍德斯托克附近的布伦海姆宫的绿树荫下野餐，驾驶着父亲送的礼物——一辆黄色敞篷小汽车去观看莎土比亚戏剧，或去伦敦，大口大口地吃美国薄荷奶油冰淇淋，去听钢琴曲，毫无顾忌地交朋友，同朋友们高谈阔论，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远离了巴基斯坦。
  1974年2月，贝娜齐尔飞回巴基斯坦。父亲要她一同去拉合尔参加由他召集的第二次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一心想将来到外交部工作的贝娜齐尔非常乐意，并且还为自己已有的外交经验沾沾自喜。
  那是1973年布托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在白宫举行的正式宴会上，贝娜齐尔坐在以纵横捭阖的外交手腕闻名于世的外交博士亨利·基辛格国务卿旁边。喝汤时，贝娜齐尔满脑子想着那份玩世不恭的《哈佛大学讽刺文摘》上的一张照片，画面上叼着雪茄的美国国务卿正躺在一块熊猫皮毯上。当宴会上到鱼这道菜时，为了别再走神，贝娜齐尔和基辛格闲谈起哈佛的优越感和其它不会引起争议的话题。第二天晚上，在另一次宴会上，基辛格拉住布托说：“总理先生，您的女儿比您更咄咄逼人啊。”布托会心地笑了，把基辛格的妙语当作真心的恭维。
  在那次访问中，贝娜齐尔还认识了被水门事件困扰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
  在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上，布托呼吁与会的38个国家在外交上承认孟加拉国，并取得了成功。这为和平遣返巴基斯坦战俘铺平了道路。贝娜齐尔为父亲的成功而高兴。
  贝娜齐尔在会议上认识了许多伊斯兰国家的领导人，其中包括大名鼎鼎沙特国王费萨尔，大开了眼界。
  但当贝娜齐尔心情愉快地返回英国时，她却蒙受了一次极大的侮辱。
  “你计划住在英国什么地方？”英国移民局官员问道，并仔细查看贝娜齐尔的护照。
  “牛津大学，我是那儿的学生。”贝娜齐尔彬彬有礼地回答。
  “牛津大学？”他以讥讽的口气问。贝娜齐尔怒火冲天，拿出学生证给他看。
  “贝娜齐尔·布托小姐，卡拉奇，巴基斯坦。”他以戏谑的腔调读到，“你的公安卡呢？”
  “在这儿。”
  “你打算如何支付你在牛津大学的费用呢？”
  贝娜齐尔压制自己的怒火，没有讽刺他。“我父母给我的银行帐户上汇款”。
  移民局官员又一次仔细检查各种证件，又在一本厚厚的本子上查找什么，但最终没有查到。
  “一个土巴老怎有那么多钱来牛津受教育？”他嘟哝着，才把所有的证件退还给贝娜齐尔。
  贝娜齐尔愤怒地冲出了机场。她想起了父亲的告诫，父亲曾一再告诫她要小心在西方可能碰到的种族偏见。当贝娜齐尔从牛津大学写给家里的信中隐隐约约显现出对西方的好感时，布托再一次警告她要注意种族歧视的危险。他说：“西方心里完全明白，作为一名学生你们不会永久地呆在他们的国家，他们接受你，是因为他们认为你不是个移民，不是一个要依赖他们的有色人种。一旦他们知道你是又一个回到他们那个了不起的国家避难的巴基斯坦或亚洲人，他们的态度就会完全改变。他们将开始蔑视你。他们将认为在通往成功的任何道路上，你竟然也来同他们竞争，那是不公平的。”尽管贝娜齐尔从未真正考虑过不回巴基斯坦，甚至是渴望着回去，回到她出生的土地上去，但她还是经受了种族歧视的一幕。
  1974年4月，布托尤为高兴的是看到女儿准确地预测了法国新总统是谁。当时布托带贝娜齐尔到法国参加乔治·蓬皮杜总统的葬礼。
  布托和他的朋友在吃饭时问贝娜齐尔。“你认为谁会成为下届总统？”
  “吉斯卡尔·德斯坦。”贝娜齐尔自信地回答。
  后来法国总统选举的结果果然如此，这不仅令贝娜齐尔兴奋万分，更令布托激动。因为1972年贝娜齐尔姐弟四人利用暑假到中国访问时，周恩来总理曾问在哈佛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