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这里“糠”的白读形式如何演变决定于它与之叠置的果摄字的演变，而它在系统中能否存在则决定于它和文读形式的竞争，一般的情况都是文胜白败，白读形式最后只能残存于一些地名和姓氏中，甚至可以在系统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不留痕迹。所以，文白异读的竞争可以调节方言的发展速度，控制方言的发展方向，汉语的演变如果没有文白异读这样一种机制的调节，各地的方言就难以保持相对一致的发展趋势，有可能早就变成为不同的语言（徐通锵，1994b）。
  叠置式音变的提出对语言理论和语言史的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可以改进对语言系统的性质的认识。比方说，索绪尔的语言共时系统理论强调的是语言系统的同质性（homogeneous），排斥异质的（heterogeneous）的因素；系统只存在于共时态中，排斥任何历时的因素，而文白异读却是两个不同的方言系统共存于同一个方言系统之中；文读是后来产生的，比白读晚，文白并存，说明系统中既含有异质的因素，而历时的因素也可以共存于共时的系统中，等等。这说明，索绪尔的语言系统理论无法解释文白异读现象，不适合于汉语方言音系的研究。其次，可以改进语言史的研究方法。一种语言的结构原理古今一样，或基本一样，我们可以从残存的白读中窥知原始语的结构状态，而不必老是在A“变”B之类的“变”字上做文章。王洪君（1987）根据山西闻喜方言的底层白读音对宋西北方音的拟测，徐通锵（1990）根据古浊塞音、浊塞擦音在现代山西方言白读中的不同性质的读音推测古方言的差异，就是这方面的两个很好的例证。、定、群等古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性质在汉语史的研究中，如前所述，曾有过尖锐的争论。这是由于过去人们只用一种“变”的眼光去观察语言的演变，承认古汉语中的浊塞音、浊塞擦音只有一种音值，因而面对现代方言送气和不送气的差别，就只能在“变”字上兜圈子，很难解释现代方言的差异。其实，这些浊塞音和浊塞擦音在古代就有方言的差异，现在山西方言的白读仍旧保持着这种差异：晋南，古浊塞音、塞擦音的白读音读送气，晋中读不送气，而太原以及晋北等地则与北京话一样，无文白异读的差异，原浊声母字依声调的平仄而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类；晋南、晋中的文读形式与此相同，根据声调的平仄而分为送气和不送气。我们可以运用叠置式音变的原理去解释古汉语中浊塞音、浊塞擦音的方言差异，就是说，在原始汉语中就存在着方言差异，现代方言的差异，例如客、赣方言读送气音，湘、吴、闽读不送气音，而粤方言和北方话则依声调的平仄而分为送气和不送气两类，都只是古汉语的方言差异的延续和继承。高本汉在汉语音韵史的研究中由于恪守着上一世纪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比较法的理论和原则，把《切韵》看成为现代方言的原始母语，因而就只能在A“变”B的“变”字上做文章，难以解释现代方言之间的歧异和汉语的发展。我们现在根据山西方言白读音所提供的线索承认原始汉语有方言差异，就比较容易解释汉语方言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客家和赣两大方言源自原浊塞音、浊塞擦音的送气型方言，吴、闽、湘三大方言源自原不送气型方言，而北方话和粤方言则源自原平仄分音型的方言。这可能比较接近语言发展的实际状况，说明汉语方言的形成不是（至少是不完全是）谱系树式的分化，张琨（1984，248）在这个问题上的论断是正确的。钱曾怡（1990）在谈到这一研究的价值时认为它“对历史比较法的前提谱系树理论有所突破”。谱系树理论设想原始语的内部是统一的，没有方言分歧，学者们对这一假设虽然早有怀疑，但也只能根据后代语言的某些残迹用波浪说解释那些不合规律的例外，提不出成系统的语言事实的根据，也无法说明语言或方言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汉语的文白异读和据此提炼出来的叠置式音变理论则可以对原始语的方言差异、方言或亲属语言间相互影响的规律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线索。再次，叠置式音变的理论和方法对认识和解决汉语史研究中的一些疑难杂症也有积极的意义。徐通锵（1996b）对传统的阴阳对转概念作出全新而有根据的解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具体而有说服力的例证。
  叠置式音变是一种可与连续式音变、离散式音变相并列的新的音变方式，是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与改进。借用王士元的话来说，就是汉语的研究可以“影响到整个历史语言学，使历史语言学增添了一支新的生力军”。现在，虽然由于语言的阻隔，国外的语言学家没有或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的叠置式音变，但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发展，我们相信这种理论将会对语言史的研究产生积极的影响。
  与汉语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建设同步，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在理论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方面的问题前一节已有讨论，但这里我们还要强调一下陈保亚的关系词阶分析法和由此而提炼出来的语言联盟的理论价值。
  语言的系属关系通常都用施莱哈尔的“谱系树”理论来解释。这对印欧系语言相互关系的研究很有说服力，但用来解释汉语和东亚一些语言（特别是国内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相互关系，如前所述，就有点捉襟见肘，难以确切把握语言关系的性质；特别是侗台语的系属关系，它已成为国际汉藏语学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和焦点。两派的意见虽然对立，但他们所依据的方法论原则却是相同的，都是谱系树理论，都根据语音对应关系去分析语言的系属关系，因而都难以对对立面进行有说服力的批驳。语言事实的“抗议”要求语言学家提出新的语言理论假设，以有效地解释汉语和其它语言的系属关系。陈保亚以关系词阶分析为标志的“语言联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一种理论。
  “语言联盟”这个概念过去特鲁贝茨科依也曾说过，但由于缺乏语言接触机制的具体研究，因而无法成为一种语言理论模型。此后的研究虽也有提及，但都比较零散，大多只是作为语言相互影响的一种特殊的例证，其中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所谓巴尔干半岛上保加利亚语（斯拉夫语系）、罗马尼亚语（罗曼语系）、阿尔巴尼亚语和希腊语的语言联盟，因为在它们之间出现了一些共同的结构特征。这些研究的对象都是印欧系语言，学者们还难以从中悟察语言接触与语言演变的关系，揭示这一概念的理论意义。陈保亚根据汉、傣两种语言的接触和相互影响过程的具体考察，总结出匹配、回归、并合、母语转换等一系列新的、前人不曾涉及的语言接触的理论和方法。作者根据这些研究，认为语言的接触是一种互协的过程，即两种语言有规则地相互协调，趋向同构，形成有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而互协的过程则呈现出无“界”而有“阶”的特点，即语言的任何结构层都可以受到接触的冲击，划不出哪些层面能不受影响的“界”，区别只是越是核心的结构和核心的词汇受到冲击的量越小、时间越晚，呈现出不同的“阶”。作者根据这种语言接触机制的规律，认为以往确定语言亲属关系的语音对应和同构这两条标准，既可以由语言发生学产生，也可以是由语言的接触产生，因而不足以证明语言的系属。为了鉴别语言的亲属关系和接触关系，作者提出一种语言接触的无界而有阶的理论，用“阶”的曲线来具体考察关系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反映，看其不同的走向确定语言关系的性质（具体内容已见于前面的分析）。作者根据这一标准检验现在已有所研究的语言关系，普遍适用。侗台语和汉语是由语言接触而形成的一种语言联盟。这是根据汉语和傣语的相互影响而提炼出来的一种新的理论模型。
  从王士元的词汇扩散到徐通锵、王洪君的叠置式音变和陈保亚的语言联盟理论，观察语言演变的视角大体上都着眼于横向的相互影响，只是范围有别：王士元着眼于语言系统内部字音变化的横向扩散，徐通锵、王洪君关注的是两个方言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由此而引起的竞争，陈保亚研究的是两个语言系统之间的接触、竞争直至最后的联盟。这些研究领域是西方历史语言学的一些薄弱环节。东西方语言研究侧重点的区别是由语言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印欧系语言因纵向分化而形成谱系树式的系属关系比较明显，语言学家的注意力自然集中于亲属语言的研究，并由此诞生历史比较语言学。汉语与国内少数民族语言、乃至与东亚地区的其它语言之间的关系与印欧系诸语言不同，它们的谱系关系比较模糊，但相互间的接触和影响却非常广泛、深入，形成系统性的渗透与扩散。语言学家只要能忠实于由语言现象提供的线索，定可以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词汇扩散理论、叠置式音变理论和以关系词阶曲线为特征的语言联盟理论都是根据这些语言特点提炼出来的。它们可以弥补传统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一些不足。
  七、对前景的展望
  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语言学已经摆脱了“闭关自守”的旧传统，走上了与西方历史语言学相结合的道路，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译音对勘到历史比较法、内部拟测法的运用，从吸收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到自己根据汉语的特点提炼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些都说明我们在“结合”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扎实的步伐，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这仅仅是开始，只解决了一些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尚待来日的研究。如果说，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语言学的主流是如何运用西方历史语言学的理论、方法来分析汉语和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结构和演变，在“结合”的过程中处于一种依赖西方语言学的被动地位，那么，展望二十一世纪，中国历史语言学在“结合”的方向上可能会有重大的变化，即根据汉语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成果去补正传统历史语言学理论、方法的不足。这是根据“结合”的规律而作出的一种展望。
  “结合”的基本规律就是以己之长，补人之短，或者说，以人之长，益己之短，长短结合，融为一体。希腊罗马传统和印度传统的“结合”就是相互取长补短、融为一体的结果，形成现在流行的印欧系语言的研究传统，重点是语法。这一传统的语义研究非常薄弱，在语言研究中一直没有什么地位，只是到晚近才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相反，汉语的研究传统没有语法，或者说没有印欧语类型的那种语法，但是有悠久的语义研究的历史；《尔雅》《说文》两个系列的著述和古籍的注疏，都是以语义为核心的语言研究，虽然零散，缺乏系统性，但成就辉煌，不可否认。这是汉语研究传统的强项，完全可以弥补印欧语研究传统的不足。问题是我们需要弄清楚语义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只要能在这方面取得成效，我们就可以据此充实普通历史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推进语言学的发展。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来看，自六十年代乔姆斯基的标准理论以来，语言研究的重心已逐步向语义转移，重点是解决语义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这里虽然还没有涉及语言史的研究问题，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必然会求助于历史，求助于有语义研究传统的语言研究成果。汉语音节结构规律的研究已对现代音系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王洪君，1994），有悠久历史的汉语语义研究完全有可能影响二十一世纪的语言学的发展。问题是我们需要摆脱旧有方法论的影响，不能局限于就事论事式的分析，而需要挖掘隐含于语言事实背后的规律，提炼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希望中国的学者能在这方面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对汉语语义研究进行理论的总结，不至于像音系学的研究那样，由外国的学者替汉语音节结构规律的研究进行理论的提炼。
  语义是语言结构的核心，涉及语言社团的思维方式的差异。抓住语义进行语言的研究，不仅会带动历史语言学的发展，而且必将对语言理论、语法结构的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语义研究将“执”二十一世纪语言学发展之“牛耳”，汉语的研究将会对普通语言学（不管是共时的，还是历时的）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实现新的“结合”。
  参考文献
  本尼迪克特（Benedict；P。K。），1942，《台语、加岱语和印尼语：东南亚的一个新联盟》，译文载《汉藏语系语言学论文选译》（罗美珍译），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