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4种汉藏对音、藏文译音材料在时代上有差别，反映的汉语语音在时间和空间上也不完全一致，罗氏将它们合在一起讨论，作为同时代、同地域的材料来研究，不太妥当。
  此外，日人高田时雄根据罗书的材料和一些新材料，对唐五代西北方音进行了研究，其成果为《敦煌资料中的汉语史研究》（1988）。高田氏的著作补充了罗氏所未备，纠正了罗氏的一些失误，有较大的参考价值。
  （2）敦煌文献的别字异文和敦煌诗文的用韵研究。邵荣芬利用敦煌文献（俗文学作品）的别字异文来研究唐五代西北方音，撰有《敦煌俗文学中的别字异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其结论可以补罗氏之未备，也可纠罗氏之失。具体是：
  a。知章合流，庄章有别。可正罗知章庄三系合一说。
  b。ｍ尾的消变，邵氏认为时间是相当晚的，地域上是不普遍的，＋ｎ的合并，邵氏认为当时西北方音并不存在这种语音变化现象。可纠罗氏之失。
  c。入声尾的变化。邵氏认为当时入声还存在，入声消失的时间不会那么早。
  邵文的不足之处是：邵氏依据别字异文来讨论语音，而这些别字的确定，是敦煌文献的整理者所为。由于当时学术水平的限制，整理者的校勘有不少是错误的，用这些错误的校勘成果（别字）来论语音，是有一定风险的。邵氏有些结论之所以站不住，原因就在这里。详参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此外还有张金泉《变文假借字谱》和李正宇《敦煌方音止遇二摄混同及其校勘学意义》，此不赘。
  敦煌诗文的用韵研究，主要是探讨唐五代的韵部情况，这些材料有方言特色，也反映当时北方通语的大势。主要成果有：沈祥源《唐五代词用韵考》（《研究生论文选集·语言文字分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张金泉《敦煌曲子词用韵考》（《音韵学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6），周大璞《〈敦煌变文〉用韵考》（《武汉大学学报》1979。3～5），都兴宙《敦煌变文用韵研究》（《敦煌学辑刊》，1985，1）周祖谟《变文的押韵与唐代语音》（《语言文字学术论文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蒋冀骋《王梵志诗用韵考》（《敦煌文书校读研究》，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其结论大同小异，各有千秋。此不详述。
  这些论文的共同缺点是：无论是曲子词还是变文都不是一时一地之作，研究者笼而统之地进行研究，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其精确程度也就打了折扣。
  2。晚唐五代通语语音的研究
  研究晚唐五代通语的语音，主要以《说文解字系传》的朱翱反切为材料。
  严学、张世禄分别于四十年代对朱翱反切进行过研究，张氏发表过论文《朱翱反切考》（《说文月刊》4卷），严氏发表过论文《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中山大学师范学院季刊》1卷2期），王力完全不参考这些成果，于八十年代对朱氏反切重新研究，结果有较大差别。
  王力的结论是：声母36个，韵部41部。声母的特点是：a。轻唇音分立。b。从邪合一，床禅神合一。韵部的特点是：a。鱼虞模合一，尤侯的大部分唇音字转入鱼模。b。东冬钟合一。c。部分为二：来、灰堆。d。元韵与先仙合并。e。支脂之微合一。f。产生了新的“资思”部。
  王力的结论大致可信。但“资思”部新兴说靠不住。参看蒋冀骋《舌尖前元音产生于晚唐五代说质疑》（《中国语文》，1997。5）。
  （二）宋代语音的研究
  1。《皇极经世书声音图》的研究
  《皇极经世书声音图》（以下简称《声音图》）反映的是北宋汴洛间的实际语音。研究《声音图》的论文有周祖谟《宋代汴洛语音考》（《辅仁学志》12卷1～2期，1943），陆志韦的《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燕京学报》31期，1946），苏联汉学家CE雅洪托夫的《十一世纪的北京语音》（译文载《汉语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竺家宁《论皇极经世声音唱和图之韵母系统》（《淡江学报》第20期，台北），冯蒸的《北宋邵雍方言次浊上声归清类现象试释》（《北京师院学报》，1987。1）
  据周、陆的研究，宋代汴洛语音声母系统有如下特点：
  （1）浊音清化。在音一、音五、音六、音十一、音十二中，群、、定、从、床、澄诸母都按平仄分为二类，仄声与全清相配，平声与次清相配。这反映邵氏方言中浊声母已清化，按平仄变为送气与不送气的清声母。
  邵氏音图中，音二的疑母，音三的明母，音四的微母，音七的泥母、来母，音十的日母也都分清浊，上声字归清，其余三声归浊。令人费解。周祖谟、陆志韦、雅洪托夫、冯蒸都对此有所解释，但都不能令人信服。有待进一步研究。
  （2）非敷奉合并。
  （3）床禅无别。音十第二竖行应是禅母字，但例字“士”属床母。音十一第四竖行应是床母字，但例字“辰”是禅母。
  （4）知组与照组相近。音十二是知组，排在音十一照组后面，而不与端组相次。周祖谟认为“其读音或已与照组相混”，周氏的拟音干脆将二者拟为同一套辅音。“过犹不及”，邵氏方音知、照两系只是相近，并未合一，如果合一，则邵氏所举知、照系例字应混为一行。周氏的说法靠不住。
  邵氏方音韵母系统的特点是：
  （1）韵类与《四声等子》大致相同。不同者，果假合为一类，宕江合为一类，梗曾合为一类，蟹摄细音与止摄合为一类。
  （2）入声韵与阴声韵相配，说明入声韵尾已弱化为喉塞音。
  对此，诸家有不同的看法。周祖谟认为入声韵尾已经消失（ｐ尾除外），陆志韦认为ｔ，ｋ韵尾已经变得近乎元音的收声了。陆氏将第五声、第四声的入声韵尾拟为和，第一声的入声韵拟为。竺家宁认为邵氏方言的入声并未完全失去辅音韵尾，而是弱化为喉塞音韵尾。我们同意竺氏的意见。
  （3）止摄精组字的韵母已经由ｉ变为或。这是周祖谟的观点，他说：“止摄精组字皆列为一等，其韵母必由ｉ变而为，同时知组字亦必变而为，故今拟为ｉ、、三类。”陆志韦的观点与周氏相近，但他并不同意拟作舌尖音，他认为应是一个“近乎”的音。
  周陆二位的主要证据是“音图”中“自、思、寺”三字列为“开”类（一等），列于开类就一定读。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与“自”同行的“在”列在“发”类（二等），与“思”同行的“三”也列在“发”类（二等），“在”“三”皆一等字，最有资格列一等的，应是“在”“三”二字，邵氏将它们列为二等，当另有原故，但并不是“自”“思”读所致。这个问题还可以再讨论。
  2。朱熹反切的研究
  研究朱熹反切的论文有：许世瑛《朱熹口中已有舌尖前高元音说》（《淡江学报》第9期，1970）、《从诗集传叶韵考朱子口中鼻音韵尾及塞音韵尾相混情形》（《文史季刊》，1、3期，1971）、《从诗集传叶韵中考广韵阴声各韵之并合情况》（《辅仁学报》2期，1972）、《从诗集传音注及叶音中考中古声母并合情况》（《淡江学报》，11期，1973），王力《朱熹反切考》（《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集），赖江基《从诗集传的叶音看朱熹音的韵系》（《音韵学研究》第2辑，1986）。
  研究朱熹反切，主要是研究朱氏“叶音”的反切。朱氏“叶音”反映的音系究竟代表什么音？学界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即代表南宋时期的读书音。这固然不错，但我们认为，还应加以限制，朱音是带有方音色彩的南宋读书音。
  据诸家的研究，朱熹反切的声母共21个，有如下特点：
  （1）浊音清化。全浊声母平声变次清，仄声变全清。（2）知章合并，庄组字一部分并入章组，一部分并入精组。（3）泥娘合一。（4）非敷奉合一。（5）喻母归影。
  朱熹反切的韵母共有32部，其特点是：
  （1）纯二等韵大都转入相应的一等韵和三、四等韵，导致韵部的急剧减少。与朱翱反切比少了9部。
  （2）产生了新的“资思”韵“”。许世瑛、王力、赖江基的观点完全一致，但刘晓南、蒋冀骋对此提出了异议，朱切的止摄精组字通过叶音然后与支齐韵相叶者，并不是表示已产生了资思部，而是闽方音的反映。参蒋冀骋《近代汉语音韵研究》。
  （3）歌戈与麻分立。
  （4）齐祭废入止摄成为支齐部。
  朱熹反切在声调方面的特点是：平声不分阴阳，浊上已变去（浊上变去始于唐五代，宋代已完成）。
  诸家都是依朱熹反切来研究宋代语音的，其结论虽是大同小异，但何以有这种异？值得探讨。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是否注意了语音的系统性？是否注意到了方言的影响？如王力“萧宵肴豪”分为二，赖江基分为三。王力从语音的系统性出发，将它们两分，因为朱切中二等韵大多转入相对应的一等韵和三四等韵中去了，故“肴”韵不应独立。赖氏未意识及此，只从反切相混的频率出发，将“肴”韵独立，故为三。他如赖氏“真青”部的确定，即是未顾及方言影响的结果。
  3。宋代诗词用韵的研究
  研究宋代诗词用韵的主要目的是探讨韵母情况。在这方面用力最勤、收获最多的当推鲁国尧。鲁国尧的宋词研究系列论文是：《宋代辛弃疾等山东词人用韵考》（《南京大学学报》1979。2）、《宋代苏轼等四川词人用韵考》（《语言学论丛》第八辑）、《宋代福建词人用韵考》（《语言文字学论文集》，上海知识出版社，1989）、《宋元江西词人用韵研究》（《近代汉语研究》，商务印书馆，1992）、《宋词阴入通叶现象的考察》（《音韵学研究》第2辑）、《论宋词韵及其与金元词韵的比较》（《中国语言学报》第4期，1991）。此外，还有姜聿华《宋代北方籍词人入声韵分部考》（《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87。3）、程朝晖《欧阳修诗词用韵研究》（《中国语文》，1986。4）、唐作藩《苏轼诗韵考》（《王力先生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朱晓农《北宋中原韵辙考》（语文出版社，1989）。
  鲁氏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
  （1）对宋词用韵作了穷尽性的研究，填补了宋词用韵研究的空白。
  （2）得宋词韵18部（阴声7部，阳声7部，入声4部），批评了毛奇龄、纪昀的宋人词韵漫无定纪、不足推求的观点。并对各部的通叶现象进行了分析，知其分而知其合。
  （3）研究中注意了时代和地域的差别，有较强的科学性。
  4。对音材料的研究
  宋代对音材料主要有梵汉对音和西夏汉对音。梵汉对音主要是宋初和尚天息灾、施护的译著中的对音材料，研究成果为：张福平《天息灾译著的梵汉对音研究与宋初语音系统》、储泰松《施护译音研究》（《薪火编》，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6）。天息灾、施护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反映的是宋初中原的语音系统。研究西夏汉对音的学者有日本的桥本万太郎，我国台湾学者龚煌城，宁夏学者李范文。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是集大成之作。作者在研究西夏汉对音材料《掌中珠》的基础上，参照现代方言，构勒出了宋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系统，与罗常培的《唐五代西北方音》前后相承，堪称双璧。范书的主要贡献在于：
  （1）对《掌中珠》的两种抄本进行了校勘，对《掌中珠》的注音加以释读，并对其中的附加符号进行了考释。
  （2）考订出西夏语的声母系统和韵母系统。西夏文并非拼音文字，它的音系要通过反切系联（西夏文献《文海》注有西夏文反切）和汉字注音的对比研究才能获得。李氏的考订是有意义的。在此基础上，李氏又构拟了宋代西北方音的语音系统，填补了宋代西北方音研究的空白。
  此书的不足之外：对汉语本身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宁夏方言的特点注意不够，受罗常培《唐五代西北方音》的影响太深，有些地方为了与罗书一致，不顾西夏汉对音的语言事实。
  （三）金元语音的研究
  1。《改五音集韵》和金元词曲用韵的研究
  《改五音集韵》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宁忌浮《校订五音集韵》及其前言，宁氏通过对韩道昭《五音集韵》的校订，发现了此书隐含的第二语音系统，即韩氏口语音系。声母方面的特点是：全浊声母清化；照二与精相混；非敷相混；彻穿相混；影疑与喻相混。韵母方面的特点是：三四等韵合流；东钟合并；脂微合一；鱼虞合一；齐归于止摄；真欣、文谆相混；清青、盐凡相混；元韵归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