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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音韵学变革阶段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和中研院史语所是开拓音韵学现代化的主要阵地，开创现代音韵学的代表人物如钱玄同、刘复、林语堂、王国维、赵元任、李方桂，以及钱、刘、赵的学生罗常培、魏建功、沈兼士、白涤洲、王力等都曾在这几个单位工作或兼职，在学术界的影响最大。北大、清华两校开设的音韵学课程，都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阐释传统音韵学的名词术语和原理，把“绝学”改造成容易掌握的、充满科学精神的学问，培养了不少现代音韵学人才。王力的《中国音韵学》（后来改名为《汉语音韵学》）、魏建功的《古音系研究》是影响较大的教材。史语所则组织过专题的研究，支持了赵元任等人翻译高本汉的著作。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也成为南方的现代音韵学阵地，张世禄、马宗霍、姜亮夫、黄淬伯等人也起了积极作用，编写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和读物，如张世禄《中国声韵学概要》（1929）、《中国古音学》（1930）、马宗霍《音韵学通论》（1931）、姜亮夫《中国声韵学》（1936）等。张世禄的《中国音韵学史》是现代最先出现的音韵学通史。另外有几所学校的音韵学课程仍然以传统方式为主，在古音研究方面也有贡献，不过没有达到章、黄的水平。
  除了高本汉、马伯乐等西方学者，日本汉学界也开始以现代语言学的路子研究汉语音韵学。仓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现代中国音韵学的开拓者。他和他的学生小川环树、藤堂明保等都曾在中国留学，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日本有较大的影响。有坂秀世、河野六郎对重纽的研究很值得重视。有坂秀世的《关于朝鲜的汉字音》（1936）及《评高本汉对三四等的拟音》（1937—1939）等文章，根据朝鲜汉字音、越南汉字音及日本译音、福建方言，认为重纽三、四等有读音上的区别，高本汉合三四等为一类是不恰当的，他把重纽的区别归之于介音，三等有“非硬腭性”的介音ｉ，四等有“硬腭性”的介音ｉ。河野六郎《朝鲜汉字音的一个特点》（1939）也提出了跟有坂秀世相同的拟音。他们的拟音在日本被称作“有坂—河野说”。
  三战争年代的分散研究
  ——前期第三阶段的汉语音韵学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转移到抗战的后方西南地区，大多数音韵学教授随之转移，在那里进行教学。音韵学研究处于低潮，但音韵学家利用地理之便，展开了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三十年代初期培养出的一批学者这时成为学术骨干，如董同、严学、周法高、张清常、邢公畹等。也有一部分学者留在敌占区的高校（多为西方教会所办的学校）任教并坚持学术研究，如燕京大学（太平洋战事前）的陆志韦、辅仁大学的周祖谟等，陆志韦培养出了俞敏、林焘等新进人才。
  此阶段的汉语音韵学，仍然既有系统的断代语音研究，又有专题的研究。前一类的代表作是董同的《上古音韵表稿》（1944）和陆志韦的《古音说略》（1947）。董书基本上是用高本汉的方法拟测上古音，但材料的运用和观察的深度青出于蓝，通过对谐声关系的仔细分析和用韵的考察，批驳了高本汉的不当之处；又按二十二部、三十六个声母排列出上古音的表格，把《说文》所收的九千多字和《说文》未收而先秦古籍常见的字均列入其中，成为一个音值与音类俱备的严整体系。陆书中一部分讨论中古音，大部分是讨论上古音的。在中古音部分，批评高本汉的构拟失当并改拟的地方主要有：全浊声母不应当是送气的、三等声母并非腭化音、四等韵母没有ｉ介音，又从声母和介音上区分重纽的三、四等。陆书上古音部分的特色首先是统计学方法的全面运用：统计《切韵》各韵类之间的互谐关系，统计《切韵》五十一声类在谐声字中的通转关系，以此作为考订上古声母韵母的根据。董、陆两书虽然批评高本汉很激烈，而事实上继承了高本汉的许多缺点，如同一韵部有两个以上主要元音，都给阴声韵构拟了浊塞音韵尾ｄ、ｇ、ｂ等。此外，周祖谟的《宋代汴洛语音考》（1943）一文，以邵雍《皇极经世书·声音唱和图》为主要材料，参考当时汴洛一带文人的诗文用韵，归纳了北宋时的中州语音系统，是从韵书韵图以外的材料研究宋代音系的先驱之作。
  音韵学的专题研究呈现“各自为战”的局势，不像前一阶段那样有时大家围绕一个共同关心的题目展开讨论，但许多研究成果对以后有重要影响。
  陆志韦发表过几篇研究中古音的文章，如《证广韵五十一声类》（1939）、《三四等与所谓喻化》（1939），前文以统计方法证明《广韵》的声类应为五十一个，后文批评了高本汉等人所构拟的中音里的“喻化声母”。抗战胜利以后，陆志韦写过一系列近代音韵的文章，有《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释中原音韵》、《记兰茂韵略易通》、《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记五方元音》等，把近代音特别是近代北音学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周祖谟写过不少文章，在当时发表的有《古音有无上去二声辨》（1941）、《审母古读考》（1943）等。
  专书反切的研究有张世禄《朱翱反切考》（1943—1944）、严学《小徐本说文反切之音系》（1943）、周法高《玄应反切考》（1948）。
  重纽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陆志韦在《三四等与所谓喻化》一文里曾主张重纽的区别在于主要元音。王静如《论开合口》（1941）提出重纽的读音区别既在于介音，也在于声母，从介音上说，重纽三等有介音Ⅰ，重纽四等有介音ｉ；从声母上说，重纽三等有唇化喉牙音（ｋｗ类）和撮口唇音（ｐｗ类），重纽四等有普通的喉牙音（ｋ类）和平唇唇音（ｐ类）声母。陆志韦后来接受了王的观点，放弃了自己原先的说法。董同有《广韵重纽试释》（1948），指出重纽三四等往往有不同的上古来源，两者的音值区别应在于主要元音；周法高有《广韵重纽的研究》（1948），也从主要元音上区别重纽读音，给四等构拟了较高的元音，给三等构拟了较低的元音。
  其他构拟古音音值的文章还有邢公畹《论中古汉语元音之长短》（1945）、周法高《切韵鱼虞之音读及其流变》（1948）、张清常《中国上古ｂ声尾的遗迹》（1948）等。
  沈兼士主编的《广韵声系》是这一时期音韵学的又一重要成果。该书以四十一声类为纲，各声类内以主谐字为目，把《广韵》的全部谐声字分配于声首之下，它本是为了研究词族而作，但对于检索《广韵》很有好处，尤其便于从谐声关系考察上古音。
  汉语和藏语同源关系的研究有俞敏《汉语的‘其’跟藏语的ｇｊｉ》，总结了一些语音对应规律。
  少数民族语言的大规模调查研究是抗战期间中国语言学的一项重大进展。正如前一阶段上的方言调查研究一样，这时期的民族语言研究工作也是音韵学家推动起来的。当时罗常培、李方桂、闻宥等人在西南各大学教书或在研究所做研究，带动一批青年学者到少数民族聚居区进行调查研究，获得大面积丰收。如李方桂的壮语研究、闻宥的藏缅语言研究、罗常培的怒语研究、袁家骅的窝尼语研究、张琨的苗瑶语研究、马学良的彝语研究、傅懋的纳西语研究。王力到越南河内研究越南语的汉字音，写成《汉越语研究》一文。严学、邢公畹、高华年、吴宗济、陈士林、喻世长、王辅世等一批民族语工作者在此期间培养出来。
  抗战胜利后，迁移西南的高校和研究机构返回原地，有的学校里音韵学教学有所发展，如王力在中山大学创办了语言学系，聘请了严学、张为纲、王均等去担任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推行国语的工作也曾一度受到重视，音韵学者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魏建功、俞敏曾到台湾等地去参与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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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起来，可以认为前半世纪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过程呈马鞍形，第一阶段最平淡，中间阶段最红火，后一阶段跟中间阶段相比明显冷落但尚能持续发展。从文章的发表数量看，对比非常明显：
  1901—1922年，共25篇；
  1923—1937年，共397篇；
  1938—1949年，共206篇。
  （据《中国语言学论文索引》甲编统计）
  四从平缓发展到完全停顿
  ——后期第一、第二阶段的音韵学（一）建国后的恢复与平缓发展（1950—1964）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几年里，对知识界的“思想改造”是大事，学术研究也面临出路问题。像音韵学这种“中西合璧”的学科，被看成既具封建主义色彩（曾经属于经学附庸的“小学”的一部分），又包含资本主义的东西（有向西方学来的理论、方法），其命运、前途等待裁决，正常的研究是谈不上了，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从1950年到1954年，没有取得多少成绩。丁声树的《谈谈语音构造和语音演变的规律》（1952）得以发表，李荣《切韵音系》（1952）得以出版，是这几年当中音韵学的仅有收获。
  自1954年以后，推广普通话、进行文字改革和调查方言成了中国语言学界的重大任务，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音韵学的地位上升了，音韵学的教学和研究受到重视，促使这门学科出现了十来年较平缓的繁荣。老一代学者罗常培、陆志韦、王力、周祖谟、张世禄等仍然是本领域的带头人，新成长起来的一代学者邵荣芬、王显、杨耐思、李新魁、何九盈等成为后续生力军。
  十余年间音韵学界的主要成就有以下各方面：
  1传播音韵学知识，包括恢复高校的音韵学课程，为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开音韵课程等；
  2编写出版音韵学教材和普及读物，重印音韵学古籍；
  3对《切韵》音系的进一步研究和再构拟；
  4对历史音韵的某些专题展开讨论，主要是对《切韵》音系性质的讨论和《中原音韵》语音基础的讨论；
  5建立起“汉语语音史”这一门新的学科；
  6对古代音系的研究更加广泛；
  7对某些对音材料有了更深入的研究。
  四十年代以前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虽然兴盛，但一直是少数专家所掌握的冷僻学问，它的传播范围极有限。大学里开设这门课，听者也不多。到五十年代中期，国家举办的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这种研究班是为了培养推广普通话和调查方言的专业人员而办的，由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负责，从1956年到1961年共举办九期，培训学员一千六百余人。丁声树等专家为研究班讲授音韵学课，用音韵学知识武装语言工作者，提高他们的语言技能。这样大面积地发挥音韵学的功能，说明社会的需求是学科发展的根本条件。大学里的音韵学课程也有所扩展，北大中文系把专题研究引进了课堂，邀请陆志韦讲《高本汉的音韵学说》，主要介绍中古音构拟的方法；请李荣讲《广韵研究》，介绍他的研究方法。
  介绍音韵学基本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主要有罗常培的《汉语音韵学导论》、唐作藩的《汉语音韵学常识》和王力的《汉语音韵》。罗书本来是在大学的讲义，曾于1949年出版，到1956年重印，该书篇幅不长而内容丰富，但是它用文言文写成，不适合本时代读者。唐书于1958年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以通俗浅显的语言，叙述汉语音韵学的性质、内容，分析概念术语，讲解研究方法，更适合初学者，故颇受欢迎，以后多次重印，在国内外都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