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在经济上获得了自主权，他们就会成为最坚定的战士，为解决人口问题，消除文盲，过更健康更好的生活而斗争。这些决议正是对此的展示。当决策者们终于能认识到穷人是他们的伙伴，而非漠不相干者甚或是敌人时，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比现在快得多的进步。
  孟加拉是一个自然灾害频仍的国家，这是我们事业中的一个不幸但无可避免的因素。但是，无论一个贷款者遭遇什么大灾难，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个人的不幸，我们的一贯宗旨都是要坚持使她或他偿还贷款，哪怕一周只还半分钱。这个原则意在激发那个贷款者自力更生的意识，激励他或她的自尊和自信。如果一旦免除一位贷款者的偿还责任，则可能要花上好几年的艰难工作，才能恢复他或她对自己能力的信心。
  如果村庄遭遇严重的水灾或饥荒，贷款者的庄稼和牲畜都被摧毁，我们就会马上发给他们新的贷款，使他们重新开始。我们从不划销旧的贷款，而是把它们转为长期贷款，以便贷款者可以更缓慢地以更小额的分期付款来偿还。在贷款者去世的极端情况下，我们尽快从中心紧急基金（为贷款者们设立的一种人身保险基金）拨出资金给予死者的家属。随后我们就会要求那个小组或中心，从那个家庭中吸收一个新的成员，使这个小组的成员回复到五人。
  孟加拉有太多的自然灾害，一个地区可能在同一年内遭受几次侵袭。曾有过一个村子，一个区，或整个地区一年内遭受多达四次洪灾，那足使一个家庭的所有储蓄财产丧失殆尽。我们在1981、1985、1987、1988年遭受了几次洪灾，特别是1988年那次，海外国际媒体报道了我们的困境。还有一些地区性的灾难，如1989年侵袭马尼格甘杰（Manikganj）地区的龙卷风。在此类情况下格莱珉总是按照相同的程序运作。首先，我们暂停执行银行的常例规章，当地的银行经理和所有员工被指令立即到灾区参加搜寻，尽可能地救出更多的生命，并提供栖身之所，药品，食物和保护。接着，银行工作人员会对我们的成员们进行家访，告诉他们，银行和他们的伙伴成员都会支持他们，以帮助重树受害者们的信心。然后我们要搞清楚幸存者具体的需要并采取措施来提供所需物品，提供紧急救援食品，预防脱水与腹泻的水和含盐溶剂，还要发放用于购买紧急种子和耕牛的现金，以及新的资本金，还为人们提供灾难贷款。我们希望我们的成员有悼念亲人的时间，但不希望他们从绝望转而沉溺于漠然与呆滞之中。我们想要他们尽快开始思考生存下去的计划。由于国家与国际上的救助通常姗姗来迟并且不符需要，受害者们只有通过自己重建家园来摆脱苦难而获得劫后余生。在灾难期间，旧有贷款的偿还期被修订并被给予偿付宽限期。当地中心在一个特别会议被赋权决定宽限的期限。我们还会研究实施一些能使该地区更为安全的长期项目，如建立一些抗龙卷风的避难所。我们在沿海地区的许多格莱珉分行现在的办公室都是用坚实的坚固混凝土建造的。
  格莱珉并没有保存所有抗击自然灾害的完整统计，但据我估计，我们的贷款有5％是发放给了自然灾害的幸存者。普拉米拉·格尼·戈什（Pramila　Rani　Ghosh）的故事就是我们的贷款者所经常面对的灾难情形的例证。1971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普拉米拉的房子两次被巴基斯坦军队烧毁。1984年她加入了格莱珉。1986年，她患了肠炎，住进坦盖尔医院动了手术，并被告知几年内不能工作。她的组员们提议从他们的小组基金中给她一笔贷款来付手术费用，但钱还是不够，她卖掉了她的奶牛和食品杂货店。
  她用一笔新的贷款买了奶牛，而这些奶牛死于一种莫名的疾病。她又去每周中心会议从小组基金中贷了一笔60美元的贷款，用这笔钱买了一头新的奶牛。在1988年的洪灾期间，查比萨（Chabbisha）村被淹没，普拉米拉的房子被冲塌了，她失去了所有的庄稼。流行疫情又在村里暴发肆虐了三周，银行的工作人员每天都来探访村民，发放纯净饮水的药片。普拉米拉和数以千计的格莱珉家庭一样，收到了40公斤的麦子。她后来将那些卖麦子的钱还到中心的灾难基金，还从我们这里买了成本价的蔬菜种子。三周以后情况渐趋正常时，她已经做好准备，将食品杂货店重新开张了。
  1992年，打翻的油灯引起的一场火烧毁了普拉米拉的家。邻居和村民努力帮助她扑灭了那场火，但是在复燃的烈火中，普拉米拉失去了她所有的庄稼、粮食、整个食品杂货店，还有她的两头牛，剩下的仅有她和丈夫身上穿着的那几件衣服了。大火过后的第二天上午，格莱珉的工作人员走访了普拉米拉，并组织了一个特别会议，在会上，他们提出向她提供一笔出自中心灾难基金的贷款。但是她决定接受一笔季节性贷款和一笔小组基金的贷款，用一部分贷款开了一个小食品杂货铺，其余的用来购买了水田的肥料。在她已长大成人的三个儿子的帮助下，她又有能力开始偿还贷款了。三个月以后，格莱珉批给她一笔住房贷款，于是她为自己建造了一个新家。
  普拉米拉现在正在使用她的第十二笔贷款。她拥有的以及租用的土地足够养活她的全家，并且一年大约卖10莫恩德稻谷。
  格莱珉从最初就采取与传统的扶贫方式背道而驰的做法，我们发放现金贷款，而从不考虑首先提供技能培训。这一方针给我们招来了许多批评，甚至包括来自一些朋友的批评。在乔布拉村我们根本看不到有任何进行正式培训的需要，20世纪80年代的经验，使我们更加确信我们的方法是正确的。
  为什么要先发放贷款呢？
  我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我称之为生存技能。穷人活着，这一事实就清楚地证明了他们的能力，不需要我们来教，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去做这件事了。所以，我们不去浪费时间教给新的技能，而是努力去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现有的技能。使穷人能得到贷款，就是使他们得以立即实践他们已经掌握的技能——编结，脱粒，养牛，拉人力车，等等。而他们挣到的钱继而转变为一种工具，成为一把开启一系列其他能力的钥匙，得以探究自己的潜力。贷款者经常彼此传授新的技艺，以更好地利用他们的生存技能。他们比我们能做到的要强得多。
  许多政府决策要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顾问们在开展扶贫工作时，通常要首先推行一些非常详尽的培训规划。他们这样做是基于“穷人因缺乏技能而所以穷”的基本假设，并使他们自己的利益得以长久续存——为他们自己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而不必承担任何必须产出具体成果的责任。有赖于多方援助的源流与善款预算，仅为此类培训，就在全世界兴起了一个庞大的行业。扶贫方面的专家们坚持说，穷人要想攀上经济的阶梯，培训是绝对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你进入到真实的世界中去，就一定会看到，穷人之所以穷，并非因为没有经过培训或是没有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得到他们的劳动报酬。他们无力控制资本，而恰恰是控制资本的能力才会使人们摆脱贫穷。利润是坦然地倒向资本的，穷人处于毫无力量的境地，只能为生产资本控制者的利益劳作。他们为什么无法控制任何资本呢？因为他们没有继承任何资本或贷款，又因为被认为没有任何信贷价值而不能贷款。
  我相信，许多培训规划带来的是副作用。如果格莱珉要求贷款者们必须先去参加一个企业管理培训课程才能得到做营生的贷款的话，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被吓跑。对于我们的贷款者来说，正规的学习是一件很吓人的事，那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渺小，愚蠢，毫无用处，甚至会毁掉他们天生的能力。这类培训还经常提供物质刺激来吸引人们参加培训——有时参加者会即刻得到以培训津贴为名义的好处，或是以参加培训作为得到现金或其他好处的先决条件，由此来吸引那些对培训本身可能根本不感兴趣的穷人。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培训都不好，但是不应该将培训强加于人。只有当人们积极寻求并愿意为其付出代价或费用的情况下，才适于提供培训。例如格莱珉的贷款者，就确实在寻求培训，他们可能想要学会看懂存折上的数字，或是想要搞清楚已经偿还和待偿的数额。常有格莱珉的贷款者想要读懂十六条决议，学会记账，或是随时掌握业务信息，他们或者可能想学习饲养家禽，养牛，或是学习种植，储藏，粮食加工的一些新方法。格莱珉也正在将新的技术带给他们：手提电话，太阳能，互联网。很快，贷款者们就需要学会计算打电话的费用，或是学着去阅读计算机屏幕上的词语了。
  在尚未创办格莱珉银行时我就对在孟加拉的国际援助机构提出过批评，我批评的最严厉的、也是现今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机构，就是世界银行。这些年来世界银行与格莱珉有过那么多斗争与不合，以至于一些评论员称我们是“拳击对头”。世界银行里总还有些人懂得小额贷款是怎么回事，但由于风格迥异，多年里我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干架上，而不是互相帮助。
  在1986年世界食品日的电信会议上发生了一次公开的冲突。世界食品日美国委员会的全国协调员帕特丽夏·杨（Patricia　Young），邀请我和时任世界银行总裁的巴伯·科纳布尔（Barber　Conable）作为专题发言人，一起出席向三十个国家进行同步卫星转播的电信会议。
  我并不了解电信会议是怎么回事，但我接受了邀请，把它看作一个可以阐释我的观点的机会。我认为，贷款的权利应被视为一种人权，贷款能够在全球摆脱饥饿方面起到一种极具战略性的作用。
  我并没有打算去和世界银行总裁吵架，但科纳布尔说到世界银行向孟加拉的格莱珉提供了经济援助时，令我恼怒了。我认为我应该纠正这个错误的信息，于是很有礼貌地插话说，世界银行并没有做过这样的事。科纳布尔不予理会，又提到是世界银行的贷款帮助了格莱珉。这次我坚决地反驳了他。科纳布尔对我的抗议置之不顾，继续重复说世界银行向格莱珉银行提供了经济支持。我认为我应该对卫星电视的观众们澄清事实。我们这些格莱珉银行的人从来没有想要也没有接受过世界银行的资助，因为我们不喜欢那家银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专家顾问经常会插手接管他们所资助的项目，在项目被纳入他们的运作方式轨道之前，他们是不肯罢手的。我们不想要任何人来干预我们的体制，或是来吩咐我们如何行事。实际上，就是在那一年，我们的确拒绝了世界银行的一笔两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我还告诉科纳布尔——他正在喋喋发表关于要雇用世界上最佳干才的议论——雇用聪明的经济学家并不一定能转化为有益穷人的方针和项目。
  我发现，多边捐助者的扶贫方式非常令人不知所措。我可以举我在菲律宾的内格罗斯岛（Negros　Island）的经历为例。1989年，为了应付岛上不断加剧的儿童营养不良，启动了一个名为“完善”（Dungganon）的格莱珉复制项目。几年以后；“完善”项目的创建者塞西尔·德尔·卡斯蒂略（Cecile　del　Castillo）博士为了扩展她的项目向联合国的一个机构申请款项。那个机构于是派了四个使团来对她的提议进行调查，在机票、食宿和专家费用等方面花了成千上万美元，然而，由于复杂的官僚原因，那个项目根本就没有得到一分钱。换言之，专家审查花费了将近五年时间并浪费了许多宝贵的资源，而岛上那些贫苦的居民未能得到任何一笔由这个机构所援助的小额贷款。我忍不住评论道，如果那个内格罗斯项目能得到等同于联合国使团的花费的款项的话，就够援助好几百个贫困家庭了。
  咨询业的兴起严重地误导了国际捐助机构，形成了一种假设，即接受捐助的国家在确认、准备和项目实施的每一步都需要有人指引。捐助者和顾问们对所援助的国家颐指气使，那些顾问甚至常常会扼杀受援国家的能动性。这些受援国家的官员与学者会迅速认可捐助者文件中提到的那些数字，尽管他们很清楚那些数字并不正确。
  当格莱珉在1986年向世界银行清楚地表明不会听任其干涉我们经营的立场之后，该银行决定试图在孟加拉建立其自己的小额贷款组织，采用我们的方法并结合其他一些小额贷款项目的方法。我认为那是完全不实际的打算。最终，孟加拉政府采纳了我们的建议，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