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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那些政治上的左派朋友不太赞成他写福楼拜，他们多次建议他改写一部关于革命或平民的小说。萨特拒绝了，他没有这种愿望。在文学事业上面，他不会听命于任何人。但他又表示，如果他只有四、五十岁，他不会去写福楼拜，而会更多更好地在人民法庭上发言或为《我控诉》写稿。在1970年，他甚至还想写一个剧本。总之，他意识到自身的矛盾，而矛盾又总是伴随着他。
  他在一个演讲中对此作了十分透彻的解说：
  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我也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吧，自1968年以来不再希望同资产阶级进行任何对话。实际上，事情并不那么简单：知识分子通过他的作品──如果他是一个作家的话──包括他最新的作品，都有那种被称作意识形态兴趣的东西。显然我总是向资产阶级提出质问，同他们辩驳，但事实上我的作品仍然是用他们的语言向他们讲话，而且，至少在早期作品中，有着不难发现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
  过去17年我一直在研究福楼拜，这里没有对工人阶级的直接兴趣。我投入这个工作的程度是很深的，我的意思是我已经67岁了，50岁以后我就把精力投入到这上面，而且甚至在这之前我就想着这件事。于是福楼拜就把我束缚在我的资产阶级读者之中。通过他，我仍然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只要我还没有完成这部作品，我就仍然继续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但我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面，跟我的意识形态兴趣没有关系，当我从知识分子这个词的古典意义上对自己提出质疑时，我认识到，虽然我不被带回到羊圈，却仍可得到“拯救”。当我对自己质疑时，当我不再把自己看成是多么了不起的高人一等的作家时，我发现自己是同那些为反对资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人们在一起。我们有相同的兴趣和关注的东西。
  因此，我要说的是，我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我仍然为资产阶级写书，但我同希望推翻资产阶级的工人有着深切的共鸣。这些工人在1968年同资产阶级搏斗过；而今天他们是更严重压迫的受害者。就我现在是他们之中的一员而言，我也必定会受到惩罚。就我在写关于福楼拜的书而言，我是资产阶级的不肖子孙，虽然我应该因此而得到拯救。这一切都表明，有必要在政治水平上传达我感受到的已深深扎根的矛盾──　一种仅仅来自现实境况的矛盾。（“1972年在布鲁塞尔的演讲”）
  萨特在很年轻时就构想过自己作为作家的一生：一个起步的青年时代，一个硕果累累的中年时代，一个投身政治的老年时代。为什么到老年要投身政治？因为这时精力已经不济，在文学事业上难以再攀高峰；而社会地位和影响却达到顶点，他可以运用这一优势干自己想干的事，起自己想起的作用。这正如一轮夕阳，它即将落土，但它仍然显示出一种特有的辉煌。从事政治活动的作家生涯既是他生命的衰落期又是其顶峰。萨特就在这样一种思绪中同时投身政治活动和从事写作。而《家庭的白痴》是他最后一部扛鼎之作。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爱的复兴（1）
  萨特最后10来年的生活，是在疾病的折磨中度过的；特别有七、八年时间，他的双眼几乎完全失明，失去了阅读和写作能力，而他的精神状态终于从病魔的打击中恢复过来了，到了晚年，他与人合作写书，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政治活动，在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反而越来越大。萨特精神的恢复，生命力的焕发，除了他自身的意志以外，他身旁那些女性的悉心照护和安慰，也是重要原因。正如写作是他生命的意义一样，女性也是他生命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后者甚至更为根本。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他长期患病期间，女性对他反而越来越好，越来越感兴趣，特别是那些年轻女性。
  一天，萨特向波伏瓦抱怨自己的工作时间太少。波伏瓦笑着说：“这是因为年轻的女士们太多了一点！”萨特的回答是：“但这对我是有益处的。”是的，同女性亲密相处，确实可以激发他对生活的巨大兴趣。萨特对波伏瓦说：“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招女人喜欢！”说这话的时候，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喜悦和满足，唯一感到遗憾的是，他现在视力太坏了，看不清她们的面容。
  现在萨特在日常生活上常常要依靠他的女友们。一位年轻女性莉莲•；西格尔曾问萨特：“依赖别人，这不让你恼火吗？”　她是萨特新近结识的女朋友，是一个左派活动分子，多次陪同萨特进行实际政治活动，包括一次险遭毒打的占领圣心教堂的愚蠢行动。莉莲还经常带他看病、帮他搬家，平时常常请萨特同她一些喝咖啡。
  萨特微笑着回答：“不，这甚至让我觉得有点愉快！”依赖女性和依赖男性，在萨特看来，这是有根本不同的。
  “是因为被人宠爱吗？”
  “是的。”
  “因为你觉得我们爱你？”
  “噢，我早就知道这个了！而这让人高兴！”
  在晚年，波伏瓦仍然是萨特最为重要的女性。在他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很自然地，波伏瓦担当起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工作和责任。照料也要理解，真正理解萨特的女性，应该只有波伏瓦。她在他最痛苦的时候给予鼓励和安慰，时时刻刻为他担惊受怕，常常因为他的病情恶化和精神状态不佳而以泪洗面，夜不能寐。
  1974年的一天上午，波伏瓦把萨特要吃的药递过去，萨特对她说：“你真是一个好妻子！”这话让波伏瓦感到十分惊讶：以前萨特是从来不说这类话的，他讨厌结婚，当然不会有妻子，也没有妻子、丈夫这样的概念。实际上这反映了萨特的真实心情：他觉得波伏瓦就像一个妻子对待病中的丈夫那样照料他，虽然他俩没有任何名分。
  1975年萨特和波伏瓦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记者问萨特：“你如何描述你和波伏瓦45年的关系？”萨特回答：“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这是你在婚后状态中所能有的一种感情。”波伏瓦则对萨特说：“好，谢谢你。不结婚也没什么关系。”在《70岁自画像》中，萨特说，他生活中有好几个女人，而波伏瓦在某种意义上是唯一的。
  在波伏瓦之后，在萨特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是养女阿莱特。除了波伏瓦，经常照护萨特的就是阿莱特。虽然波伏瓦对阿莱特的看法不怎么样，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还是如实记录了阿莱特照料萨特的情况。看来萨特并没有白认这个女儿。
  萨特的最后10来年，他同女性在一起的时间已经很有规律了。从他的时间安排上，可以看出她们各自在他生活中的地位和亲密关系的程度。长期同萨特有着亲密关系的女性有４位：波伏瓦、万达、米歇尔和阿莱特。米歇尔和她的丈夫波里斯•；维恩在战后不久同萨特认识，他们都很喜欢萨特的作品。维恩本来是学机械的，后来一边写作一边演奏小号。萨特和米歇尔产生恋情大约在1945年底。那时米歇尔和丈夫的关系虽然不好，两人还没有分手，萨特和她的关系是秘密的。1952年米歇尔离婚，萨特和她开始公开在一起。
  米歇尔一头金色长发，脸上总是带着愉快的笑容，性情活泼开朗，同时在行为举止又相当谨慎得体；她很有知识，而且懂音乐，还很喜欢诗歌。实际上萨特同米歇尔的爱情关系，就像同万达一样，自他们结识起一直持续到萨特一生。米歇尔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和活动能力，同时她对萨特与其他女人的恋爱关系并不嫉妒，这使她和萨特的亲密关系能够持久。相对来说，萨特同她相处的时间要少一些，特别是在后期度假的时候。不过米歇尔似乎并不在意这个。
  平时每个星期，大约有5个晚上萨特是同波伏瓦一起度过的；有两个晚上是同阿莱特在一起。对于万达和米歇尔，他只是定期分别去看她们。到了假期，萨特同这些女性相处也很有规律。他先是同阿莱特一起过３个星期，然后有两星期是同万达度过，其余所有的时间（大约一两个月）是在罗马同波伏瓦一起度过。现在他一般不再同米歇尔一起外出度假。这样一种生活规律一直保持到萨特去世。
  1973年暑假结束回到巴黎后，萨特搬了家，住的地方比原先大，有一个大书房和两间卧室。萨特睡的那间窗户朝着花园，另一间可供别的人睡。这样，当他病得较重时，晚上就可以留人住另一个房间来照护他。实际上，到这里来住着照护的，常常是波伏瓦和阿莱特，她俩轮流照料他。
  1975年有段时间萨特病得很厉害，不能出门吃饭。于是由他的女友们轮流给他送饭。午饭的安排：星期天是波伏瓦的养女西尔薇；星期一和星期五是米歇尔；星期四是莉莲；其余三天是阿莱特。每天的晚饭则由波伏瓦带去，晚上她就在住在那里照护他。从这个安排上也可以看出萨特同他身旁的女友关系的亲密程度。
  从有关资料看，万达似乎从来没有给萨特送过饭，也没有到萨特这里来照料他。来倒是来过，但不是照护，而只是来看一看。但这并非说萨特同她的关系不密切，也许是万达的生性如此，习惯于别人照料而不习惯于照料别人。萨特可能也习惯于她的习惯，从来不对她作这样的要求。显然，在同萨特的关系上，万达是一个被照料者而不是一个照料者。
  一段时间，由于萨特病得厉害，波伏瓦和阿莱特每天轮流到萨特那里睡，以便照料他。但每到星期六，万达要来萨特这里呆到晚上11点。等她走了以后，波伏瓦或阿莱特再去萨特那里就太晚了，很不方便。于是米歇尔提了一个建议：万达走后由她去萨特那里（大概她那儿离萨特近），晚上由她来照护萨特。这种安排对大家都方便，她的意见被采纳。
  一个星期天，波伏瓦同萨特一起吃午饭时，发现他出现反常情况：好象完全睡着了。晚上9点，萨特的病情加重，波伏瓦拨了急救中心的电话。医生检查出萨特的血压很高，经过询问，这才知道他头一天晚上曾大量喝酒，病就是这样引发的。原来米歇尔星期六晚上来萨特这里时，给他带了一瓶威士忌，他一次就喝了半瓶。波伏瓦得知这个情况十分生气，打电话给米歇尔，叫她以后星期六晚上不要再来萨特这里了。
  过了几天，米歇尔见到萨特时，解释了自己让他大量喝酒的原因：“我是想帮助你愉快地死去，我以为这是你所希望的！”这真是一个古怪的想法。但这到底是不是萨特所希望的呢？在丧失阅读和写作能力以后，萨特确实一度十分绝望，想到要自行了断，结束自己的生命；同时他也在对自己的这种绝望情绪作抗争，要继续生存下去。这两种倾向互相冲突。米歇尔的想法虽然显得十分荒诞，也是出于一种爱心。她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表示着她对萨特的爱。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在女人的怀抱里：爱的复兴（2）
  在生命的最后一些年，萨特有了一些新的女朋友。除了我们前面提到的莉莲，还有一个希腊姑娘梅琳娜。萨特是1973年在巴黎同她认识的。她也是学哲学的，写了一篇关于萨特的文章。梅琳娜具有那种希腊女性的美，萨特很喜欢她，常常去看她。这是萨特遭受病痛折磨最厉害的一年，同梅琳娜的交往想必给病痛之中的萨特带来莫大的安慰。
  梅琳娜年轻美丽，精神上却有些毛病。大约在他们交往一年后，她出现精神失常症状，一次在大街上大闹了一通，被送进精神病院。医生检查说，梅琳娜的症状是一种妄想狂。萨特和波伏瓦到精神病院去看她，波伏瓦在大厅等着，萨特去了房间。这时梅琳娜仍然处于病态的妄想之中，她头发散乱，脸庞消瘦，穿着医院发的白大褂，跟我们在电影里看见的疯女人的形象一模一样。
  在她的妄想中，是萨特把她关进精神病院的，因此嚷嚷着要萨特放她出去。萨特为自己作了辩解。梅琳娜根本不相信，反而说：“你一定也把阿尔都塞关起来了！”阿尔都塞也是一位有名的哲学家，她曾在索尔本听过他的演讲，不久前这位哲学家因为精神失常而被送进医院。梅琳娜由此引起联想。不久梅琳娜被她父亲接回希腊，萨特心中十分难过，他对波伏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