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当时写这段话也许是有感于朋友的癌症，把贾科米泰年轻时在一场车祸中对死亡的超然态度写了下来，给予高度赞叹。而贾科米泰似乎认为萨特歪曲了他的意思。10月，萨特见到他，谈起此事。贾科米泰说：“我不是生气，是感到迷惑不解。”他说，当时他正要去苏黎士，要离开他心爱的女人，为此而难受。当汽车撞了他，在救护车上，他想：“这下好了，又可以同她见面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造反有理（1965…1970）：故人归去（2）
  萨特十分惊讶：“但你原先不是这样说的呀！”《词语》中这段话确实是萨特根据贾科米泰的谈话而写的；如果时后一种说法，萨特就不会把它当多大回事写进书中了。萨特无法解释贾科米泰怎么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而且为什么这样计较这件事。也许是死亡的阴影和压力造成心理负担和变异，现在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都可以引起贾科米泰的极度焦虑。在贾科米泰最后几件作品中，给人一种恐怖的气息，他把自己对于死亡的恐惧注入到人物惊恐的大眼睛中。
  1966年1月1日，也就是新年第一天，贾科米泰在医院去世。在这之前，他的作品在伦敦、纽约和哥本哈根举行盛大展览，取得成功。临死前，他喃喃自语：“我的创作……我是成功的……”的确，在事业上贾科米泰是成功的，而死神残酷地压倒了这个老朋友，使他不断地沉浸在回忆和固执的念头中，现实的生命早在这之前就不复存在了。萨特和波伏瓦相对无言，久久地感叹无常的人生。
  多事之秋的1968年刚过，1969年1月30日，萨特的母亲芒西夫人病逝。弥留之际她紧紧握住儿子的手，似有许多言语要说。
  她经历了两次婚姻，但都没有感受到什么乐趣。上了年纪之后，她说：“我结过两次婚，也当了母亲，但我还是处女。”　当年她接受了芒西先生的求婚，以为这样会对儿子有利。后来她才知道，这事对儿子是一个极大的打击。在同芒西结婚后，她十分怀念早年同儿子在一起时亲密无间的关系，常常背着后夫邀请萨特和波伏瓦喝茶。
  1945年芒西先生患心脏病去世。母亲希望萨特同她住在一起，萨特同意了。她高兴极了，把最好的房间给儿子住，自己只用一个小房间当卧室。她兴奋地说：“这是我的第三次婚姻。”但芒西夫人并没有完全得到预期的欢乐。已经去世的芒西先生的思想观念仍然深深影响着她，使她在许多方面难以理解儿子，常常同儿子发生争执。萨特并不怎么在意，而她会大发脾气。
  芒西夫人还上过骗子的当。一天，来了一个年轻人，自称是美国人，说他妹妹在美国大学读书，十分崇拜萨特，托他来要自己偶像的照片。芒西夫人高兴地拿出了萨特从婴儿到少年时期的各种照片。结果这些照片并没有去美国，而是出现在巴黎一家下流晚报的末版上，还配有一篇恶毒攻击萨特的文章。
  发觉这事真相后，芒西夫人为萨特受到的伤害而泪流满面。萨特安慰她，说这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时也恳求她不要与新闻界接触。但她往往管不住自己，当她发现自己又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而萨特从不表露出责备的意思，她就更难过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芒西夫人同儿子越来越相互理解，在儿子的帮助下，她逐渐克服了自小就养成同时又被丈夫强化的依赖性和某些偏见，变得坚强起来，有了更多的自主意识。尽管她生性胆小，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她坚决同儿子站在一起，承受住了公寓两次被炸的打击，安详地住在旅馆里，直到终年。1962年，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说：“只是到了现在，已经80岁了，我才真正脱离我的母亲！”
  搬出波拿巴街的公寓以后，芒西夫人住进拉斯帕伊大道一家旅馆。她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不须再爬楼梯，也不须干家务活。她同旅馆的年轻女侍者们相处得很好，平时看看书消遣消遣。萨特现在虽然没有同她住在一起，但住处离她不远，平时常来看她。
  《词语》的出版让她兴奋异常。看了这书后，她笑着说萨特：“他对小时候的事情一点也不了解！”萨特对她和他之间亲情关系的描述让她感动不已。萨特没有写《词语》的续集，但她估计这个续集在她死后会写，而她不喜欢它，因为其中会谈到他的继父。芒西夫人十分清楚，她的再婚粉碎了她和儿子之间的某种东西。因此她常向波伏瓦解释她再婚的原因。虽然波伏瓦一再让她放心，说萨特能够理解这一切，但她仍然深感不安。
  这以后她有了一件新的事情可干了。为了弥补《词语》的不足，她要按照自己的体验重写萨特的童年。在写作过程中她有了新的发现。她对萨特和波伏瓦说：“真是不可思议！我原以为我们一家人是一个整体。现在却发现，大家相互之间没有话说，人人都很孤独！”
  自1968年以来，她常常头晕，有时会倒在自己的房间。1969年1月，芒西夫人突发严重尿毒症、中风、半身不遂，被送进医院。她处于昏迷之中，各种治疗仪器维持着她的生命。在最后的日子里，有两次，她眼睛微睁，好象认出了萨特，把那只还能动的手从被单下伸出，抓住萨特的手腕，紧紧握住不放，她已经不能说话，千言万语都在这一握之中。她想笑一笑，但脸部肌肉已经不听使唤了。后来她用姿势表示要萨特离开去干自己的事。
  她不希望死，儿子就是她活着的充分理由。但死亡来临时，她也没有害怕。望着母亲好似沉睡的面容，萨特知道，自己生活中最宝贵的一部分，已经永远成为过去。
  第三部　抗争（1970…1980）战胜病魔：幻觉与失明（1）
  大约从1970年开始，也就是65岁时，萨特的身体开始出现一些明显的症状。9月底的一天，萨特在饭后喝了很少一点酒，身体开始摇晃起来。10月，医生对他作了10多次会诊，发现他的左半脑的循环系统功能严重失调，有一部分血管很狭窄。他接受了一系列大剂量的注射。医生嘱咐他少抽烟，注意不能过度疲劳。
  到1971年，萨特的症状进一步加重。５月的一天，萨特从阿莱特那里回到波伏瓦住处时，两腿发抖，话说不清楚，嘴有点歪。这是轻度中风的症状。萨特像平时一样固执地要喝威士忌，结果到后半夜，他完全不能说话了，连上床也很困难。波伏瓦一整夜没有睡着，处于极度焦虑之中。
  第二天医生作了检查。萨特的根本问题是，他左脑一个部位的血液循环出了很大障碍。这天晚上，萨特嘴上叼的烟老是掉下来。波伏瓦的养女西尔薇也在场，她拾起来给他，他接过后又从手中滑掉到地上。这个拾而复掉的过程不知重复了多少次。
  因为萨特不能谈话，波伏瓦放了唱片，其中一张是威尔迪的《安魂曲》。萨特听着听着，嘴里咕咕咙咙地说：“这个对我倒挺合适！”听了这话，波伏瓦感到寒心极了。
  一个星期后，萨特渐渐恢复了散步和说话的能力。这天晚上，博斯特来到波伏瓦寓所，他们三人一起过得很愉快，萨特的幽默感又回来了。波伏瓦当着萨特的面对博斯特说，她会因为萨特过量喝酒和使用兴奋剂而被迫同他吵架。博斯特离去后，萨特登楼上床睡觉，波伏瓦听到阳台上传来他轻轻的歌声：“我不愿意让我的海狸痛苦，哪怕是一点点……”这让她深受感动。
  6月，萨特的舌疾急性发作，吃东西和说话都很痛苦。波伏瓦对他说：“真的，这一年糟透了，你整年都闹毛病。”
  萨特回答““这没事。人老了，这都无所谓。”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不会持续很久了。”
  “你是说因为一个人知道自己不久会死吗？”
  “是的。所以，人一点一点地去开始死亡也是很自然的。年轻时就不同。”
  萨特说这话的语气让波伏瓦十分震惊。他看来好象是站在生命的彼岸了。朋友们都注意到他的这种超然态度，许多事情在他看来是无所谓了，这无疑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命运不感兴趣。这一年年底，萨特突然对波伏瓦说：“我的健康已经消耗光了，我活不过70岁。”不过萨特的情绪是不断变化的。到第二年２月，他对波伏瓦说，“我想我还可以活10年。”这时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紧迫的危险了。
  即使在他想到死亡时，他也不害怕死亡本身，而是想到对波伏瓦这样的亲人的影响。博斯特的哥哥彼埃尔病危时，博斯特问萨特：“你有时是不是害怕死亡？”萨特回答说：“有时是的。每个星期六下午，我去看海狸和西尔薇时，就对自己说，要是出什么意外，那就糟了！”波伏瓦问：“为什么是星期六？”萨特回答：“因为前两次发作都是在星期六。”他为自己的死将破坏一个美好的周末而遗憾。
  这一年５月以来，萨特经常喝酒过量，特别是趁波伏瓦不在身边、无人管束的情况下，更是大喝一通；喝得醉了，走路摇摇晃晃，说话结结巴巴，有时摔倒在地上，鼻子都碰出血来了。波伏瓦多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过量喝酒，他不肯说，只是敷衍道：“因为这样很快活！”实际上她能够猜出这个原因：他正在写《家庭的白痴》第四卷，他对自己的写作状况很不满意，因此借喝酒来逃避自己遇到的烦恼。
  这一年暑期，萨特同波伏瓦在罗马度假，西尔薇同他们在一起。午饭后他们吃美味冰淇淋，萨特时不时突然奔向厕所，他的小便几乎让他来不及了。一天下午，他们由万神殿回旅馆，突然他在她们前面走得很快，一会儿他又停下来说：“猫儿撒尿在我身上了，是我走近栏杆时把我尿湿的。”西尔薇相信了，不禁大笑起来。波伏瓦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她什么都没有说。
  10月初，他们回到巴黎。萨特小便失禁的情况已很经常。一次，在波伏瓦的住处，萨特起身上厕所，他的椅子上湿了一片。第二天波伏瓦对西尔薇说，这是萨特泼的一些茶水──为照顾萨特的面子，她想以此为他打掩护。西尔薇其实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笑着说：“是个孩子在随地小便！”
  第二天晚上，又发生了同样的情况，那儿又湿了一块。于是波伏瓦对萨特说：“你失禁了，应该去告诉医生。”萨特十分坦然地回答：“我早已对医生讲了。像这样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丧失了这方面的细胞。”
  他的反应出乎波伏瓦的意外。过去萨特在这方面是非常拘谨的，从不提及他的生理功能，而且一向料理得很好。第二天波伏瓦问他，像这样小便失禁是不是让他十分难堪，萨特微笑着回答：“一个人老了，就不能要求得那么多！”
  看到萨特这种随和认命的态度，波伏瓦十分感动；同时她又为萨特感到悲哀：他一向是不服输的，现在在岁月的磨损面前却无可奈何了。
  萨特身体的另一个烦恼是牙病。他的牙常有脓肿，非常痛苦，不得不把上牙全部拔去，配一副假牙。但他担心这样一来会影响他口腔的正常活动，使他无法在公众面前讲话。一天上午，他拔去了全部上牙，在回波伏瓦住处时，一路上生怕让人看到。到第二天中午他配了假牙，情况比他想象的好：吃东西和说话都没什么影响，他才松了一口气。
  现在萨特的情绪好了起来。11月底，萨特和波伏瓦一起看了关于他的影片的试映。电影上的萨特同波伏瓦和其他朋友一起交谈，仍然显得生气勃勃。看到一个个熟悉的镜头，波伏瓦默默地对自己说：“不，我们的萨特没有被疾病压倒，他还是他，坚强、热情、充满活力。”
  由于动脉狭窄、脑部血液循环发生严重障碍，萨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现在他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小便失禁，而是头脑的问题：神智有些不清，常常产生幻觉。
  1973年3月初，萨特为他任主编的《解放报》赶写文章，过于劳累，导致病情突然发作。这天他在阿莱特那里，晚上10点，他的脸扭歪了，手中的香烟也掉在地上。更令人担忧的是，他明明坐电视机前，却问电视机在哪里，好象完全糊涂了，而且他的手臂也因麻痹而不能动弹了。
  第二天萨特到医院作了检查，医生给他打了一针，他的胳臂能活动了，脸也不那么歪了，但头脑还是不怎么清醒，对自己犯病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这天晚上他住在波伏瓦这里。
  早上，萨特起床来到阳台上，波伏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