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有爱情关系的女性中，多洛丽丝是唯一让她感到害怕的。
  不过波伏瓦用不着害怕，她应该有一个稳操胜券的地方：多洛丽丝再优异、再杰出、再“尤物”，在女性中不乏与她类似的更佼佼者；而像波伏瓦这样的女性，萨特却难以再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且感受性相对来说，不太稳定，易变；而理解性一旦建立，可以长期地稳固地存在。像波伏瓦这样真正是学出来了的女性哲学家，大概可以说是凤毛麟角。这恰恰是她具有不可取代性的根本原因。
  1947年1月，波伏瓦去了美国，也是应邀讲学。在纽约她见到了萨特赞美不已的多洛丽丝。这个女人的确是富有魅力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她同波伏瓦有相似之处，她们都很聪明，很活跃，当然，也很漂亮。
  波伏瓦在给萨特的信描述了她和多洛丽丝见面的情况：“我在荷兰雪利酒吧约会了多洛丽丝，我想，她会向你讲的。我对她的感觉正像我猜测的那样，我很喜欢她，我很愉快，我理解你赢得她之后的感情，我为你有这种感情而骄傲，而我没有一点不舒服的感觉。”
  波伏瓦的这种表示是否完全出自内心？也许是也许不是。我们很难确定这些话有多少是属于“外交辞令”。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是理解萨特的，她的这种表态是对对方的尊重，因而是得体的。
  按照波伏瓦在信中的描述，多洛丽丝倒显得不太自然。波伏瓦说她一杯接一杯地喝威士忌，表现得神经紧张，不停地说话，表情有些呆板。这种描述应该是当时的实情。按照多洛丽丝以后的作为看，很可能当时她已经将波伏瓦视为应该认真对付的情敌。
  波伏瓦还进一步谈了她对多洛丽丝的印象，她知道，萨特喜欢听这个，而且会非常重视。她说：“我觉得她确实很惹人喜爱，给人感觉很好，不过正如博斯特所说，也许女人味太强了一点，反正从我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但如果我是一个男人，而且还充满一种明朗强劲的激情，那就不可能遇到更合适的了。”
  这话可以印证我们前面对于她和多洛丽丝的特点的分析。这里“女人味”就是感受性的另外一种说法。萨特喜欢女人的感受性，因此这里透出她对他的深切理解。同时一个“太”字，也委婉地表达了她接触多洛丽丝以后的一种感受：她原先的担心其实并无必要——多洛丽丝在气质上同她差异颇大，不可能取她而代之。“女人味”很强固然是多洛丽丝的优势，也造成她在另一方面的不足。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两间余一卒（1945…1957）：爱的考验（3）
  波伏瓦到美国后，多洛丽丝去了巴黎，在那里一直呆到波伏瓦回国。５月初，波伏瓦正准备按照原来的时间安排回巴黎，突然接到萨特来信，要她推迟归期，因为多洛丽丝要在巴黎再呆上１０天。这一变故对波伏瓦有很大刺激。即使她是非常理智的，通常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此时仍然不免产生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她在回忆录中说，当时的感觉是很累，很疲乏，很软弱，很想靠在一个男人的肩膀上好好地休息一下。
  此前她曾在芝加哥结识了一个美国作家，叫纳尔逊•；阿格林。波伏瓦的英语相当好，不似萨特，她的口语水准已经达到可以表达情感的程度。她同阿格林在交往中彼此深有好感，隐约含情，只是由于波伏瓦离开芝加哥时间仓促，他俩的关系才没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波伏瓦给阿格林通了电话，约好她去芝加哥会面。他们成了情人，在一起度过了半个月的热恋生活。
  这一爱情事件的起因是萨特要求延期从而使波伏瓦产生了一种失落感，而实际相处后阿格林对波伏瓦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吸引力，这主要是性的力量。波伏瓦后来承认，她跟阿格林经历了她的“第一次完美的性高潮”，同时她也了解到，“男女之间的爱情会有多么的炽热。”阿格林与波伏瓦的性爱，正像多洛丽丝与萨特的“生命节律的一致”；因此，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可以说是双方扯平了。
  就纯粹的性关系而言，恐怕萨特并不总是能够给波伏瓦以充分的满足。这跟萨特自身的性特征有关，他常常在与他人的肉体关系上卡了壳。我还猜测，波伏瓦与其他女性有同性恋关系和行为，也可能与这种不满足有关。如果说她同纳塔丽的关系还是在萨特应征入伍以后发生的，纳塔丽算是趁虚而入，那么，她与奥尔加的亲密感情关系、她与另一个女学生比安卡的实际性爱关系，发生时萨特就在她身边。
  问题在于，即使有这种情况，波伏瓦并不认为这个很重要。放在第一位的，不是谁更能给她以肉体的满足，而是对于她作为一个总体的人的理解。在这一点上，除了萨特无人能够做到。
  待波伏瓦回到巴黎时，多洛丽丝还没有离开法国。她想一直留在法国，而萨特没有同意。因为多洛丽丝一旦定居巴黎，她就得完全舍弃自己以前的一切：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朋友，自己所习惯的生活。那么，由此她希望从萨特那儿得到一切，也就是独占萨特，以作为补偿。而这是萨特不可能做到的。尽管在他们结识之初，萨特就向她说明了他与波伏瓦的关系，同时说明他和多洛丽丝之间不可能相互独占，但作为一个女人，多洛丽丝认为，只要他真正爱她，一切障碍都会被冲破，情况会发生变化。当她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时，就恼怒异常。多洛丽丝终于离开法国，萨特陪她去了勒阿弗尔。分手时她还在抱怨他给她带来的痛苦。后来她来信说，她以后要么不来，要么来了就永远不走了。
  这种新的“三重奏”不仅让萨特感到烦恼，也让波伏瓦痛苦。多洛丽丝走后，他们去哥本哈根旅行。在头一天，俩人混杂在人群中，彼此什么话都不想说，都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他们之间是否已经形同路人？几天之后，那种正常的亲密和理解的气氛才逐渐得到恢复。萨特和波伏瓦的关系仍在经受着时间和他人的考验。
  第二年4月中旬，波伏瓦准备前往美国同阿格林会面。她将在美国呆4个月，因为多洛丽丝已经答应萨特，在波伏瓦去美国时，她来巴黎住4个月。不料就在波伏瓦临出发前几天，多洛丽丝给萨特来了一封信，说在现有条件下她决意不来看他了。这让波伏瓦进退两难。正因为多洛丽丝要来，她才考虑在美国呆那么长时间，并且已经告诉了阿格林。现在多洛丽丝变了卦，不来了。波伏瓦不愿意白白丧失同萨特在一起的时间，否则她会对自己不满意，也可能转化成对阿格林的怨恨。于是她想了个折中的办法：她在美国只呆两个月，而不是原来的4个月。
  她在美国同阿格林一起度过的时光是很愉快的。不过在最后，当她告诉他，她在7月14日就得回巴黎时，他们之间起了很大的冲突。阿格林之于波伏瓦，正像多洛丽丝之于萨特，也是要求一种独占权。而波伏瓦明确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由于萨特的存在，他们的关系受到巨大影响。
  波伏瓦回到巴黎，萨特和她打算在7月底出国旅行，一个美好的暑假就要开始。正当他们准备出发之时，风波又起：原先声明拒绝来法国的多洛丽丝突然从纽约打来电话，说她再也不堪忍受与萨特的分离，想立即来同他呆1个月。她在电话里哭了。萨特只得同意她的要求。他同她在法国南部住了1个月，同时因为她的任性而狠狠地责备了她一顿。
  而真正苦的还是波伏瓦。她白白地早回了两个月，还得罪了阿格林。她给阿格林拍了电报，说她可以再来芝加哥一趟。而阿格林的回电是：“别来，太忙。”──他还生着她的气呢！尽管波伏瓦十分痛苦，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正如萨特明确向多洛丽丝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波伏瓦也毫无隐瞒地表示了她与萨特之间关系的不可动摇性。
  后来阿格林的情绪有所缓和，还表示第二年的6月份要来巴黎。他来巴黎时，波伏瓦带他同所有的朋友见了面，包括萨特。由于语言不通，萨特和阿格林交谈有些困难，而波伏瓦又不太耐烦为他们作翻译。不过他们相处还很融洽，在一起谈了一会儿铁托，又对毛泽东议论了很长时间。萨特在男女关系上给了自己最大的自由，同时也给予对方以同样的自由，而且他的情人的情人，几乎个个都是他的好朋友，至少彼此不怀敌意。这也是萨特在处理男女关系时的一个特点。
  这一年暑期，波伏瓦同阿格林在意大利、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旅行，而萨特和多洛丽丝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度假，还去了古巴、巴拿马、海地和库拉索岛。但这时萨特和多洛丽丝的关系已经不那么和谐了，因为多洛丽丝老是没完没了地说要来巴黎定居，而萨特又总是不肯答应。萨特和多洛丽丝的关系又维持了一年。多洛丽丝不顾萨特的反对，硬要来巴黎定居。他们大吵了一通，最后关系彻底破裂。萨特认为多洛丽丝太过分了，于是断然决定分手。他说：“好了，这没法维持下去，这是在不断地逐步升级。”爱之愈切，怨之愈深。男女之情就是这样的。萨特的本意是希望大家“和平相处”，彼此相安无事；如果一定要逼他作出非此即彼的决定，他只能舍弃第三者而保全他与波伏瓦的关系，这也是莫可如何的事情。
  与此同时，波伏瓦在美国同阿格林在一起。他俩的关系也十分恶化。恶化的原因是同样的：阿格林要她在萨特和自己之间作出选择。波伏瓦在信中告诉萨特，她和阿格林甚至不在一起睡了。他俩的性关系也发生危机：在一两次做爱的尝试中，阿格林显得性无能，而波伏瓦感到性冷淡。但她并不怎么沮丧，反而说：“这有助于结束这种性欲占据主要地位的关系。”一年后，波伏瓦和阿格林的关系也彻底结束。
  萨特和波伏瓦的“永恒爱情”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各自通过努力，通过选择，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严重的感情危机阶段，重新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而在这一时期同他们相处的第三者，结局却是不幸的。此后，无论是萨特还是波伏瓦遇到的“偶然爱情”，都不再足以危及他们的关系了。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国家公敌”（1）
  这一时期有一个重大事件成为萨特关注的中心，在许多年里影响着他的生活，这就是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法国殖民者对阿尔及利亚人进行残酷迫害和严厉镇压。电刑、绞刑、火刑、强奸、拔指甲、断骨、……各种酷刑拷打，无所不用其极。当年纳粹用来对付犹太人的那一套，现在全都被法国殖民者采用了。尤为可怕的是，现在法国公众已经没有是非之分，陷入一种极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狂潮之中。他们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不认为是暴行，反倒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法国，只有很少的人反抗这股潮流，反对当局的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独立。他们被看作反法分子、国家公敌，处于极度孤立的状况。萨特的处境就是这样的。他尽自己的可能来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斗争。1957年12月，萨特到法庭为本•；萨多克作证。萨多克是阿尔及利亚人，几个月前他打死了阿尔及利亚前议会副议长、穆斯林投降派阿里•；谢卡尔。萨多克的律师请了萨特等几名左翼知识分子作为证人为他辩护。萨特同意了。在去法庭的路上，萨特显得十分紧张和激动，因为今天的发言关系到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不判死刑，萨多克就有救了；过了几年遇到大赦，他又能重获自由。
  在出庭作证时，萨特竭力控制自己，没有暴露出紧张感，只是在称呼死者时把姓名错念成“阿里•；雅卡尔”。他为萨多克辩护说：“年轻人不可能表现出跟我们年长者一样的耐心，萨多克从小在法国看到的，是一副副杀人的面孔。萨多克的行为是政治性谋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动。”为了不触怒法庭，萨特煞费苦心采用了一些委婉的说法。第二天晚上，萨特得知判决结果，萨多克被判终身监禁。他这才松了一口气。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加缪的态度：这时加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萨多克的律师曾请他作证，而且只要他把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有关谴责死刑内容的部分拿到法庭上读一下。但加缪拒绝了，连写一个书面发言也不肯，虽然他也是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随着右派在大选中获胜，左派惨遭失败，那些想信守自己反殖民主义的诺言、避免做殖民者帮凶的人们，不可能把自己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