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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外在事实性（也就是我出生这个事实）是我无法直接把握甚至无法设想的，因为我出生这个事实决不是一个无理性的事实而总是作为我的自为的一个计划而重新建立起来，因此我发现一种绝对的责任。我因自己的诞生而羞耻，或因它而惊讶，或因它而欢欣，或试图放弃我的生命，我都是肯定我活着，而且把这个生命当成一个坏东西。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选择了自己的出生。
  这个选择整个地受到外在事实性的影响，因为我不可能不选择，但这个外在事实性只有在我超越它而走向目的时才会显现出来。因此外在事实性是无处不在但又无法把握；我所能遇到的只有我的责任。
  我不可能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出生？”我不能诅咒自己的生日，或者宣称我并没有要求出生，因为这种种不同的对待我出生的态度都指向这个事实：我在世界中实现了我的在场；它除了是承认这个出生充满责任以及使它成为我的出生外，就再也没有其它任何意义了。
  在此，我仅仅再次遇到我自己和我的计划，由此归根结底，我的被抛弃──即我的外在事实性──仅仅在于我是被判定要对自己负全部责任的。我是这样一种存在，在其中它自身是有问题的。而我的存在的“是”，既是现在的，同时又是不可把握的。
  《存在与虚无》是一部继黑格尔之后的新精神现象学。它极抽象，又极具体；极形而上学，又极日常生活化；它很严密，富于逻辑性，又极空灵，融入萨特丰富的联想，其中有着十分文学化的片断：侍者、女人、成为上帝的激情……都写得很有文采。
  这部著作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只有哲学专业的读者才能读懂。也许开始阅读此书的确有些费劲，一些哲学术语会造成某种阅读障碍，但这并非不可克服。由于该书充满对日常生活境况的具体分析，读者一旦越过障碍就很容易深入进去并发生浓厚兴趣。乐于精神探险的读者，会从中发现一个蕴藏丰富的宝矿。
  正像《恶心》只有萨特才能写出，具有他独特的色彩一样，《存在与虚无》也具有鲜明的萨特个性。萨特写这书时，是有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有一种非写不可的欲望。他要写些“根本的东西”。什么根本的东西？这就是他对人生的体验。他要用哲学形式把它表达出来。到他实际写这本书时，正如他在日记中所说：生活和哲学在他身上成为密不可分的了。
  从学术上说，是要在《论自我的超越性》的基础上，对自己的哲学思想作一个全面的清理和总结，看看自己到底能搞出多大个名堂来，有哪些独创的东西。从人生体验上说，关于偶然性和自由的思想，特别是近年来关于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的关系，关于境况的力量，关于自由的异化，关于爱情，关于自主选择和承担责任等等方面的思想，仅仅在小说中，还不足以充分表达，非得以哲学形式才能够淋漓尽致地把它们“宣泄”出来。萨特的这些感受和思想，在《存在与虚无》中上升和抽象为一种以严密的逻辑推论为特点的哲学体系。
  自由无疑是哲学家们热爱的一个话题。古往今来，许多圣贤对于自由都有精彩论述。但像萨特这样，以这么巨大的篇幅，把哲学的本体问题和人的自由问题如此紧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予以详细阐述的，在哲学史上还极为罕见。把萨特的哲学称为自由哲学，这是十分准确的。
  研究者有一种通常的看法是，萨特是通过黑格尔而获得一种辩证法思想，《存在与虚无》中有一种类似黑格尔的自在与自为的辩证法。例如一部关于萨特的专著就说：“萨特深受黑格尔的辩证否定的思想的影响。萨特有关意识、人的存在的最初论述就是受到这种‘否定辩证法’的影响。”“萨特的自在与自为的概念是从黑格尔那里借来的。萨特从接受黑格尔自在与自为的辩证思想开始自己的哲学体系。”（杜小真：《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6、37页）
  然而萨特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在1974年同波伏瓦的长篇谈话中，波伏瓦评论说：“在《存在与虚无》中完全没有辩证法。”萨特回答：“确实如此。我从《存在与虚无》发展到一种辩证法的思想。”
  1975年萨特同美国研究萨特的哲学家有一个长篇谈话。其中有这样的对话：
  研究者：我们正好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辩证法。
  萨特：很晚，在《存在与虚无》之后。
  研究者：（感到惊讶）在《存在与虚无》之后？
  萨特：对。上大学后我就知道什么是辩证法。但我没有运用它。《存在与虚无》中有些地方类似于辩证法，但没有给它辩证法的名称，而且我当时认为其中没有辩证法。而从1945年开始……
  研究者：有一两位作者仍然认为您一开始就是一个辩证法者……
  萨特：那是他们的事，我认为不是。
  研究者：但其中毕竟有一种自在和自为的辩证法吧？
  萨特：但这样一来，在每一个作家的著作中都有一种辩证法；我们可以在每一个地方发现彼此对立、转化为它物的矛盾，等等。
  后面有研究者再次提出萨特哲学使用的方法始终是辩证的，在《存在与虚无》中表现为探究意识中的形象。萨特回答说：
  那么您就会在任何哲学家，甚至一位非辩证法者那里发现辩证法。但辩证法毕竟是更复杂的东西。最初我是一个非辩证法者，大约在1945年我才真正开始留心辩证法问题。在写《圣•；热内》时，我开始深入研究辩证法，而我认为《辩证理性批判》是一部真正的辩证法著作。现在人们尽可以说，在我不知道什么是辩证法的时候，就是一个辩证法者，我们也可以说柏格森6岁时，在吃果酱面包时就是一个柏格森主义者了。
  说到最后这句话时，萨特笑了。总而言之，萨特十分风趣同时又十分明确地多次表示，在《存在与虚无》中没有辩证法。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考虑那些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的东西。
  萨特在他后期主要哲学著作《辩证理性批判》序言中对作为存在和认识运动的辩证法作了界定：它必须是变化的，它必须成为总体化的。　萨特的这两个要求实际上是一个：所谓变化，也就是一种不断进行的总体化；从这个基本观点来予以观照，个别的事实，如果它们不是通过各个部分总体性的中介而被归入发展着的总体化之中，就是毫无意义的，就既不是真的，也不是假的。而这种总体化只有在历史中才有可能，它是“作为历史和历史真理而永远进行着的”。所以，对于辩证法的要求也可以说它应该是历史的。历史性与总体化应该是同一个意思。
  从这一观点来看《存在与虚无》，它没有历史性，也就是没有总体化。《存在与虚无》缺乏一种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的眼光。虽然萨特在写这书时已经开始感受到境况和集体的力量、个人自由同他人自由的冲突与联系，但在谈及同他人的关系时，他的重点还是放在他特别熟悉的个人之间心理层面上的东西，如在他人注视下的羞耻感、情欲、性虐待狂和受虐狂等等。个人同社会的关系、群体与群体的关系、个人的发展同历史发展的关系等等，还没有进入这本书的主题。又如：“否定”是萨特的重要哲学概念，虚无化的实质也就是否定。但是，《存在与虚无》中的否定与黑格尔的否定有着根本区别。黑格尔的否定同时就是否定之否定。而萨特的否定，由于缺乏一种总体化的东西，未能达到这一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说，《存在与虚无》中没有辩证法。
  《存在与虚无》是萨特为自己的过去清帐。他在结尾处预言要接着写一部伦理学著作，专门探讨人的价值和自由。十几年后，这个设想成了另一本书《辩证理性批判》。这是一本关于历史的构成的人学著作，也是一本辩证法著作。它既是对《存在与虚无》的承绪，又在许多地方扬弃了这书的观点。《辩证理性批判》很好地回答了《存在与虚无》已经提出的但未能解决的问题，萨特的哲学思想达到一个更新的层面。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转折（1939…1945）：小说·戏剧（1）
  正如他的哲学著作一样，萨特文学创作方面的主题也是自由。在战争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第一、二卷。在完成中篇小说《一个工厂主的童年》后，应征入伍前，萨特就开始构思这部长篇小说。他在给波伏瓦的信中说：“我一下子找到小说的主题、内容和书名。你大概会猜得出，主题是自由。”书名最初定为《魔鬼》，第一卷是《反叛》，第二卷是《诅咒》，卷首语是：“我们是痛苦的，因为我们自由！”以后书名改为《自由之路》。
  应征入伍后，在兵营里除了例行公事，萨特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写作上，首先就是写这部小说。从战俘营回到巴黎后，在投身抵抗运动和从事哲学研究的同时，他仍在坚持写小说。暑期在国内旅行时，他也利用休息时间写作。一次他和波伏瓦骑自行车旅行，吃晚饭时将自行车放在店外，突然大雨滂沱。等他们冲出店门一看，车子早被掀翻在地，发黄的泥水卷走了他们的挎包，萨特的《自由之路》手稿漂在阴沟里，到处都是。他们赶紧把手稿捞起来。
  “二战”结束前萨特已经完成了这书的第一卷《懂事的年龄》和第二卷《延缓》，但他没有将它们交给出版社，因为考虑其内容，在德国人统治下是不可能出版的。虽然现在他已经是自由人而不再是一个战俘，但在这个占领区他仍然是不自由的。只要纳粹占领法国，他写的小说就是没有意义的──在这种条件下它们不能发表。萨特以后在他的文学理论名篇《什麽是文学》中把这一体验用理论的形式充分表达出来：自由是作家写作的前提，他不能不要求介入的自由。
  《自由之路》第一卷《懂事的年龄》以1937…1938年法国生活为背景，这时法国处于战争风暴前虚假的平静时期，一些人还可以幻想有自己独立的封闭的个人生活，小说描述这些个人的情状，探求一个人的自由与他人的自由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看成是《恶心》的续篇，但那个孤独者的形象有了很大的变化，孤独者的穴巢已被打破；我们宁可说这里出现了一个徘徊在个人和社会之间的边缘人物。
  小说主要人物玛蒂厄有一个情妇玛赛尔。多年以来，他已经不再爱她，但还是每星期去她那里4次，同她睡觉。她怀孕了，他要她打胎，因为他俩只是同居而从来没有考虑过结婚。他明知他们的关系已很虚假，双方相互欺骗，却仍然因多年前的承诺而继续维持着。而另一个叫丹尼尔的男子是个同性恋者，他愿意跟玛赛尔结婚，以此来保住孩子，满足她做母亲的愿望，同时也改变自己的生活。玛蒂厄得知此事后想：“难道这就是自由？他行动了，再也无法后退。而我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目的，就好像我行动的结果被人偷偷拿掉一样。为了做出一件无法挽回的行动，我不知道自己能够付出什么代价。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到了懂事的年龄。”
  这部小说1945年9月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由于小说是围绕着一个打胎事件而展开，打胎在法国是被视为不道德甚至非法的行为，小说在评论家对萨特大加指责，说他对污秽之事作自我欣赏。许多人感到小说中的人物行为难以理解。萨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小说作了辩解：“我想，我的小说人物之所以让人不舒服，是他们的清醒造成的。他们是怎样的人，他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他们选择作这样的人。如果他们是虚伪或盲从的人，也许更容易让人接受。”
  《自由之路》第二卷《延缓》写作时间是在第一卷之后，却与第一卷同时出版。这一卷的时代背景是第一卷的延续，大致在1938年慕尼黑会议前后。英国和法国在慕尼黑会议上与德国纳粹、意大利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