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
  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
  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1943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3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莱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
  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与汪精卫有联姻之亲，又绝对效忠汪精卫、陈璧君的褚民谊，自然是汪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褚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这位办事糊涂，具有奴才、狗才性格的汪记行政院秘书长，却是正事不足，闲事有余。当时有些人开会，没有要人可请时，就请他去，他是逢请必到，到必讲演，讲后必打太极拳；后又发展到打太阳球，每次运动会中，都要表演。他的闲情还不止这些，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国术”的研究，亲自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出资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偏重于从国外传来的踢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春天一到，褚民谊率先垂范，西装马靴，手把绳子放风筝，轰动整个石头城。雨花台上，一时仕女如云，歌舞升平，风筝满天，遍布城南。
  1934年，上海发行的画报上，载有这样一张漫画，褚民谊自己赶着一辆马车，乘客是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游泳健将杨秀琼。漫画上还写着：“看哪一点不标准，褚兼任伪海军部部长的汪精卫穿上了海军服装。
  秘书长有赏“几个字。这虽是一幅漫画，但事实确实如此。杨秀琼在当时的全运会上，短程游泳出尽了风头，褚特邀请她到南京来表演，并亲自赶马车到下关车站迎接她，任拉马之责，招摇过市，盛赞杨秀琼在体质上、技术上、姿态上真够得上是个标准美人。新闻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轰动一时。汪精卫和曾仲鸣请杨秀琼吃饭，褚又拉马去迎送。以上足见褚民谊的德行了。
  褚民谊随汪投敌后，在筹备成立汪伪政府时，曾向汪表示自己愿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说这样等于官复原职，对社会似乎也有好的影响。汪听后，觉得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又感到褚历来办事糊涂，过去经常惹他生气，便让他的内侄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春圃却不干，陈璧君问他为什么，陈春圃毫不掩饰地说：“要么就是我负责，我当秘书长，如果明知褚民谊糊涂，干不了的，却要我代糊涂人负责，究竟是他糊涂，还是我糊涂，我怕这笔账一千日也说不清楚。”陈璧君同意他的看法，经和汪商量，把秘书长一职给了陈春圃，让褚民谊任海军部部长。褚一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他一直做文官，还没有尝过当军人的滋味，马上赶制了一套海军上将服装，对镜自照，得意非常。但殊不知，陈公博、周佛海二人极力反对，认为海军部虽无军舰，但也有几只小炮艇，过去蒋介石的海军部就是一直以此做走私工具的，而褚民谊为人颟顸，部下又良莠不齐，势必重蹈走私覆辙，而他还蒙在鼓里，代人受过，所以任何一个部都可以，惟独海军部万万不可给他。由于陈公博、周佛海的坚决反对，褚民谊高兴了半截，汪精卫自兼了海军部部长，而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官升了一级，也就心满意足了。周佛海则认为，让褚当外交部长“当然不甚适合，然较之海军，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罗君强这位周佛海的同乡、政治上的忠诚伙伴和得力助手，曾两次脱离共产党，并以百倍的疯狂反对共产党。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机巧权术、寡信善变之徒，为人贪暴、残忍、阴险、毒辣，又是一个淫棍。1927年他在武汉时，就结识一名交际花孔某，于是胁迫原配吉羽与他离婚。不久，就与这位交际花正式同居。为此事，他的朋友易礼容曾写信劝他说，这位脚上带金钏的女士实在是个危险人物，请他慎重。但罗对此十分反感，认为不应该干涉他的私事，因而置之不理。以后，更加放肆。1932年10月，逼得他的姨太太杨淑云吞服鸦片自杀，闹出了轰动国民党政府朝野的丑闻，被降级外放，去浙江海宁县当县长。但是，罗君强并没因此收敛，入酒馆，出茶楼，逛窑子，玩女人，弄得声名狼藉。这些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闻，密报给蒋介石，蒋得知大怒，先是在讲演中不指名批评，“语气极为严厉”，接着又亲自下了一道手令：“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国民党行政院据此召集会议，仅通过免职，而未“查办”，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再也混不下去了。罗投靠汪精卫后，在周佛海提携下，顷刻间飞黄腾达，身价百倍，曾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财政部税警团团长、安徽省省长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在汪派汉奸中，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代表着三种政治势力，陈公博是改组派巨头、汪派正统；周佛海原是国民党侍从室系统的人，和汪合污后，逐渐形成了以湖南人为中心的“CC系”；陈璧君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委，虽然没有担任公开要职，却在幕后操纵着政治实力，形成了汪派中的“公馆派”。这中间，公馆派与湖南派斗争最烈。陈公博是倾向于公馆派的。周佛海曾骂陈公博为“老牌汉奸卖国分子”，陈公博骂周佛海为“专干卖国勾当的无耻之徒”，他们相互争斗，虽然难分胜负，却彼此互相指出真实的身份。汪记群丑，永远被人民所唾弃。
  蒋介石对汪派汉奸却没有忘记，他想方设法拉拢分化汪派人员。1940年，蒋介石通过戴笠做唐生明的工作，准备派唐生明参加汪伪政权。当唐生明对戴笠表示同意之后，戴笠立刻当着唐生明的面打电话和蒋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儿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召见唐生明。唐生明回忆到：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