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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做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高呼拥护。
  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汹汹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士兵的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地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军人有了借口，城里到处乱哄哄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
  对于汪精卫伪政权，当时有一首歌谣讽刺道：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汪精卫伪政权虽然成立，但日本政府对汪、蒋合流仍抱有希望，在1940年5月中旬，宋子良、章友三和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在香港再次举行预备会议。中方提议将“承认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行商谈”，并特别强调“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于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华北'字样。现在先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做处理。表面虽如此，但实际上是严厉讨伐共军。不久的将来日本方面也可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此点望转达日本首脑部。但蒋的意见不能进行高级会谈”。日方同意“先行停战，然后宣布防共亲日，继而进行和平谈判”，但主张双方进一步研究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未得结果。
  6月4至6日，中、日双方在澳门市郊一地下室举行第三次预备会议，双方代表分别出示了蒋介石和闲院宫的委任状。中方重申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及驻兵问题有困难，要求在停战前首先使汪精卫出国或引退，日方表示反对。双方在会谈结束时，达成一项协议：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后因汪精卫认为此系重庆方面谋略，汪赴长沙安全没有保证，中、日双方代表复于7月23日正式交换《备忘录》，商定由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于8月上旬在长沙商谈中、日停战问题。随后，中、日间又进行若干交涉，但蒋介石和板垣的会谈问题却未能达成协议。9月5日，日方代表铃木卓尔报告日本军部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强化，英国大使的访渝，苏联、中共的活跃等对外情势，促使处于最后关头的蒋介石迟疑不决。”另一代表今井武夫也认为：宋子文访美，有望获得1亿美元借款，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对日压力有可能强化，苏联也可能加强对华援助，这些因素使蒋介石对“和平”踌躇不决。
  这表明日方谈判代表已意识到“桐工作”前景不妙，建议最高当局“自主地中止”。10月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中止中、日停战交涉工作。随即，他们意识到宋子良是伪装的，此次重庆对日交涉完全是“军统局”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止日本建立汪政权，动摇汪政权内部的意志，查探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
  17鲁迅、郭沫若笔下的汪精卫
  鲁迅和郭沫若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又是伟大的战士，疾恶如仇，他们曾用投枪匕首般的笔，扒掉了汪精卫的层层画皮，使之原形毕露。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这是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鲁迅即撰文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给予猛烈的抨击。后来他发表大量时事评论，揭穿汪、蒋高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进而，直接揭露汪精卫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1935年六七月间，经汪精卫批准，何应钦同日方代表梅津商谈，缔结卖国的《何梅协定》。鲁迅密切注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当时《申报》发表徐道邻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这篇文章显然是奉命写作，用来试探社会反应的。鲁迅愤慨地说，文章的作者“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疾恶如仇的鲁迅。
  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以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针对这种现实，鲁迅愤怒指出：”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日本的吉冈文六论汪精卫道：”从这位小白脸的青年，我马上就联想‘蚯蚓'来，不知不觉中，总是有’蚯蚓'的感想“：”因为蚯蚓之为物也，伸缩自在，忽缩忽伸，今弹此调，明奏他曲“之意。这固然不失为汪精卫画相之一。但鲁迅给这位”蚯蚓“人物做了更具体的淋漓尽致地描述：”……今之名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账，从新做人比起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选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综观汪精卫一生，从刺摄政王到制造袁世凯，从追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宁、汉合流与蒋介石的争斗到被刺出洋，从西安事变投机回国到去日本东京磕头止，其中曲伸变化，不正如鲁迅所言吗？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还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花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美人儿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住了老鸨婆；就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假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在这里，鲁迅把汪精卫喻为小丑、老鸨、花旦，从汪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恰如其分。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后，口里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还说什么“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连陈公博都说汪拱手“送国”，胜过秦桧和李鸿章。抗战爆发后，汪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唱几句“抗战高调”，但实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空气。陈璧君及其子女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叽嘲讽刺的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可见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汪精卫死到临头时还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行辩解，说他组织伪政权是“不得已之手段”。由以上可见，汪精卫扮演的小丑、老鸨角色是何等的逼真。鲁迅刻画的又是多么形象，叫人“拍手叫绝”，又“恍然大悟”。正如人们评价鲁迅“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郭沫若多次揭露汪精卫的罪行。图为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重庆。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汪精卫的罪行。他在《汪贼进入坟墓》一文中写道：“汪精卫和他的一群，是自己挖了墓坑，自己钻进去葬送了，这也是我的确信。有趣的是我想起了淞沪战役还在最高潮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央是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之地，南京便是我们的坟墓'。想来也真是凑巧，南京现在的的确确成为汪精卫的‘坟墓'了。“在谈到铸就汪精卫夫妇的跪像时，郭沫若写道：”铸像可以不限于用铁，用石也好，用泥土也好，用木质也好，坏了又可重新做，而且汪逆夫妇的像，也不一定要他们的真像，譬如塑两条狗像，在身上各凿上’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字样，便可以适用。不然怕找不出那样的雕刻家，并且怕也找不出那样多的汪、陈照片来的。但是在重要的都市地方，那就不妨多破费点，因为这样的破费，并不是消耗，而是生产，它生产出我们中华民族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永远的精神，和这精神的永远不断的净化。“
  浙江黄岩县海门镇的民众制作了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供人唾骂。图为1941年4月日军占领海门镇后在此围观。
  “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体念着无名英雄的耿耿精忠，都应该克服自己血液中的‘陈璧君'与’汪精卫'由当代以至于永远、永远。”
  这两位文学巨匠笔锋犀利，如枪如匕，使汪精卫的丑行暴露无遗，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18刁妇称霸东南
  伪南京政府建立之后，汪精卫成了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实现了他几十年来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的心愿。但此时汪精卫并不顺心，外受日寇摆布，内畏陈璧君雌威，十分苦闷。
  汪一向惧陈，这已不是新闻，汪精卫毫不隐讳地说：“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战友，因此，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汪精卫更加畏惧陈璧君。此时，陈事无大小，里里外外，稍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向汪发泄，通宵不止。家中生活琐事，每日必逐一过问，指疵摘瑕，向汪诘责。陈又特别喜欢干预“朝政”，权利欲极强，她喜欢任用亲信，如有善于溜须拍马、曲意迎合者，则推荐给汪，让委以重任，汪对此甚为恼火。为了减少纠纷，免去无谓的争吵，汪、陈二人只好“划地”分权。在私生活上，夫妇二人在上海设公馆两所，汪居愚园路，陈住福履里路，各行其便，不相抵触。在“政权”上，汪精卫坐镇南京，陈璧君则称霸广东。看一看广东方面的伪组织人员安排，就不难看出陈在广东的势派：省主席兼建设厅长陈耀祖，是陈璧君的四弟；财政厅长汪宗淮，是汪的侄子，此人一向走“四婶”陈璧君的门路，终日脚前脚后，而不甚倾向“四叔”汪精卫；民政厅长王英儒、教育厅长林汝珩，相传为陈璧君的义子；至于各县县长，则多数是陈的亲信，选其敛财手段高强，欺压人民残暴的担任。
  因此，陈长期居住广东，很少回南京，除非汪精卫的生日或节日，才带领亲信，回京与汪同住数日而已。
  陈璧君在广东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