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君瑛分辩道：“四哥一向以亲妹待我，没有和你结婚以前，就是如此，和他公开一起走动，有什么不对？何况我们是清白的，问心无愧。”陈璧君一面冷笑，一面说：“哼！清白的，谁能保证？问心无愧，问什么心？”方君瑛气愤地流下眼泪，说：“你不能如此地侮辱我，欺负我。我即刻离开此地，永不和你见面。”陈璧君反唇相讥：“学校是我办的，你不走，难道我走？”陈璧君正说着，汪精卫进来，见方君瑛受到如此委屈，对陈璧君大为不满，指责她不该在学校当众责怪方君瑛。
  陈璧君见汪精卫替方君瑛说话，更是满腔妒火，撒野哭闹起来：“你不爱我，我就毁了你！你不要做人，我干吗还要做人？”方君瑛见此情形，万分悲痛地跑回房内，登时晕倒，经过医生诊治，曾醒再予安慰，也就暂时平静下来，并约好第二天就离开学校。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的家庭，也为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以死明志，在写下三封遗书后，她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早上，曾醒首先发现，痛不欲生。汪精卫闻讯赶到现场痛哭捶胸，连叫：“是我辜负了君瑛！”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又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他仍然怀念方君瑛，日渐憔悴。对于陈璧君根本不予理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璧君骄横的个性又增加了傲慢的成分，并干预汪精卫的政事，因此一般人对陈璧君无不讨厌，汪精卫则因怕麻烦而顺从她的意志。一天常找曾醒聊天的汪精卫，在曾醒处发现一个明艳照人的客人，蓦地一惊，经介绍，才知她叫施旦，是曾仲鸣部下一个凌姓的太太。交谈之下，汪精卫得知她留过学，中国文学也很好。曾醒见汪精卫兴致很高，知道是施旦勾起了他对方君瑛的怀念，因此，特地留汪精卫和施旦一同吃饭。饭后，汪精卫殷勤相送，并约施旦于星期天到他家进餐。届时，施旦打扮得清秀脱俗地去赴约，在汪精卫的书房里，她和汪精卫谈起做诗，要求拜汪为师。汪精卫非常欣慰，立即应允收她为徒，并对她流露爱意。施旦被汪精卫的仪态风雅所吸引，早已芳心暗许。但她也知道和汪结合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时的汪精卫。
  是不可能的，见汪精卫对她示爱，她也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心愿：“我是有丈夫的，你也有妻子，况且陈璧君傲岸妒悍是出了名的，所以环境不容许我们相爱结合。我们的情，只能限于精神，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罢了。”汪精卫点头感叹说：“恨不相逢未嫁时，你能够给我精神上的爱，我也满足了。”此后，施旦常来汪精卫的官邸，直到陈璧君归来才疏远。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生闷气。
  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第二年回
  国，汪精卫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陈璧君也不敢多与争论，汪精卫得以常和施旦接近，他把施旦丈夫凌某当做亲信人员，施旦经常出入汪精卫的官邸，服侍他的病体，逐渐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分，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
  抗战爆发以后，汪精卫卖国降日，堕落为大汉奸。汪精卫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常常想起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一次在陈璧君刚离开南京赴香港的第二天，施旦忽然出现在南京汪精卫的官邸。她丰容盛貌，汪精卫大喜过望地款待她，问她何故突然到此？施旦说一年来是在九龙一家庵堂带发修行。与丈夫离婚后，复来故地。汪精卫激动地向施旦表示：“已经错过了方君瑛，不能再错过你了。”施旦却说：“以你的名誉地位，不能离婚再婚。何况，我这次来找你，也不是为了想和你结婚。”她只想跟在汪精卫身边做一个情人。于是，汪精卫安排施旦在官邸中做一个女秘书。
  陈璧君在香港得到消息，匆匆赶回南京。当陈璧君向汪精卫提起此事时，汪精卫坚决地向她表示：“施旦是个人的秘书，也是心爱的情人，谁也不准反对。”这大出陈璧君的意料，她正想吵闹，施旦却和颜悦色地向她表示：“你是他的夫人，无人可争，我不能，也不愿我们之间，有任何争执。”她继续说：“他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她来爱，当然是种心理变态。我是已离婚的人，我觉得让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应付当前他所处的艰难环境，所以才对他迁就，成为他心目中的情人。这对你们夫妻之爱，并没有妨碍。”“他对我说，他的生命，只有5年；报纸也发表过了。为了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能以和他相处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觉生气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脸吵闹，结果对你却未必有利……”
  施旦的话使陈璧君想起当年方君瑛的事，同时想到汪精卫的身体已经不起打击，于是她沉吟不语。施旦见她态度有变化，接着说：“我只是个仆人，祸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决定我走，我马上离开此地，离开他！”陈璧君思前想后，觉得施旦的话有理，也就默认她在汪宅的身份。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陈耀祖的太上皇。于是，施旦在汪精卫身边身兼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1944年，汪精卫病情加剧，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医生认为汪精卫非去日本医治不可。汪精卫知道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并宽慰他说：“我会每天为你闭门诵经，祈祷佛祖，你一定能康复生还。”汪精卫感慨万端，向施旦表示：“旦，世间只有你最了解我的痛苦，能减少我的痛苦……”“如果我能康复生还，当然和你重聚；否则，等我棺木运回，你可即离京，去隐姓埋名。明天，我将送你些财产，供你维生。”
  汪精卫在陈璧君母女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日本医治。施旦穿着汪精卫生平最喜欢的衣服到机场送行，目送汪精卫远去，凄然返回汪的官邸，取出汪精卫给她的铜佛，供奉在香案上，为汪跪拜求福。
  11月，美机空袭名古屋，汪受到寒气侵袭，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翌日下午气绝身亡。当汪精卫的棺木运回南京时，施旦身穿白色衣裳，随着众人迎接。她不敢与家属一起致祭，只有低头流泪。等到众人致祭完了，她才悄悄地在灵前上香致祭。14日中午大殓，施旦也随众“瞻仰遗容”，当她见到汪精卫的遗体，不禁掩面痛哭。
  汪精卫安葬的那一天，施旦跟随曾醒去送殡。到了墓地，曾醒特地拉她站在家属行列，随家属行撒土仪式。下午，施旦单独前往南京东郊梅花山汪精卫的墓地，献花致祭。在汪的官邸，施旦把她经管的账册钥匙向陈璧君交代清楚，然后辞行。她离开汪宅后，就去香港和姑母同住，进修佛法与外间隔绝，她将九龙新界后座的厅堂加以布置，中间挂着一张汪精卫的放大照片，案上放着汪精卫送给她的小铜佛，壁上挂着汪的亲笔小立轴，上录龚定庵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着春泥更护花。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陈璧君等以汉奸罪被捕，梅花山汪的坟墓被炸毁，施旦想起汪生前“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的诗句，竟成一语成谶，哀痛之余，将汪的衣物埋在庵后空地上，并且亲笔题签：“汪精卫先生衣冠冢”小石碑竖立冢前，在庵中长斋念佛。
  汪精卫的一生，除辛亥革命前逃往日本与后来刺杀摄政王在北京坐牢外，其他都是舒畅和阔绰的。后来汪氏做了行政院长，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豪华奢侈之极不言而喻。
  汪氏的住宅，在南京有如宫殿般的官邸，富丽堂皇，汪氏夫妇很是称心如意。在上海有六七处公馆，汪每次去上海，都行踪飘忽不定，狡兔三窟，一日多变。
  汪吃的东西，虽山珍海味，也难包容。汪一到革命关键时刻或政治上失意时便周游各国，胃口也渐渐多样化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各种味道都需要。他有厨师六名之多，外国的除西餐厨师外，还有南洋厨师。中国的，有广东菜的、北平菜的、四川菜的、福建菜的等等。他和陈璧君要吃什么地方的菜，张口就要，做的可口，马上有赏，否则一顿臭骂，比西太后还难侍候。
  汪氏的衣着穿戴，一贯华丽。在辛亥革命前后最艰苦的日子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缩衣节食，日夜操劳，但他还是衣冠楚楚，翩翩如公子哥。以后官运亨通，就更是日甚一日了。汪夫人在这方面比起丈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年轻时，就浓妆艳服，以招众目。以后，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其姿态有点像上海白相人的嫂嫂，到什么地方都大出风头，做作超群，不可一世。
  汪氏夫妇喜听谗言，以至成癖。被陈璧君视为惟一女伴的李凌霜，最善搬弄是非，两面三刀，陈却把女儿嫁给李的儿子。李在汪、陈面前和颜悦色，满面春风；在外面，则气势汹汹，狗仗人势，谁要不讨好她，哪怕是汪的秘书，她也能招之而来，挥之而去。
  汪精卫一向惧内，人所共知，就是后来做了伪南京政府主席，对陈璧君也是恭敬如客。此时，陈长居广东，却对汪在南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有一次褚民谊在上海主办中华电影公司，在到南京向汪汇报时，汪与一个女电影明星合影留念，照片神态颇为亲近。结果，陈在广东闻之，醋意大发，即日乘飞机赶赴南京，向汪诘责，纠缠不休，哭骂不止，汪桌上的公文摆饰全被翻于地上，闹得狼狈不堪。随从、仆人无人敢来相劝。随后，陈又把随从室全体人员及副官侍卫等召集在一起，骂了个狗血喷头，责问这些人为什么看到汪与女人混在一起竟不加阻止，究竟是何居心。旋又亲自前往褚民谊私宅找其晦气，褚知道得罪不起，三十六计，溜为上计，躲藏起来。褚妻陈顺贞为陈璧君母之养女，平日就一起畏陈之威，惟有听其吵闹，不敢做任何申辩。
  自此之后，陈提议在汪精卫公馆中设机要秘书数人，由她的侄子和五弟负责，监视汪精卫的私生活。
  汪以多病闻名，养病治病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他的病，一方面是身体确不健康，更主要的是他逃避革命，或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的一个应付的妙法。大家知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汪精卫呢，或去度蜜月，或去养病，一直在国外，不问国内革命之事。中山舰事件后，他又出国养病。“九一八”事变时，他又在国外治病。西安事变时，他看到有机可乘，便说病愈归国。可见，汪是用病来搪塞政治难题，虽很狡猾，却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政治能力软弱的投机者。总之，这样一个病态的人物，只能出现于病态的政治之中。现在，这种病态的政治人物，已成为历史陈列馆中的一个古物，或是政治解剖室中的一具尸体了。
  13既生蒋，何生汪
  1936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陈璧君吸取了1932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于6月14日回电称：“电悉。妹见甚是。（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
  （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关系。（三）西南如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绝不为。（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蔑。“
  西安事变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浮上水面的机会，正当他来到法国南部城市———戛纳时，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
  陈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