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又把矛头对准了他的政治对手西山会议派，利用他一手策划的南京“一一。二二”血案，剥夺了西山会议派的一切发言权。下一个就轮到了汪精卫，11月24日起，国民党各派头目在上海开谈话会，决定12月3日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预备会是按时召开了，但是会议的议题却变成了汪派与反汪派的互相攻讦。李济深甚至提出广州事变是“共产党之阴谋”，攻击汪精卫、张发奎等与共产党有联系。吴稚晖、李宗仁、李石曾等则联名提出“对汪精卫等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汪精卫等虽一再声明广州事变与共产党无关系，但一开始，汪精卫等人就处于被告的不利地位。在两派斗争中，蒋介石则始终处于超然地位，他貌似公允，力劝双方停止纷争，“捐弃成见”，共同“促成四中全会召开”。
  汪精卫为了改变自己不利处境，争取蒋介石的支持，则首先提议蒋介石复职。他称：“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等则声明自己一贯拥蒋。这样，预备会做出请蒋复职，并由蒋主持召开四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终于在下野4个月后，重新上台。汪精卫夫妇在上海备受指责。汪精卫去访胡汉民，胡竟称病不见；和吴稚晖见面时握手，吴也不理不睬，佯装没看见。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等人，或通电，或演讲，指责粤变为共产党之阴谋，要求查处汪精卫等人，不准他们出席在蒋介石宅召集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为了了解广州事变的真相，特别是查明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汪精卫于12月初派陈璧君作为特使，回广州密查。12月4日，陈璧君乘伏见丸抵香港，何焯贤专程到码头迎接，随即一起回到广州。此时，留在广州的陈公博等中央委员致电汪精卫，请他立即回粤，主持救国大计。汪精卫表示，回粤与否，需待陈璧君调查结果再定。
  陈璧君在广州活动数日后，急急忙忙返回上海，向汪精卫报告说：共产党在广州活动频繁，黄琪翔有容共行为，共产党可能在广州发动暴动。汪精卫听了陈璧君的报告，于12月9日连发三次密电给陈公博、张发奎等人反共。中国共产党人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于12月11日举行了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坚持战斗了三天才撤离。
  广州起义发生后，汪氏夫妇在上海更是如坐针毡，遭到普遍的非议，汪精卫就连续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张发奎等人绝非共党。同日，陈璧君在善钟路私宅接见记者，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蒋介石利用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给汪扣红帽子，对汪发动新的攻势。中央监委邓泽如于14日提出了对汪精卫等人的弹劾案，指责汪为粤变主谋。李宗仁、李济深也表示，应拒绝汪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李济深又给蒋介石写信，请求派兵讨伐张发奎。15日，汪夫妇去蒋介石处，看到李的信后，二人抱头痛哭。蒋介石则巧施手腕，劝汪暂离上海，以保安全。16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下令查办汪精卫等人，并派当地军警，监视汪等之住所。汪挣扎反扑，终招架不住，躲进医院，称病谢客。汪精卫与陈公博、顾孟余等被南京政府下令通缉。17日，汪精卫发表通电宣布引退。谓：“数月以来，兆铭以参加反特委运动之故，备受特委方面之仇视，始则惴惴然惟恐兆铭无共产嫌疑，不惜百方以图诬蔑，今则又惴惴然惟恐无所借口，不惜别立名目，甚至不惜毛举宁、汉分裂时代之议论文字，以图掘已合之创痕，夫果救党主张能确实达到，则个人问题，直同敝屣。于此尚有一言者，清党固当务之急，而救党亦目前要图。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
  “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
  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做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在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下，当夜，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乘法国轮船离沪。21日抵香港，旋由港启程赴法，1928年1月中旬到法国马赛。
  四中全会正式召开前，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议，增推蒋介石、孙科、林森为国民政府常委。蒋介石携宋美龄由沪至宁，正式宣布复任总司令职。随后，蒋介石命谭延，丁惟汾、陈果夫等接收特委会机构，恢复中央常务委员会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做出决定，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出席四中全会，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处分。胡汉民等人因与蒋介石不合而离沪出洋。1928年2月，蒋通过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为国民政府主席。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第一七二次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三军总司令；蒋拉拢胡汉民，导致汪、蒋关系的破裂，种下了汪派公开反蒋的根苗。蒋以纵横捭阖的手段攫取了中央大权，也成了各派军阀、政客共同反对的目标。
  汪精卫虽身在国外，却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
  对蒋介石的得势，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二连三地写文章。从1928年4月开始，他先后抛出了《复驻法总支部函》、《一个根本观念》、《致陈树人书》、《复林伯生书》等文章书信，说国民党改组精神“此时实已岌岌摇动”，如果“本党改组之精神消失净尽，而本党亦随以俱亡”，打出“改组国民党”的幌子，把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他给在国内的汪派人物去电，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招牌，把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
  陈公博没有追随汪精卫亡命海外，他决定去上海，陈公博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一所民宅内。
  一连几个月深居简出，日日埋头于著书立说，日夕所思索的是怎样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使革命复兴”。5月7日，他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在《革命评论》上，陈公博还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大开笔战，在国民党内部闹得天翻地覆。8月，传来胡汉民即将回国的消息，一度使蒋介石大为紧张。一天，他跑到陈公博家，说：“胡汉民回来一定要动兵的，我们应该要准备。”谁知胡汉民是支持蒋介石的，于是蒋、胡合作迅速形成，蒋介石为了拉住胡，对汪派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南京，蒋介石制定了“政治倒汪”的计划，蒋派陈立夫在南京、上海，重提“三。二”事件，做汪精卫企图谋害蒋介石的宣传。陈公博忍不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叙述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谅解经过，并对“三。二”事件做了解释。在信的末尾，陈公博对蒋介石说：“汪、蒋能合作固佳，就是合而不作也有利。”蒋介石接信后，曾到上海和陈公博谈话。陈公博向蒋献议：“我赞成汪、蒋合作，不是希望汪先生做国民政府主席，你做总司令，或汪先生做党的领袖，你做政府领袖这样简单。我以为今日汪先生是代表革命青年，你还可以代表革命军人，以革命青年和革命军人合作，中国才有办法。”蒋介石虽当面表示：“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我将责罚他。”但实际上却因陈立夫反汪有功而不断奖励他，不久陈改组派的实际领导人陈公博。
  立夫即升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冬，与汪精卫相呼应，自称“猛野”（粤语，意即勇敢之士）、说“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的汪派骨干陈公博，伙同顾孟余、甘乃光、王法勤等人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它的总部设在法租界，各省市及海外设有分部。他们利用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反蒋情绪，打着恢复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的旗号，“继承本党孙总理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会议没有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以“粤方委员”组成临时领导机关机构，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但汪精卫并不承认他是“改组派”的领袖，因为有人向他献议，他应该做全党的领袖，而不仅仅是“改组派”的领袖。“改组派”的实际领导责任落到了陈公博的肩上。
  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建立改组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中央设总部；各省市机构外各地设支部；支部设书记1人，委员若干人；支部下设分部，分部设书记1人；分部下设小组，小组设组长1人，组员3人以上至10余人不等。这个组织成分复杂，基本队伍是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及其他出身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它成为反蒋派中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至1929年上半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等省相继建立了支部，并在香港、法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建立了海外支部。
  “改组派”的发展组织，扩大势力，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连年不断的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部几次大规模的反蒋风潮，都没有离开过改组派的魔影。
  蒋介石为包办国民党三大，用圈定与指派的方式产生出席三大的代表。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陈璧君等十四人联名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蒋介石指定“代表”。宣言指出：“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不闻。同人等深恐此种大会一旦开成，其结果适与巩固党及中国和平之期望相反。同人等为遵守总理遗教，努力革命，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当此本党陷于危亡，革命濒于失败之今日，绝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1929年3月1日，陈公博乘船抵达法国马赛，前往迎接他的是汪精卫的亲信秘书曾仲鸣。次日早上转赴巴黎，下午他去拜访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报告国内“改组派”的活动情况。
  陈公博在巴黎的生活自在悠闲，他住在城里，汪精卫夫妇住在乡间，一星期见一两次面。4月，他去伦敦住了两个星期。返回巴黎后，陈公博在郊外的云山门租赁了一层楼房，很想在法国做上一两年寓公。蒋介石继编遣会议之后，又急于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好似连续点燃了两只火药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立即爆发。蒋、桂又起战端，桂系倒鲁（涤早）立何（键），“湘案”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桂系战败，第四集团军瓦解。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效法张仪的远交近攻之法，拉阎攻冯。冯面对蒋军的强大压力，通电下野，西北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一场厮杀转为纵横捭阖的政治阴谋，演出了一场曲曲折折的蒋、阎、冯离合剧，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几乎都卷入了内战漩涡。军事倒蒋浪潮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