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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认为，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和器材已所剩无几，只能再派人去日本购进。大家商定，由喻培伦、陈璧君回日本购买炸药和器材；黎仲实到南洋总部汇报并请示下一次行动方案，到广东、南京等地筹款；但懋辛去上海准备接应下批器材；汪和黄复生仍留北京，准备再举。4月4日，陈璧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黎仲实、喻培伦三人离开北京。
  喻培伦等出发后，“守真照相馆”便处于清政府严密监视之下。清兵以检查执照为借口，将黄复生逮捕。然后，通过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小伙计，捉到了汪精卫。
  在审讯时，问汪精卫：“谁是主谋？”汪答：“我就是主谋，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问黄复生：“谁是主谋？”
  黄答：“我自己是主谋，事情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两个人都争着救对方牺牲自己，因此两人都要被处死刑。原同盟会外务干事，后变节卖身投靠肃亲王善耆的程家柽出来为汪、黄说情：“他们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们一条命吧。”
  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时，对汪、黄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全写出来吧。”在生死关头，汪精卫面不变色，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写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目的，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谓：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起事时，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我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篦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
  供词痛斥了所谓今日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立保皇言论。指出，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清政府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并痛述中国在国际上已面临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之局面。此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今之中国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慷慨激昂，痛斥清廷侈谈立宪的极端虚伪。
  汪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一首是：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肃亲王善耆主张对汪精卫等“从宽”处理，使汪免于一死。
  还写了如下壮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这些铿锵的诗句曾流传一时，为人称颂。汪精卫的谋刺活动经过长期筹计，并非一时冲动。因此，他被捕后和黄复生一样，都主动为对方承担责任。这些壮举不仅为一般人传为佳话，也为主审官善耆所赞叹。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
  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汪精卫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褊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
  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数人生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载沣与溥仪、溥杰的合影。站在右边的，就是后来成为宣统皇帝的溥仪。
  吗？“汪精卫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惟一道路。“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经此辩论，汪精卫的志士名声很快传遍了海内外。
  关于汪精卫一案，有人主张应处以极刑，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则认为，现在正推行立宪，革命党不只汪、黄二人，若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宽处理。后摄政王也批谕：“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4月29日，宣统皇帝发布上谕：“汪兆铭、黄复生，着交法部永远牢固监禁，罗世勋着牢固监禁十年，余依议，钦此。”30日汪精卫、黄复生由民政部内总厅解往法部监狱（北监）关押，开始了铁窗生涯。
  对汪精卫等人的被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甚为惋惜，并立即组织了营救活动。5月4日，孙中山在致美国芝加哥同盟会员梅培的信中，对汪之被捕，表示：“吾党失一文武全才能员，殊深痛惜也。”6月5日，在致纽约同盟会的信中又说：“精卫君往北京，身入虎口，欲有所图，不幸事败被拿。昨日得接香港汉民君来电云：”精永禁'，盖精卫君已被虏廷永远监禁也。虏之不杀，想有顾忌而不敢也。“7月20日孙中山致函吴稚晖，请设法营救汪精卫。1911年3月20日孙中山致函吴稚晖，告汪在狱中状况，并云已派人去北京营救。胡汉民初闻汪精卫被捕，以为必死无疑，极为悲痛，特为诗悼之。其诗云：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此时，喻培伦和陈璧君已到达日本东京。他们从报上得知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的消息。陈璧君那时正在和汪谈恋爱，一听到这消息，气急败坏。她不讲到日本购买炸药器材是大家的决定，是图再举，而破口大骂喻培伦是胆小鬼，出卖同志，临阵怯逃，见死不救等等。少数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听了陈的话，也纷纷指责喻培伦，甚至疏远他。喻培伦忍辱负重，不愿和已经丧失理智的陈璧君争执。对于汪、黄的被捕，他也感到内疚，想到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几次重大行动都没有完成，也没有血染沙场，作为一个革命者，是不能原谅这种没有结果的失败的。因此，他对于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的指责没有进行解释，将委屈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后来，他对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喻培伦烈士遗像。
  1911年4月，喻培伦参加黄兴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身背炸弹筐冲锋在前，勇猛顽强，因身负重伤被俘。临刑前，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凶残的清政府用灭绝人性的“大辟”处死了喻培伦。
  喻培伦烈士生前的亲密战友、革命家吴玉章同志，为纪念喻培伦烈士死难五十周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入燕。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弹奋当先。成仁烈迹惊环宇，起义欢声壮故园。五十年来天下变，神州春色满人间。
  吴玉章对二人只能好言相劝。陈璧君再三央求吴玉章去北京，设法营救汪精卫，吴玉章答应了她的要求。不久，吴玉章从日本经过朝鲜，潜入北京，住在他姐夫家中。那时，曾醒有个弟弟叫曾季友，在北京经商，吴玉章通过他打听消息和联络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也没有想出好的营救办法，原想组织人劫狱，实际上无法做到。吴玉章的姐夫素知他参加了革命党，又见他行动可疑，不管他同意否，先替他买好车票，然后骗他上了火车，去了上海。为了筹措营救汪精卫等人的经费，陈璧君、黎仲实由日本来到新加坡，见到胡汉民、赵声等，大家相对落泪，遂去槟城筹款，胡汉民召开同盟会分会会员开会，大多冷漠，气得胡汉民离会而去。卫月朗罄其私蓄相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也多有相赠。陈耕基的第三如夫人也赠洋四千元。由陈璧君、黎仲实带此款去香港筹划，胡汉民和邓泽如再去新加坡设法。陈璧君、黎仲实到香港后，在九龙城外设立了一个秘密的营救机关。不久，胡汉民等人亦来，又吸收李佩书、黎德荣二女士参加。大家虽四处募集经费，但仍感不足。胡汉民曾在自传中回忆道：一日，陈璧君心血来潮，向大家提出：“营救汪精卫等人，无巨金则很难办到，近来又筹措无术，听说有人是靠赌博发家致富的，我们为了营救精卫兄，为什么不可以去赌一下，碰碰运气。”大家研究了一番，认为这也是个办法。于是由胡汉民带领，陈璧君剪发做男子装，与李佩书扮成一对青年夫妇，去了澳门赌场。澳门是东方有名的赌城，除专门赌场外，不少旅店也设有赌场，赌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这些赌场都由黑社会所控制，他们相互勾结，从中捣鬼，外人是赢不了的，即使赢了，钱也很难带出赌场，外人进去只有输光为止。陈璧君和胡汉民等人根本不谙此道，不知深浅，贸然闯入，结果将带来的百金输光，狼狈而归，反而又增添了一份烦恼。过后，陈璧君又请黎仲实去日本设法筹款，黎找到吴玉章，提出：“请把你买军火的回扣给我吧！
  我要去救汪精卫。“吴说：”我为革命买军火，从来没有拿过回扣，并以拿回扣为可耻……这一次既然要救汪精卫，那就破例给你一些回扣。“当时吴玉章经手买军火款共六万元左右，按百分之五拿回扣，共计3000元，交黎带回香港。
  这时，陈璧君在香港心急如焚，坐卧不宁，提出要亲自去北京进行营救。胡汉民认为这样做太危险，可以先派人去北京做好准备，然后再去。当时，正逢同盟会员邹鲁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得到副贡和直隶州州判的名义，要到北京去铨叙，请他前去不会引人怀疑，邹鲁也慨然应允，同时写信邀请在沈阳的张煊和广州的郭守发一同前往。不料邹鲁到上海后，大病一场，不能北上，后由叶夏声将他送回广州。郭守发和张煊到北京后，探明了汪精卫囚禁之所，并设法建立了联系，但也无营救之计。陈璧君为营救汪精卫四处奔波，汪精卫在狱中也思念陈璧君，专门写了一首忆陈璧君的《秋夜》诗：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入地相逢虽不愧，擘山无路欲何归；记从共洒新亭泪，忍使啼痕又满衣。
  此诗后来发表时，汪精卫写有附记说：“此诗由狱卒辗转至冰如手中，冰如持归与展堂（胡汉民）等读之，伯先（赵声）每读一过，辄激昂不已，然伯先今已死矣，附记于此，以志腹痛。”
  1910年冬，陈璧君不畏寒苦，冒着生命危险，决定与黎仲实去北京营救汪精卫。临行时，胡汉民为其送行，并诵叶清臣《贺圣朝》词云：“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众人相对泣下，不胜悲壮。陈璧君等到北京后，几经辗转，托狱卒带给汪精卫十多枚鸡蛋，内藏有书信一封。汪见信，悲喜交集，喜的是狱外的同志正在积极设法营救，陈璧君甘冒风险亲自来京，对自己真是情深似海；忧的是陈璧君来京活动，危险很大，惟恐发生意外。于是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封，上书“信到平安”四个字，又改填了《金缕曲》词一首赠陈璧君。词云：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