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书，而且媒体炒作得非常厉害，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我希望听听您的看法。
  格非：我曾经接受《北京青年报》的一个采访，然后谈到一整版，谈青少年写书，那么多的人出书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怎么看呢？首先我不太同意说，这些人写书不好　一定要取缔，有这样的声音，大家不要开玩笑，有这样的声音说，商业化写作，很多人什么没有经验，就去写，他们写是他们的权利，这个权利我们一定要给人家，人家又没有违反法律，你凭什么说人家庸俗，人家不庸俗。他写作哪怕他赚钱，他也是正当的，首先我觉得这个前提，我们要承认，他是允许他写　。因为一个文化活动，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作家写作，它有时候有经济目的，比如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为了还债，他也成为大师了。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一开始他就抱着这种目的，我觉得也很难说，因为他在成长，今后怎么样的人，很难说他会怎么变化，我们不能一下把人家看死。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整个的商业炒作，这个责任主要不应该由这些写作者来承担，而应该由出版部门承担，应该由出版部门承担。出版社呢，他们为了追求这些利润，为了追求一些利润增长点，不断地会去制造一些新的文学现象。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媒体，不断地会制造这样一些新的作者，和一些写作的这样一种现状吧。不断地去炒作，那么这样的话，无疑当中刺激了很多人就觉得，我现在只要去写一部书，我就可以出名，然后我就直接奔着钱去了，然后把销售额跟码洋直接挂起钩来。这个我觉得，对我们现在的文学它是有害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不能通过一个行政命令来改善，而且我觉得应该是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得到解决。因为这个市场很快就会饱和，大家会感觉到，因为大家的阅读趣味，也会在不断地提高，然后在选择过程中，就会知道有些失误怎么怎么，那么好的书，它还是需要靠质量的。那么中国社会因为现在在发展过程中，有很多东西处在无序的状态，大家都在占这个市场的份额，一开始出现某种混乱，我觉得是正常的，经过一段时间以后，还会回到原来那个东西。比如说你在西方，它也有很多，比如法国出版界，我也跟他们交流，比如小孩写作，但是他们就占一个很小的比例，他们有很重要的作家，每个人就是一块，它很有条理，不会像我们这样，一个书一下子卖100万，或者是50万怎么样，造成很大的轰动，使得很多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写作赚钱，包装自己。这个我觉得对青少年的成长推波助澜，这个媒体呢，对他们成长是有害的，让他们不能经受挫折，从小就被这种虚荣，很多的成功的东西所左右，要是他不能成功，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一个人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教训，对人最有教育的东西，是挫折带来的，所以我觉得必须学会怎么去对付这种挫折。现在我们的小孩，不能忍受这个东西，所以老是在成功的假象当中去，我这个不成功就换一个，那么到最后他可能一无所获，对真正的人生展开，可能来说就充满了一种幻觉，这个不太好。
  我是一个计算机工作者，我想问您一个问题，现在是科技和网络的时代，那么是这样，传统的我一直上学也很关心，文学也比较爱好。但是现在我想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大部分写作的人，还有我们这些，专门的文学从事者对理科　，还有对科学的传统怎么看？你觉得一个搞文学的人，是不是应该在这方面有所，因为我以前特别喜欢文学，后来呢　为了生活就上了理科，后来学的计算机，现在是在网络行业，但是我还是很喜爱，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我们文学，在关注科技对社会的进步，知识对社会改变方面，科技对它影响，文学能对这方面，做一些什么事情？
  格非：好，　我觉得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也是我很乐意说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在清华，大家知道，清华它是非常注重把这两个结合的，但这两个结合不是开玩笑，清华人喜欢焊接，就是把两个东西焊在一起，那是不对的　不能焊。那么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可以说一说，中国本来的分科，它本来就是比较模糊的，比如中国的科学史，很多人在做研究的时候，他跟文学也有关系，那么这个当中呢，很多人觉得我们中国的不发达，很多的分科不像西方那么细，现在问题来了，我们重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我们很大的优势，不是缺点。当然在某些方面，在某个时候它是缺点，但至少它是优势，也有很有意思的一部分。比如说大家知道张衡这个人，搞地动仪的，他是一个在我看来，他是一个诗人，他的诗写得漂亮之极，在中国很多的科学东西，它是放在物这个概念里边，去看待的，这个格物致知这个物的东西，它里边有物理的成分，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物理，物里边自身的规律，它要探究。那么人呢，也可以叫澄怀观物，也可以去对一个物，做一种关照，然后会产生很多诗人的想像，有很多描述性的东西，这个中国过去，没有分得那么清楚，所以现在学科体制分类，刚才这个朋友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重要。我其实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科学家，最好能找一个既是科学家的人，或者大家对话，这样可以把问题说得比较全面一点，至少我看过，因为我很喜欢看大科学家的传记，我知道物理学，要搞到后来的话，实际上就是哲学，跟哲学很有关系，你没有想法的话，你根本没有想像力的话，你根本不用说，你根本搞不好。所以他们说，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厉害，他在想像力的这个领域里边，确实有很多地方，我们可以重新思考，日本它很善于模仿别人，但是它在新的东西的开发上面，它不如美国，这个我想就跟想像力有关系，怎么解放想像力，当时我看李政道写的《对称》的那本书，他就讲到对称的问题，他是从早期中国的文化里边，感觉到的，他的文化的根基很深了。杨振宁也不用说了，原来都是文的根基是很好的，那么这样一些大的科学家，他们对文学　文化本身，他是很关注的，尤其是哲学，韦特根斯坦原来是搞飞机发动机的，他后来转到搞哲学，这方面来了，也是个数学家，所以数学哲学物理，这些东西在西方尖端东西里面，比如亚里士多德，你们想想大哲学家，可是在数理这方面，也是非常深的，也是一个传统，所以希腊的精神，和希伯来（的传统）完全不一样。这个东西跟亚里士多德有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刚才这个朋友提这个问题，在清华他们要做的，我觉得非常有道理，比如说清华大学，现在已经要求，所有理工科的学生，你的学分里边，比如说80个学分里边，至少要四分之一，20个学分必须学文学，和文化类课才能让你毕业，因为你科技是服务人的，很简单　你学建筑的，最后水泥学了不少砖头学了不少，结构学了不少，但是你造出来的房子很难看，你不是很大的失败吗？所以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尤其现在尤其重要，我们现在的很多家长，就是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其实在西方的话，比如说在美国的英文系，法国的法文系，它本土的文学系，它从来就没有衰落的，它自身的文化，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在国外最有钱的人，比如说在美国的学校，最有钱的这种富人，最有地位的人，他会把自己的孩子拿去学什么，你知道吗，学文学，而不是说去学什么经贸，学经贸学什么是穷人，他要改变自己地位，靠孩子来赚钱，真正有地位的人，家里不愁吃不愁穿的人，他会让自己的孩子，学文学、学文化，让他成为一个很健康的，有宽阔视野这么一个人，很有道理。所以我觉得中国，也会慢慢有这种变化，家长的观念也会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担心，我相信中国，会有很大的这种发展。谢谢大家！
  主持人：有格非这样的作家，我们文学就有希望。格非先生讲的马尔克斯的例子，作家的一个写作立场和态度的问题。马尔克斯这种写作姿态，为了文学，为了坚持这种文学的立场和操守，能够是不惜忍贫挨饿，在那样状态下还在写作，我们的作家有一些什么情况呢？格非先生不是，他是很执着的，我想他可能是“马尔克斯”式的，我也希望他是，并且我们祝愿他是。另外，就是一个有趣的事，巴尔扎克，我想讲他一个故事。经验想像力来自于真实，然后他又用他的经验和想像力，写出了真实，而且他的经验和想像力，在作品中的艺术的真实和现实的真实，是那么巧妙的对应，非常有意思。小说的题目我忘了，他在一个小说当中，写到一个修女，就从外省受修道院的委托，来巴黎买书，和一些生活必需品，那么她到了繁华的巴黎之后呢，打开了她禁锢的那种视野，她觉得巴黎太好了。修女的那种生活，对她太禁锢了，人性个性太禁锢了，她在巴黎买书和必需品的结果，就是她不想回修道院了。巴尔扎克就给这个女主人公，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贞娜，叫一个什么修道院呢？他忽然想起来伊夫林省有一个修道院的名字，非常好听，他就把这个修道院取这个名，那么小说发表之后，那个省的修道院，正好有一个修女叫贞娜。那么那个修道院的院长，就不高兴了，就让贞娜到巴黎来找巴尔扎克抗议，你毁坏了修道院的名誉和给贞娜本人造成了精神伤害。那么贞娜就戴着黑头巾，穿着修女袍到巴黎，来找巴尔扎克说，你看怎么办你这样写，给我造成了损害，你要给我名誉进行赔偿，做消除影响的工作。巴尔扎克说，我的小说中，我是按照艺术的构思来写作小说的，我没有想到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么一个修女在这样一个修道院里。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贞娜走出了巴尔扎克的家，把黑色头巾解下来，一头漂亮的披肩，走入了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离开了修道院，就是说这个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非常有趣，我就用它来不知道能不能为格非的《经验、想像力、真实》起一点注脚的作用。最后让我们向格非先生的精彩演讲，表示感谢，谢谢大家！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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