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零……放！」
  嗖──
  嗖──
  嗖──
  嗖──
  嗖──
  嗖──
  嗖──
  嗖嗖──
  …………
  这才是真正的问候呢。对故乡，对世界，对小刘儿及我们自己，对过去、现在和未来，对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梦，对我们从同性关系到合体关系的各个阶段，对一切。黑人士兵们个个兴奋。立即，在曾经是我们故乡的黑乎乎──黑夜──的地面上，在我们的乡村社会，在我们从冷兵器时代到现代化的大都市里，随着导弹的先后打击次第燃起了冲天的火焰；导弹的爆炸声中，高大的建筑物轰然倒塌（包括所有的阳台和美容院），人们都赤身裸体地从家里逃出来四处奔跑（小刘儿，你现在对你的赤身裸体就没有孤独感和尴尬感了吧？）──立即又被另一批导弹炸得血肉横飞。当然这种惨像都是从地面角度和个人逃跑角度看到的，但是当我们从高空的飞机上往下看时，这却是风景优美和场面壮观的一幅油画呢。我们看到刚刚还是漆黑一团的大都市，现在被火光照耀得如同白昼；在中士的精心策划下，爆炸的气浪和火焰，已经给我们组成和连成了──燃烧和连接得多么准确啊──一排告别故乡的文字。冲天而起的火焰文字分别是：
  ｂｙ──ｂｙ
  和
  再见！
  ……
  从技术枝节上来说──后来证明，当时我们还是太大意了。看着是小刘儿上了我们的当，其实我们在更大的圈套中还是上了小刘儿的当。我们的场面非常壮观，我们的营救千古流传，我们损失了那么多黑人弟兄和霸王战斗机──除了最后告别的场面可以说一说之外，在其它方面在整个行动上还是上了别人的当──于是最后壮观的场面也成了无皮之毛地马上就降了级、掉了价和打了折扣。因为当我们心怀激动带着这么一个壮观的场面回到地球另一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的拯救行动出现了一个致命的偏差：我们救回来的那个赤身裸体的人，我们救出的心、破鞋、雨伞和拐杖，并不是我们要救的小刘儿呢。一切全都搞错了。我们不是明明白白把小刘儿从床上拖起来了吗？毯子里裹着的不明明白白是小刘儿吗？但是当我们到了国会和法庭的听证会上，当我们按着惯例对这个赤身裸体的人进行姓名、年龄和性别咨询和调查的时候，那个赤身裸体的人明明白白地说：
  「我不是小刘儿。」
  舆论马上大哗──这就证明我们整个拯救行动彻底失败了。包括最后壮观的告别场面。这就等于说我们千辛万苦以千把人的生命和上百架战斗机的损失为代价救回来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的心，并不是我们的鞋、伞和拐杖。到头来我们还是一群摆脱不了命运历史又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的空心人。再进行一次拯救行动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因为地球那一边的故乡，已经让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中士和下士，让我们的非洲军团──第八十二航空师给夷为平地了。真正的小刘儿，我们真正的心，已经被我们良莠不分地杂在其它不值得拯救的生命和建筑里给炸成碎片了。从瓦砾堆里和血肉堆里，再也扒不出我们的心了。面对那个花费了巨大的代价被错误拯救回来的无用的赤身裸体的废物，法庭纯粹出于好奇而忘了我们的目的──我们是不是有拿他有奶就是娘地想当成我们的心的企图呢？──地问：「那么你是谁呢？」
  答：　　「我不过是小刘儿的一个男邻居罢了。」
  我们一下就泄了气。原来士兵闯错了房间。我们动用那么多部队花费了那么大精力，抓回来的却是一个正在床上跟别人乱搞的男邻居。我们禁不住又问：
  「那么小刘儿在哪里呢？」
  答：　　「小刘儿就是那个把门的五十多岁的老头。」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经过了这么多年，从三国捏脚时代到现在，小刘儿也终于有些老了。他已经成了我们司空见惯的把门的老头或大爷了。我们都叹息一声：这才是我们对历史大意的地方呢。
  卷四
  1、自行车1969
  １９６９年，我学会了骑自行车。那个时候村庄的房子大部分还是土房，村北的村西的土岗下还残存着过去的寨墙。寨墙的上部长着茂盛的青苔和杂草，寨墙的下部不断向下掉着被风雨剥蚀的无力的细土。当风雨袭来的时候，在霹雳雷电的不断闪射下，村庄一下就缩小得看不见了，如同激光的迪士高舞厅中人们的抽动一样，村庄也在那里无力地抽搐。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我所有的乡亲和亲人们，我的大舅、二舅是或表哥们，我的姥娘、舅妈或是表姐们，又在那里上演着一场和煦温情的乡村社会中表面雾气和静水之下的刀光剑影的宏伟话剧。美好的朝霞或是夕阳是暂时的，更加持久和耐心的是阴雨连绵的天气或是烈日当头我们在地里割毛豆的时候。还有我们那些以小做大的父母呢。这就是我们对世界恐惧和永远担心的童年和少年的开始。世界上永远不存在欢乐的童年和少年。因为世界永远在成年人手里握着。大人一板脸，我们就害怕。只有等我们也长大成人以后，我们才发现过去大人对我们的训斥和教育原来是那么可笑和可悲。他们更多的是不懂装懂和装腔作势。但这个时候我们也已经蜕化成这样的人了。世界就是这样倒着脚步在前进的，你让我们这些孩子怎么办呢？这里说的刀光剑影还不是简单明了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那是一目了然的，那是显而易见的，那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而是在风和日丽和和风细雨之中，看着平稳的水面什么也没有发生，是温暖的所谓家之中或是电影散场时在急着相互喊叫和寻觅的亲人们之间，那些表面看没什么一切都是笑语欢声而在静水深流之下潜藏着的永远抹不去的险恶的记忆。不是一种大起大伏的千军万马的奔腾到来，而是在一个个人内心之中阴雨连绵的不断──那些说不清道不白的永远的恩恩怨怨和是是非非。日常的憋屈比剧烈的冲突还让人难耐。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毫不例外的日常担心。我们想喝农药的心都有了。当我们撇开这些的时候，当我们只看到世界上大的事情和外在矛盾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的一生是那么地光明和献身，但是当我们细想起身边的每一分钟时，我们就觉得在水下憋屈着的一个人能顶上一个世界了。我们是多么想从深流和潜流中爬到水面透上一口气呀，我们是多么想把自已的矛盾往外引和把自己的苦水往外倒呀，我们多么地想把自己的矛盾扩大成阶级矛盾呀，我们又多么地想把这阶级矛盾扩大成民族矛盾呀，我们是多么地想从此离开这家和这个村庄坐上火车到远处去从军呀，这个时候村庄倒是一下子显得亲热了，婶子大娘把煮好的红皮鸡蛋塞到了你的军用挎包里。──但就是这样，我们还是力图想从过去的童年中找到一些可供我们回忆的细节和可供我们放下一个叫温暖的地方。那样的一个情景，那样的一个表情，那样的一个动作和那样一个温暖的笑容，那样的人生故事的递进和嬗变，于是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的梦中。我们在梦中甚至还说：
  「娘，我要撒尿。」
  ……
  或者是为了一个错误，娘不可避免地打了我们一脖儿拐，接着你哭了，娘也哭了。还有寨墙上掉落的那些无力的细土，或是早已在１９６９年就被我们打死的一条秃尾巴狗，或是早年的一声偶尔的蝈蝈或是青虫的叫声，你在３０年后你家的阳台上或是一首无意的音乐中偶尔听到了，一下把你推回到３０年前──一棵青草或一束野花，漫地的星星草，你家后院的那棵老枣树或是大楝树，你都想重新与它们对话。３０年前的对话不过是一个刚刚犯了错误挨了打光着黑瘦身子的儿童或少年在喃喃自语，但是现在在你的心头，却共鸣和弦出那巨大温情的音乐的篇章了。甚至成了你和你所亲爱的人之间的一种谈资。当然这一方面说明我们一代一代的递进是多么地相像和重复，同时也说明我们是多么地健忘和好了伤疤忘了疼。当我们对娘厌恶从心理上要拋弃她们的时候，作为男孩我们成年之后就留成了长发作为女孩就挫起了短发，当我们要拋弃爹的时候作为男孩我们就推成了板寸作为女孩我们就留起了飘逸的长发。当爹娘都该拋弃的时候我们就只好留一个光头了。还有更不幸的呢，我们甚至被他们生错了我们长大以后急着要做变性手术。就是因为这样──本书作者白石头说，我要在这张扬的《故乡面和花朵》飞舞和飘动了三卷之后──你是三个大气球吗？现在要坠一个现实的对故乡一个固定年份的规定性考察为铅铊。或者哪怕它是一个空桶呢，现在要在这空桶里装满水，去坠住那在天空中任意飘荡的三个气球或是干脆就是风筝，不使它们像成年之后的人一样过于张扬和飞向天外或魂飞天外，自作主张或张腔作势──那就不知道自已吃几碗干饭或家里的狗窝里还剩下几块干馍喽。你就是一个狗窝里放不住剩馍的人呀──白石头说，我就用这个，来做你们所有回忆录的序言吧。雷电之下的村庄，毕竟托起过我们童年和少年的梦想；在我们成年之后的梦境里，他总是一个不变的背景；当我们出门远行走到一个陌生地段时，我们总拿它来较正我们的方向和丈量他们的距离，这时我们就已经在重回和温故我们的村庄了。说起陌生地方的三里五里，我们就想起了村庄到集上的路程；说起四十五十里，我们就想到了村庄到县城的距离──如果用步行的速度，恐怕得走一晌呢。──写到这里白石头接到远在天边的朋友女兔唇──这个时候就不好叫女兔唇了，已经在巴黎做了缝合手术，鼻子下没留一点伤疤──的一封来信，她在信里说，她又要从巴黎回到中国了，她想在上海开一个法式酒吧；又说时到今日才发觉自己在后生时代怎么没有今日有酒今日醉呢？现在想这样，身边已经有两个混血的孩子在看着你；大的正在那里「嗷嗷」叫着等你给他换刚刚尿湿的牛仔裤，小的才刚刚一岁。接着又说，去年她在上海呆了十个月，怎么一直在那无所事事和虚度光阴而没有想办法跟白石头见上一面呢？接着这封信，白石头三天恍若隔世；三天之后，他用村庄的距离和方位丈量这信之后，喃喃自语地说：
  「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
  这个处于规定性的故乡和村庄──在比例尺下和军用地图上只是一个小黑点──这个作为我们方位和距离的参照坐标──这个共同的铅坠和水桶──本来我们在挑选坐标的时候完全可以忽略它，仅仅因为这个铅坠要由白石头来装，这个空桶的水要由白石头来灌，而这个村庄恰好是白石头度过童年和少年和地方，于是白石头也就凑巧和偷懒地拿它当一个现成端了出来当一切都不可改变的时候我们也觉得挑选它天经地久义脱离它倒大逆不道，于是它就真的和永恒地成了我们的参照系──在什么地方呢？它是：
  河南省延津县王楼乡老庄村。
  １９６９年，姑娘们梳头用的还是化学梳子。从县城到乡村，开始铺第一条柏油马路。路上的行人和车辆还没有现在这么多，你还可以看到不断游动的拾粪老头。这年你刚刚１１岁，你学会了骑自行车。于是你骑着自行车在路上就碰到了背着包袱上城离婚告状的吕大和吕桂花父女。当时你的脚还够不着脚蹬子呢，你把你的棉袄垫在了自行车的前梁上，你掉着屁股骑在棉袄上，你歪戴着一顶军帽──那还是一个盛行军帽、粮票和布票的年代，嘴里打着口哨，第一次风驰电掣地从刚刚修好还散发着柏油芳香的平坦的光溜溜的马路上一闪而过。因为一个自行车，你自动跟所有的成年人站到了一个制高点上。乡村的公共汽车不给吕大父女停车，你骑着自行车从他们身边风驰电掣一闪而过也没有发觉。多少年过去，吕桂花开始追问你那次乡村柏油路上的自高自大，你想了半天──在丽丽玛莲的酒吧里──竟想不起还有那么回事。你倒问：
  「是１９６９年吗？」
  吕桂花肯定地说：「是１９６９年。」
  你摸着脸想了半天：
  「我是１９６９年学会骑自行车的倒是不错，我在马路上威风的一闪而过也是不错──现在想起来还有些兴奋呢，世界在我眼里真是青山绿水；但说起路上碰到你和你爹还在自行车上做大，我真想不起当年我会是这种品质。」
  吕桂花朝你脸上「呸」了一口：
  「那个时候你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