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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同事朋友和媒体都知道了我要做一个“奥普拉式的日播访谈节目”，于是见到我的每个人都流露出无比的温柔和关切，那一个个柔情似水又充满担忧的眼神里写满了疑问。一直到今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2006年夏天，每一个和我久未见面的朋友仍然用怜惜的语气和我打招呼：“你一定辛苦死了！每天要做那么多的节目！”
  一开始我乐得全天下人都以为我每天为工作殚精竭虑，尤其在公司管理层面前，我总是半玩笑半认真地点头：“就是就是，我累得要死！”可等了又等，老板也没有要给我涨工资的意思，我干脆就实话实说了：“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可再看同事们，眼泪几乎在眼眶里打转了，我这才明白，有时否定就是最大的肯定。
  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法让人相信，我在轻松愉快地做着《鲁豫有约》。
  五、“能量”公司新鲜出炉
  我在这篇文章里多处提到奥普拉，所以上网goo了她一gle，赫然发现我的名字夹杂其中，名字后面一定有个破折号，外加那几个耸人听闻的字：东方奥普拉！哎，他们这是夸我吗？就连CNN记者采访我，也问了个“你被称做东方的奥普拉，你对此怎么看？”的问题，我还能怎么看，即不能做欣喜若狂状有失体统，也不能不解风情地回绝别人的好意，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半天终于说了句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最爱说的话：“我就是我！”废话！
  就在众人支持反对信任怀疑纷繁复杂的注视下，专为制作《鲁豫有约》而成立的能量公司也新鲜出炉了。能量这两个字总让我想到劲霸广告里那个四处乱撞精力无限的电池小子，而我，倒挺像那紧绷双臂怒目圆睁的卡通人。
  办公室里来来往往的编导有大半的面孔是陌生的，我还叫不上名字。偶尔我从办公桌上抬起头，透过敞开的门望出去，能看到他们忙忙碌碌地查资料、打电话、写文案。这时我总会困惑地眯起眼睛，努力回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会有些小小的得意，而更多的是恍然大悟后的郁闷：“这么多的人在忙同一件事，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随随便便地说退出江湖这类的话了”。
  当然，人就是江湖，哪里退的出去呢。
  一直以来，我只是专注而自我地当我的主持人，别的，一概不管也一窍不通。我不知道做一期节目要花多少钱，搞不懂录像用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磁带有什么区别，还有编辑机房里一排排的机器，鬼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有一阵常常听到媒体鼓励主持人要兼具“采编播”等各项技能，吓得我一阵阵出冷汗，不明白会摆弄编辑机上一个个按扭和当好主持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只想涂上淡红的唇彩、换上服装，当灯光亮起的时候走上我的舞台，其他的，交给我的同事去担当吧。
  而2005年1月1日，新版《鲁豫有约》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内地20几家省级电视台同时播出后，我就一点点地发生着改变。
  每天节目一播完，片尾字幕还在走着呢，我的制片人无论在哪，一定拿起手机贴向耳边，等着我的夺命追魂call准时响起。每次连寒暄都没有，我总是气急败坏地直奔主题：今天灯光不好，我的眼影太深，观众大笑时镜头为什么不切过去，他成名前的那段经历很好听为什么删掉了，他获奖的故事讲过无数遍了为什么还留下，字幕里又有两个错字……节目中每一处疏漏在我眼中都被无限扩大，这让我无法容忍。樊庆元当时是节目的制片人（如今他已升职，官拜能量副总，制片人由更为年轻的曹志雄担任。），有一次上午十一点他正召集所有主编开会，这正是《鲁豫有约》在凤凰首播结束的时间。樊庆元看看表，冲大家做个安静的手势，然后缓缓从桌上拿起他的手机，把显示屏举向众人，嘴里念念有词地数着三二一，就是那么巧，电话在他倒数结束的一瞬间响起，大家凑上去看见屏幕上赫然两个字鲁豫，不由哄堂大笑。樊庆元接通电话也笑着说：“你真行啊，一秒钟都不差！”
  偶尔我也会放过制片人，直接折磨编导。我能想象，节目播完，编导的手机响起，屏幕上一闪一闪地竟是我的名字，他们的内心一定惊恐万分吧。
  有一天编导李安负责的节目刚刚播完，我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李安还在梦中，冷不丁被铃声吵醒有点蒙，可一看来电显示着我的名字，他一下子清醒了，先是有些慌，既而兴奋地想：“今天是我的生日啊，鲁豫姐来电话一定是祝我生日快乐的！”于是我听到听筒那头传来李安睡意未消但愉快的声音：“鲁豫姐早！”早字刚说完，李安的嘴大概还没闭拢呢，我劈头盖脸一通狂轰滥炸指出节目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我的语气尽管有些严厉，可还算有理有利有节，只不过在刚刚被铃声吵醒的人听来，简直有如晴天霹雳。李安不知所措，只好沉默不语。我是个刀子（橡皮做的）嘴豆腐（不是冻豆腐而是南方那种最软的豆腐）心的人，听那边完全没了声音，感觉很是不忍，于是一个劲地鼓励李安：“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做得还不错！”简直就是废话，做得不错还批评人家？几天后，从主编雷蕾那我才知道了李安生日的事情，这让我愧疚了很久。
  六、干干净净的财富
  曾经有记者写文章说我的身价有4个亿。这让我大吃一惊，继而又兴奋得心嘭嘭嘭狂跳不已。
  从此，我开始关注一夜暴富之类的财富传奇。
  主编雷蕾报来一个选题，标题十分惹眼：财富新贵。讲的是四个平均年龄245岁的80后小伙子，通过几年的打拼，现在各自拥有一家IT企业，每人身价过亿。天哪，这样的财富故事太吸引人了。
  录像的前一晚，编导给我发来这期节目的文案，我飞快地读了一遍，很快记住了四个性格迥异的人和名字：李想，高燃，戴志康和茅侃侃。
  第二天，我照例在节目录制开始前五分钟走进演播室。
  “嘉宾呢？”这通常是我走进演播室的第一句话。
  那天，有四个人同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伸出右手。说来奇怪，我只飞快地扫了他们一眼，就已经知道谁是李想谁是高燃谁是戴志康谁是茅侃侃了。
  李想，25岁，现任pcpop首席执行官。泡泡网在2005年年底营收2000万，利润50％，按通行的市场收购标准20倍的市盈率计算，占公司绝对股份的李想身家已然过亿。
  高燃，25岁，Mysee直播网总裁。
  戴志康，25岁，康盛世纪总裁。
  茅侃侃，23岁，Majoy总裁。
  四个大男生都是一脸的阳光。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越发怀疑中国的教育体制。
  李想为了创业，放弃了高考。
  高燃中专毕业后到南方打工，然后再复读，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第一个以中专生的身份考进来的学生。
  戴志康到是按部就班一路顺利上了哈工大，但大学四年，他一心搞软件设计，为此旷课、不参加考试，以至于15门功课没过，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茅侃侃最神，高一地理会考不及格，补考，还不及格，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高考资格。
  虽然我在节目录制现场一再要求他们多说说上学的好处，可四个人谁也不买帐，一个接一个比赛似地对着镜头说上学考试没什么用。现场一帮大学生观众到是拼命鼓掌。
  四个人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再加上他们平日里是常常混在一起的好朋友，我于是临时在场上把我和他们的一一对谈变成了五个人的群口相声，连沙发也多加了一张。
  最贫的是高燃，他上清华时追女孩的故事堪称经典。话说一次舞会上，高燃看上了全场最漂亮的女生，于是十冬腊月的天气，穿了件短袖衬衫就冲到门外向已准备回宿舍的女孩要联系方式。女孩婉拒，表示没有手机。高燃可不是好糊弄的，他决不气馁，转而索要QQ号。据他描述，他当时冻得哆里哆嗦地，伸出双手拦住女孩的自行车，一副不依不饶的劲，嘴里还大声地喊着：“你看我冻成这个样子，给个QQ号都不行，哪怕是个假的呢。”
  不知是怕麻烦还是被感动了，女孩给了高燃她的QQ号，而且，号码还是真的。故事还没完呢，这女孩后来成了高燃的女朋友。
  李想也已经名草有主，只有戴志康，还是孤家寡人一名。
  其实，称他们为亿万富翁还为时尚早，他们的事业还在起步阶段，可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在福布斯富豪榜看到这四个名字。不仅仅因为我们在节目中聊得很开心，还因为他们干干净净的，他们的生活干干净净的，他们的情感干干净净的，他们的财富干干净净的。这令我感动。我希望这样的人成功。
  七、劳模般的勤力
  “鲁豫姐，知道吗？咱们的新版《鲁豫有约》就快录满500集了。才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已啊。”
  我的嘴一下子就张开了，愣了一会，才脱口而出我的口头禅：“天哪！”
  500集是什么概念？
  一年52个星期，如果《鲁豫有约》按2005年之前的播出频率，每周一期，那我接下来的八年时间就可以去周游世界每天逛街再生一堆孩子把自己喂得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放一个悠长的假期了。
  天哪！难怪同事们都叫我劳模呢！就连《新周刊》在授予我2005年年度节目主持人大奖时为我写的获奖理由中也有这么一句：“从‘说新闻’到‘说故事’，陈鲁豫一直掌握着话语权，她以近乎劳模般的勤力，更重要的是对人物和故事之间的黏合度的出色理解，成就了一档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人物访谈节目。”
  看到吗，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劳模，如今这一年半里500集的工作量实实在在摆在面前，而且收视口碑经济效益三丰收，即便谦虚如我，也得实事求是地夸自己一句了：“I’m　so牛！”
  一直跟在我身后催稿子的金丽红、黎波特别希望我写写节目：“这读者爱看！”——言外之意，这个好卖钱。我虽然不懂为什么，但想到赚的钱里有一部分是我的，也就欣然提笔了。
  我于是带上电脑一个人跑到北京798厂的atcafé，开始回忆这一年多我和节目的种种经历。
  500集节目啊，1000多个嘉宾先后坐在我的鲜黄色的大沙发上，沉思感慨流泪大笑，面对我和观众，慢慢敞开心扉。天哪，我真是够能聊的。难怪前两天舞美部门重新布置舞台，竟然发现我把沙发活活坐出了一个坑。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说怎么总像坐在山坡上似的，老有要往下滑的感觉。我终于相信水滴石穿的道理！
  我的办公室的窗户总是打开的，外面就是人大附中的操场，总有上体育课的学生在那跑步打球做操很是喧哗，可那些无忧无虑的笑声吵闹声让我的心情格外宁静而舒畅。
  我在窗前站一会，看看窗外空空荡荡的操场，正是暑期，学生都放假回家了。我深吸一口气，再坐到电脑前，继续敲我的文章。不断有同事探头进来问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个手机也不给人安宁，该响的时候像死了一样，一到关键时刻却叽里哇啦叫个没完。
  早过了下班时间，又一个编导小心翼翼地敲门进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的手还在键盘上飞快地打字，眼睛却从电脑屏幕转向了怯生生站在我面前的编导的脸上，我不说话，但眉毛高高扬起，那是我在问　“什么事？”的意思。
  编导在我的示意下，拘谨地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上身笔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鲁豫姐，我很困惑。”
  天哪，我竟然要给下属做思想工作了。
  “怎么了？”我的语调温柔得能滴出水来，足以温暖融化最彷徨的心。
  “我……”那边话没出口眼泪却扑簌簌掉了下来，“我报的选题总也通不过，主编又通知我20日之前必须要交出一期节目，否则……”又是一串眼泪。
  我抽出一张纸巾，想了想，干脆把一盒纸巾递给她，“情况我都知道。”依然是春风化雨的态度。接下来，我用电台深夜节目主持人惯用的近乎催眠般的磁性声音讲解团队精神爱岗敬业职场生存之道等等等等。
  半小时后，编导终于破涕为笑告辞退出。我看看手中被用去大半的纸盒，不由得思忖，我真该在办公室里摆一张长沙发，旁边再立一盏落地灯，如果把窗帘放下大灯关上，我就可以开业做心理医生了。
  八、错一个字，罚10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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