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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字和拉丁化〔１〕
  仲度
  反对大众语文的人，对主张者得意地命令道：“拿出货色来看！”〔２〕一面也真有这样的老实人，毫不问他是诚意，还是寻开心，立刻拚命的来做标本。
  由读书人来提倡大众语，当然比提倡白话困难。因为提倡白话时，好好坏坏，用的总算是白话，现在提倡大众语的文章却大抵不是大众语。但是，反对者是没有发命令的权利的。
  虽是一个残废人，倘在主张健康运动，他绝对没有错；如果提倡缠足，则即使是天足的壮健的女性，她还是在有意的或无意的害人。美国的水果大王，只为改良一种水果，尚且要费十来年的工夫，何况是问题大得多多的大众语。倘若就用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那么，反对者该是赞成文言或白话的了，文言有几千年的历史，白话有近二十年的历史，他也拿出他的“货色”来给大家看看罢。
  但是，我们也不妨自己来试验，在《动向》上，就已经有过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３〕，胡绳〔４〕先生看了之后，却以为还是非土话所写的句子来得清楚。其实，只要下一番工夫，是无论用什么土话写，都可以懂得的。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们那里的土话，和苏州很不同，但一部《海上花列传》〔５〕，却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先是不懂，硬着头皮看下去，参照记事，比较对话，后来就都懂了。自然，很困难。这困难的根，我以为就在汉字。每一个方块汉字，是都有它的意义的，现在用它来照样的写土话，有些是仍用本义的，有些却不过借音，于是我们看下去的时候，就得分析它那几个是用义，那几个是借音，惯了不打紧，开手却非常吃力了。
  例如胡绳先生所举的例子，说“回到窝里向罢”也许会当作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的清楚〔６〕。那一句的病根就在汉字的“窝”字，实际上，恐怕是不该这么写法的。我们那里的乡下人，也叫“家里”作Ｕｗａｏ－ｌｉ，读书人去抄，也极容易写成“窝里”的，但我想，这Ｕｗａｏ其实是“屋下”两音的拼合，而又讹了一点，决不能用“窝”字随便来替代，如果只记下没有别的意义的音，就什么误解也不会有了。
  大众语文的音数比文言和白话繁，如果还是用方块字来写，不但费脑力，也很费工夫，连纸墨都不经济。为了这方块的带病的遗产，我们的最大多数人，已经几千年做了文盲来殉难了，中国也弄到这模样，到别国已在人工造雨的时候，我们却还是拜蛇，迎神。如果大家还要活下去，我想：是只好请汉字来做我们的牺牲了。
  现在只还有“书法拉丁化”的一条路。这和大众语文是分不开的。也还是从读书人首先试验起，先绍介过字母，拼法，然后写文章。开手是，像日本文那样，只留一点名词之类的汉字，而助词，感叹词，后来连形容词，动词也都用拉丁拼音写，那么，不但顺眼，对于了解也容易得远了。至于改作横行，那是当然的事。
  这就是现在马上来实验，我以为也并不难。
  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先，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这是只要还没有丧心病狂的人，都能够马上回答的。
  八月二十三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　“拿出货色来看！”　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
  如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
  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３〕　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　指《中华日报。动向》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二日所载何连的《狭路相逢》，十六、十九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篇文章。
  〔４〕　胡绳　江苏苏州人，哲学家。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
  〔５〕　《海上花列传》　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是一部叙述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１８５６—１８９４）
  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人。
  〔６〕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
  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到窝里向罢，车（按应作身）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莎士比亚”〔１〕
  苗挺
  严复提起过“狭斯丕尔”〔２〕，一提便完；梁启超〔３〕说过“莎士比亚”，也不见有人注意；田汉〔４〕译了这人的一点作品，现在似乎不大流行了。到今年，可又有些“莎士比亚”“莎士比亚”起来，不但杜衡先生由他的作品证明了群众的盲目〔５〕，连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也来译马克斯“牛克斯”的断片〔６〕。
  为什么呢？将何为呢？
  不演还可，一要演，却就给施蛰存先生看出了“丑
  态“——”……苏俄最初是‘打倒莎士比亚’，后来是‘改编莎士比亚’，现在呢，不是要在戏剧季中‘排演原本莎士比亚’了吗？（而且还要梅兰芳去演《贵妃醉酒》呢！）这种以政治方策运用之于文学的丑态，岂不令人齿冷！“
  （《现代》五卷五期，施蛰存《我与文言文》。）
  苏俄太远，演剧季的情形我还不了然，齿的冷暖，暂且听便罢。但梅兰芳和一个记者的谈话，登在《大晚报》的《火炬》上，却没有说要去演《贵妃醉酒》。
  施先生自己说：“我自有生以来三十年，除幼稚无知的时代以外，自信思想及言行都是一贯的。……”（同前）这当然非常之好。不过他所“言”的别人的“行”，却未必一致，或者是偶然也会不一致的，如《贵妃醉酒》，便是目前的好例。
  其实梅兰芳还没有动身，施蛰存先生却已经指定他要在“无产阶级”面前赤膊洗澡。这么一来，他们岂但“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７〕而已呢，也要沾染中国的国粹了。他们的文学青年，将来要描写宫殿的时候，会在“《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
  〔８〕也未可料的。
  但是，做《贵妃醉酒》固然使施先生“齿冷”，不做一下来凑趣，也使豫言家倒霉。两面都要不舒服，所以施先生又自己说：“在文艺上，我一向是个孤独的人，我何敢多撄众怒？”
  （同前）
  末一句是客气话，赞成施先生的其实并不少，要不然，能堂而皇之的在杂志上发表吗？
  ——这“孤独”是很有价值的。
  九月二十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　“狭斯丕尔”　即莎士比亚。严复《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
  〔３〕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饮冰室文集》。他在《小说零简。新罗马传奇。楔子》中说：“因此老夫想著拉了两位忘年朋友，一个系英国的索士比亚，一个便是法国的福禄特尔，同去瞧听一回。”
  〔４〕　田汉（１８９８—１９６８）　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待》，《柔密欧与朱丽叶》两剧，分别于一九二二年、一九二四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５〕见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一九三四年六月）发表的《莎剧凯撒传中所表
  现的群众》。参看本书《又是“莎士比亚”》。
  〔６〕　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　指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
  他曾在北京《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一九三四年五月）发表译文《莎士比亚论金钱
  》，是根据英国《Ａｄｅｌｐｈｉ》杂志一九三三年十月号登载的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一段翻译的。约翰生（Ｓ。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７０９—１７８４），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
  梁实秋曾著《约翰生》一书（一九三四年一月出版），并多次推崇约翰生，如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说他是“有眼光的哲学家”、“伟大的批评家”。马克斯“牛克斯”，是国民党政客吴稚晖谩骂马克思主义的话。
  〔７〕　施蛰存在《我与文言文》中说：“五年计划逐渐成功，革命时代的狂气逐渐消散，无产阶级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再回头来读读旧时代的文学作品，才知道它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于是，为了文饰以前的愚蠢的谬误起见，巧妙地想出了‘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来作为承认旧时代文学的‘理论的根据’。”
  〔８〕　“《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　参看本卷第４５０页注〔６〕。
  商贾的批评〔１〕
  及锋
  中国现今没有好作品，早已使批评家或胡评家不满，前些时还曾经探究过它的所以没有的原因。结果是没有结果。但还有新解释。林希隽〔２〕先生说是因为“作家毁掉了自己，以投机取巧的手腕”去作“杂文”了，所以也害得做不成莘克莱或托尔斯泰（《现代》九月号）。还有一位希隽〔３〕先生，却以为“在这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头，……作家无形中也就成为商贾了。……为了获利较多的报酬起见，便也不得不采用‘粗制滥造’的方法，再没有人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了。”
  （《社会月报》九月号）
  着眼在经济上，当然可以说是进了一步。但这“殚精竭虑用苦工夫去认真创作”出来的学说，和我们只有常识的见解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向来只以为用资本来获利的是商人，所以在出版界，商人是用钱开书店来赚钱的老板。到现在才知道用文章去卖有限的稿费的也是商人，不过是一种“无形中”的商人。农民省几斗米去出售，工人用筋力去换钱，教授卖嘴，妓女卖淫，也都是“无形中”的商人。只有买主不是商人了，但他的钱一定是用东西换来的，所以也是商人。于是“在这资本主义社会里头”，个个都是商人，但可分为在“无形中”
  和有形中的两大类。
  用希隽先生自己的定义来断定他自己，自然是一位“无形中”的商人；如果并不以卖文为活，因此也无须“粗制滥造”，那么，怎样过活呢，一定另外在做买卖，也许竟是有形中的商人了，所以他的见识，无论怎么看，总逃不脱一个商人见识。
  “杂文”很短，就是写下来的工夫，也决不要写“和平与战争”（这是照林希隽先生的文章抄下来的〔４〕，原名其实是《战争与和平》）的那么长久，用力极少，是一点也不错的。不过也要有一点常识，用一点苦工，要不然，就是“杂文”，也不免更进一步的“粗制滥造”，只剩下笑柄。作品，总是有些缺点的。亚波理奈尔〔５〕咏孔雀，说它翘起尾巴，光辉灿烂，但后面的屁股眼也露出来了。所以批评家的指摘是要的，不过批评家这时却也就翘起了尾巴，露出他的屁眼。但为什么还要呢，就因为它正面还有光辉灿烂的羽毛。不过倘使并非孔雀，仅仅是鹅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