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自说了劝过青年去读《庄子》与《文选》，“为文学修养之助”，就自然和我所指摘的有点相关，但以为这文为他而作，却诚然是“神经过敏”，我实在并没有这意思。
  不过这是在施先生没有说明他的意见之前的话，现在却连这“相关”也有些疏远了，因为我所指摘的，倒是比较顽固的遗少群，标准还要高一点。
  现在看了施先生自己的解释，（一）才知道他当时的情形，是因为稿纸太小了，“倘再宽阔一点的话”，他“是想多写几部书进去的”；（二）才知道他先前的履历，是“从国文教员转到编杂志”，觉得“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了，所以推举了这两部古书，使他们去学文法，寻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然而也只好去寻觅。我想，假如庄子生在今日，则被劈棺之后〔３〕，恐怕要劝一切有志于结婚的女子，都去看《烈女传》〔４〕的罢。
  还有一点另外的话——
  （一）施先生说我用瓶和酒来比“文学修养”是不对的，但我并未这么比方过，我是说有些新青年可以有旧思想，有些旧形式也可以藏新内容。我也以为“新文学”和“旧文学”
  这中间不能有截然的分界，然而有蜕变，有比较的偏向，而且正因为不能以“何者为分界”
  ，所以也没有了“第三种人”〔５〕的立场。
  （二）施先生说写篆字等类，都是个人的事情，只要不去勉强别人也做一样的事情就好，这似乎是很对的。然而中学生和投稿者，是他们自己个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却并没有勉强别人都去做字汇少而文法拙直的文章，施先生为什么竟大有所感，因此来劝“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该看《庄子》与《文选》了呢？做了考官，以词取士，施先生是不以为然的，但一做教员和编辑，却以《庄子》与《文选》劝青年，我真不懂这中间有怎样的分界。
  （三）施先生还举出一个“鲁迅先生”来，好像他承接了庄子的新道统，一切文章，都是读《庄子》与《文选》读出来的一般。“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的。他的文章中，诚然有许多字为《庄子》与《文选》中所有，例如“之乎者也”之类，但这些字眼，想来别的书上也不见得没有罢。再说得露骨一点，则从这样的书里去找活字汇，简直是胡涂虫，恐怕施先生自己也未必。
  十月十二日。
  备考B：
  《庄子》与《文选》　施蛰存来，要我填注两项：（一）目下在读什么书，（二）要介绍给青年的书。
  在第二项中，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
  今天看见《自由谈》上丰之余先生的《感旧》一文，不觉有点神经过敏起来，以为丰先生这篇文章是为我而作的了。
  但是现在我并不想对于丰先生有什么辩难，我只想趁此机会替自己作一个解释。
  第一，我应当说明我为什么希望青年人读《庄子》和《文选》。近数年来，我的生活，从国文教师转到编杂志，与青年人的文章接触的机会实在太多了。我总感觉到这些青年人的文章太拙直，字汇太少，所以在《大晚报》编辑寄来的狭狭的行格里推荐了这两部书。我以为从这两部书中可以参悟一点做文章的方法，同时也可以扩大一点字汇（虽然其中有许多字是已死了的）。但是我当然并不希望青年人都去做《庄子》，《文选》一类的“古文”。
  第二，我应当说明我只是希望有志于文学的青年能够读一读这两部书。我以为每一个文学者必须要有所借助于他上代的文学，我不懂得“新文学”和“旧文学”这中间究竟是以何者为分界的。在文学上，我以为“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旧酒”这譬喻是不对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人的文学修养比之为酒，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酒瓶的新旧没有关系，但这酒必须是酿造出来的。
  我劝文学青年读《庄子》与《文选》，目的在要他们“酿造”，倘若《大晚报》编辑寄来的表格再宽阔一点的话，我是想再多写几部书进去的。
  这里，我们不妨举鲁迅先生来说，像鲁迅先生那样的新文学家，似乎可以算是十足的新瓶了。但是他的酒呢？纯粹的白兰地吗？我就不能相信。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所以，我敢说：在鲁迅先生那样的瓶子里，也免不了有许多五加皮或绍兴老酒的成分。
  至于丰之余先生以为写篆字，填词，用自刻印板的信封，都是不出身于学校，或国学专家们的事情，我以为这也有点武断。这些其实只是个人的事情，如果写篆字的人，不以篆字写信，如果填词的人做了官不以词取士，如果用自刻印板信封的人不勉强别人也去刻一个专用信封，那也无须丰先生口诛笔伐地去认为“谬种”和“妖孽”了。
  新文学家中，也有玩木刻，考究版本，收罗藏书票，以骈体文为白话书信作序，甚至写字台上陈列了小摆设的，照丰先生的意见说来，难道他们是“要以‘今雅’立足于天地之间”吗？我想他们也未必有此企图。
  临了，我希望丰先生那篇文章并不是为我而作的。
  十月八日，《自由谈》。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五日《申报。自由谈》。
  〔２〕　施蛰存　江苏松江人，作家。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曾主编《现代》杂志。
  〔３〕　庄子死后被劈棺的故事，见明代冯梦龙辑《警世通言》第二卷《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大意说：庄子死后不久，他的妻子田氏便再嫁楚国王孙；成婚时，王孙突然心痛，他的仆人说要吃人的脑髓才会好，于是田氏便拿斧头去劈棺，想取庄子的脑髓；不料棺盖刚劈开，庄子便从棺内叹一口气坐了起来。
  〔４〕　《烈女传》　汉代刘向著有《列女传》，内分“贞顺”、“节义”等七类。这里可能即指此书。
  〔５〕　“第三种人”　参看本卷第２５页注〔１０〕。
  “感旧”以后（下）〔１〕
  丰之余
  还要写一点。但得声明在先，这是由施蛰存先生的话所引起，却并非为他而作的。对于个人，我原稿上常是举出名字来，然而一到印出，却往往化为“某”字，或是一切阔人姓名，危险字样，生殖机关的俗语的共同符号“××”了。我希望这一篇中的有几个字，没有这样变化，以免误解。
  我现在要说的是：说话难，不说亦不易。弄笔的人们，总要写文章，一写文章，就难免惹灾祸，黄河的水向薄弱的堤上攻，于是露臂膊的女人和写错字的青年，就成了嘲笑的对象了，他们也真是无拳无勇，只好忍受，恰如乡下人到上海租界，除了拚出被称为“阿木林”
  之外，没有办法一样。
  然而有些是冤枉的，随手举一个例，就是登在《论语》二十六期上的刘半农〔２〕先生“自注自批”的《桐花芝豆堂诗集》这打油诗。北京大学招考，他是阅卷官，从国文卷子上发见一个可笑的错字，就来做诗，那些人被挖苦得真是要钻地洞，那些刚毕业的中学生。自然，他是教授，凡所指摘，都不至于不对的，不过我以为有些却还可有磋商的余地。集中有
  一
  个“自注”道——“有写‘倡明文化’者，余曰：倡即‘娼’字，凡文化发达之处，娼妓必多，谓文化由娼妓而明，亦言之成理也。”
  娼妓的娼，我们现在是不写作“倡”的，但先前两字通用，大约刘先生引据的是古书。
  不过要引古书，我记得《诗经》里有一句“倡予和女”〔３〕，好像至今还没有人解作“自己也做了婊子来应和别人”的意思。所以那一个错字，错而已矣，可笑可鄙却不属于它的。
  还有一句是——　　“幸‘萌科学思想之芽’。”
  “萌”字和“芽”字旁边都加着一个夹圈，大约是指明着可笑之处在这里的罢，但我以为“萌芽”，“萌蘖”，固然是一个名词，而“萌动”，“萌发”，就成了动词，将“萌”
  字作动词用，似乎也并无错误。
  五四运动时候，提倡（刘先生或者会解作“提起婊子”来的罢）白话的人们，写错几个字，用错几个古典，是不以为奇的，但因为有些反对者说提倡白话者都是不知古书，信口胡说的人，所以往往也做几句古文，以塞他们的嘴。但自然，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
  当时的白话运动是胜利了，有些战士，还因此爬了上去，但也因为爬了上去，就不但不再为白话战斗，并且将它踏在脚下，拿出古字来嘲笑后进的青年了。因为还正在用古书古字来笑人，有些青年便又以看古书为必不可省的工夫，以常用文言的作者为应该模仿的格式，不再从新的道路上去企图发展，打出新的局面来了。
  现在有两个人在这里：一个是中学生，文中写“留学生”为“流学生”，错了一个字；一个是大学教授，就得意洋洋的做了一首诗，曰：“先生犯了弥天罪，罚往西洋把学流，应是九流加一等，面筋熬尽一锅油。”〔４〕我们看罢，可笑是在那一面呢？
  十月十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六日《申报。自由谈》。
  〔２〕　刘半农（１８９１—１９３４）　名复，号半农，江苏江阴人，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等。他曾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是新文学运动初期重要作家之一。后留学法国，研究语音学，思想渐趋保守。著有《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等。
  他的《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论语》半月刊上连续发表，下文所引诗及注，都出自集中的《阅卷杂诗》六首（载一九三三年十月一日《论语》第二十六期）。“有写‘倡明文化’者……”，系《杂诗》第一首的“自注”：“幸‘萌科学思想之芽’”，系《杂诗》第六首中的一句：“先生犯了弥天罪……”系《杂诗》的第二首。
  〔３〕　倡予和女“　语见《诗经。郑风。熔兮》：”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汝）！“
  〔４〕　“先生犯了弥天罪”四句，据刘半农在这首诗的“自注”中说：“古时候九流，最远不出国境，今流往外洋，是加一等治罪矣。昔吴稚老言：外国为大油锅，留学生为油面筋，谓其去时小而归来大也。
  据此，流学生不特流而已也，且入油锅地狱焉，阿要痛煞！“
  黄祸〔１〕
  尤刚
  现在的所谓“黄祸”，我们自己是在指黄河决口了，但三十年之前，并不如此。
  那时是解作黄色人种将要席卷欧洲的意思的，有些英雄听到了这句话，恰如听得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准备着去做欧洲的主子。
  不过“黄祸”这故事的来源，却又和我们所幻想的不同，是出于德皇威廉〔２〕的。他还画了一幅图，是一个罗马装束的武士，在抵御着由东方西来的一个人，但那人并不是孔子，倒是佛陀〔３〕，中国人实在是空欢喜。所以我们一面在做“黄祸”
  的梦，而有一个人在德国治下的青岛〔４〕所见的现实，却是一个苦孩子弄脏了电柱，就被白色巡捕提着脚，像中国人的对付鸭子一样，倒提而去了。
  现在希特拉的排斥非日耳曼民族思想，方法是和德皇一样的。
  德皇的所谓“黄祸”，我们现在是不再梦想了，连“睡狮”也不再提起，“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章上也不很看见。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我不知道我们自己觉得现在好像是什么了？
  我们似乎不再想，也寻不出什么“象征”来，我们正在看海京伯〔５〕的猛兽戏，赏鉴狮虎吃牛肉，听说每天要吃一只牛。我们佩服国联〔６〕的制裁日本，我们也看不起国联的不能制裁日本；我们赞成军缩〔７〕的“保护和平”，我们也佩服希特拉的退出军缩；我们怕别国要以中国作战场，我们也憎恶非战大会。我们似乎依然是“睡狮”。
  “黄祸”可以一转而为“福”，醒了的狮子也会做戏的。当欧洲大战时，我们有替人拚命的工人，青岛被占了，我们有可以倒提的孩子。
  但倘说，二十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