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的案语　乐　雯〔８〕“令受者难堪，听者痛快”，不过是取得“伟大”的秘诀；（二）这秘诀还在于“借主义，成大名，挂羊头，卖狗肉的戏法”；（三）照《大晚报》的意见，似乎应当为着自己的“主义”——高唱“神武的大文”，“张开血盆似的大口”去吃人，。虽。在。二。十。岁。就。落。伍，。就。变。为。僵。石，。亦。所。赞。成。了。那。种。主。义，。当。然。又。当。别。论。可惜，这世界的崩溃，偏偏已经到了这步田地：——小资产的知识阶层分化出。一。些爱光明不肯落伍的人，他们向着革命的道路上开步走。他们利用自己的种种可能，诚恳的赞助革命的前进。他们在以前，也许客观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拥护者。但是，他们偏要变成资产阶级的“叛徒”。而叛徒常常比敌人更。可。恶。
  卑劣的资产阶级心理，以为给了你“百万家财”，给了你世界的大名，你还要背叛，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实属可恶之至”。这自然是“借主义，成大名”了。对于这种卑劣的市侩，每一件事情一定有一种物质上的荣华富贵的目的。这是道地的“。唯。物。主。义”——名利主义。萧伯纳不在这种卑劣心理的意料之中，所以。可。恶。之。至。
  而《大晚报》还推论到一般的时代风尚，推论到中国也有“坐在安乐椅里发着尖刺的冷箭来宣传什么什么主义的，不须先生指教”。这当然中外相同的道理，不必重新解释了。可惜的是：独有那吃人的“主义”，虽然借用了好久，然而还是不能够“成大名”，呜呼！
  至于可恶可怪的萧，——他的伟大，却没有因为这些人“受着难堪”，就缩小了些。所以像中国历代的离经叛道的文人似的，活该被皇帝判决“抄没家财”。
  《萧伯纳在上海》。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萧伯纳颂》，署名何家干。
  〔２〕　萧伯纳（Ｇ。Ｂ。Ｓｈａｗ，１８５６—１９５０）　英国剧作家、批评家。
  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早年参加过英国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费边社”。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谴责帝国主义战争，同情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三一年曾访问苏联。但他始终未能摆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主要作品有剧本《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真相毕露》等，大都揭露和讽刺资本主义社会的伪善和罪恶。一九三三年他乘船周游世界，于二月十二日到香港，十七日到上海。
  〔３〕　“和平老翁”　一九三三年一月六日《大晚报》曾载萧伯纳将到北平的消息，题为《和平老翁萧伯纳，鼙鼓声中游北平》，其中有希望萧伯纳“能于其飞渡长城来游北平时，暂使战争停顿”的话。
  〔４〕　“路透电”　即路透通讯社的电讯。路透社由犹太人路透（Ｐ。Ｊ。Ｒｅｕｔｅｒ）一八五○年创办于德国亚琛，一八五一年迁英国伦敦，后来成为英国最大的通讯社。
  它在中国的活动，始于一八七一年前后。
  这里所说的“路透电”，指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四日该社由香港发的关于萧伯纳发表演说的电讯，曾刊登于十五日《申报》，题为《对香港大学生演说——萧伯纳宣传共产》。
  〔５〕工部局旧时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上海、天津等地租界内设立的统治机关
  ，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主义政策和奴役中国人民的工具。
  〔６〕　“特别国情”　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散布的一种谬论。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五年间，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人古德诺（Ｆ。Ｊ。Ｇｏｏｄｎｏｗ）鼓吹中国有“特别国情”，不宜实行民主政治，如他在一九一五年八月十日北京《亚细亚日报》上发表的《共和与君主论》一文中，胡说从中国的“历史习惯社会经济之状况”来看，“以君主制行之为易”。当时中国拥袁称帝的反动势力如筹安会等，也极力宣传“共和不适于国情”之类。这种“特别国情”论，成为反动派阻挠在中国实行民主改革和反对进步社会学说、压制革命的借口。
  〔７〕　“政如飘风，民如野鹿”　上句出《老子》第二十章：“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下句见《庄子。天地》：“上如标枝，民如野鹿。”
  〔８〕　乐雯　原是鲁迅的笔名。一九三三年二月，瞿秋白在上海养病期间，经鲁迅提议和协助，把当时上海出版的中外报刊上围绕萧伯纳到中国而发表的各种文章，辑成《萧伯纳在上海》一书，署为“乐雯剪贴翻译并编校”，由鲁迅作序，一九三三年三月野草书屋出版。
  对于战争的祈祷〔１〕——读书心得热河的战争〔２〕开始了。
  三月一日——上海战争的结束的“纪念日”，也快到了。
  “民族英雄”的肖像〔３〕一次又一次的印刷着，出卖着；而小兵们的血，伤痕，热烈的心，还要被人糟蹋多少时候？回忆里的炮声和几千里外的炮声，都使得我们带着无可如何的苦笑，去翻开一本无聊的，但是，倒也很有几句“警句”的闲书。这警句是：
  “喂，排长，我们到底上那里去哟？”——其中的一个问。
  “走吧。我也不晓得。”
  “丢那妈，死光就算了，走什么！”
  “不要吵，服从命令！”
  “丢那妈的命令！”
  然而丢那妈归丢那妈，命令还是命令，走也当然还是走。四点钟的时候，中山路复归于沉寂，风和叶儿沙沙的响，月亮躲在青灰色的云海里，睡着，依旧不管人类的事。
  这样，十九路军就向西退去。
  （黄震遐：《大上海的毁灭》。〔４〕）
  什么时候“丢那妈”和“命令”不是这样各归各，那就得救了。
  不然呢？还有“警句”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十九路军打，是告诉我们说，除掉空说以外，还有些事好做！
  十九路军胜利，只能增加我们苟且，偷安与骄傲的迷梦！
  十九路军死，是警告我们活得可怜，无趣！
  十九路军失败，才告诉我们非努力，还是做奴隶的好！
  （见同书。）
  这是警告我们，非革命，则一切战争，命里注定的必然要失败。现在，主战是人人都会的了——这是一二八的十九路军的经验：打是一定要打的，然而切不可打胜，而打死也不好，不多不少刚刚适宜的办法是失败。“民族英雄”对于战争的祈祷是这样的。而战争又的确是他们在指挥着，这指挥权是不肯让给别人的。战争，禁得起主持的人预定着打败仗的计画么？好像戏台上的花脸和白脸打仗，谁输谁赢是早就在后台约定了的。呜呼，我们的“民族英雄”！
  二月二十五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热河的战争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侵略军继攻陷山海关后，又进攻热河省。
  〔３〕　族英雄“的肖像　指当时上海印售的马占山、蒋光鼐、蔡廷锴等抵抗过日本侵略军的国民党将领的像片。
  〔４〕　黄震遐（１９０７—１９７４）　广东南海人，“民族主义文学”的骨干分子。《大上海的毁灭》，一部取材于一二八上海战争，夸张日本武力，宣扬失败主义的小说；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起连载于上海《大晚报》，后由大晚报社出版单行本。
  从讽刺到幽默〔１〕
  讽刺家，是危险的。
  假使他所讽刺的是不识字者，被杀戮者，被囚禁者，被压迫者罢，那很好，正可给读他文章的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嘻嘻一笑，更觉得自己的勇敢和高明。然而现今的讽刺家之所以为讽刺家，却正在讽刺这一流所谓有教育的智识者社会。
  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就一个个的暗暗的迎出来，又用了他们的讽刺，想来刺死这讽刺者。
  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等等。然而讽刺社会的讽刺，却往往仍然会“悠久得惊人”的，即使捧出了做过和尚的洋人〔２〕或专办了小报来打击，也还是没有效，这怎不气死人也么哥〔３〕呢！
  枢纽是在这里：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而你所刺的是他个人，他的讽刺倘存在，你的讽刺就落空了。
  所以，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
  然而社会讽刺家究竟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学家”明明暗暗的成了“王之爪牙”
  〔４〕的时代。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盖可断言的。
  我想：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单是“为笑笑而笑笑”
  的自然也不少。
  然而这情形恐怕是过不长久的，“幽默”既非国产，中国人也不是长于“幽默”的人民，而现在又实在是难以幽默的时候。于是虽幽默也就免不了改变样子了，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
  三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做过和尚的洋人　可能指国际间谍特莱比歇。林肯（Ｔ　Ｌｉｎｃｏｌｎ，１８７９—１９４３），生于匈牙利的犹太人。他当时曾在上海活动，以和尚面目出现，法名照空。
  〔３〕　也么哥　元曲中常用的衬词，无字义可解；也有写作也波哥、也末哥的。
  〔４〕　“王之爪牙”　语出《诗经。小雅。祈父》：“予王之爪牙。”
  这里指反动派的帮凶。
  从幽默到正经〔１〕
  “幽默”一倾于讽刺，失了它的本领且不说，最可怕的是有些人又要来“讽刺”，来陷害了，倘若堕于“说笑话”，则寿命是可以较为长远，流年也大致顺利的，但愈堕愈近于国货，终将成为洋式徐文长〔２〕。当提倡国货声中，广告上已有中国的“自造舶来品”，便是一个证据。
  而况我实在恐怕法律上不久也就要有规定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明文了。笑笑，原也不能算“非法”的。但不幸东省沦陷，举国骚然，爱国之士竭力搜索失地的原因，结果发见了其一是在青年的爱玩乐，学跳舞。当北海上正在嘻嘻哈哈的溜冰的时候，一个大炸弹抛下来〔３〕，虽然没有伤人，冰却已经炸了一个大窟窿，不能溜之大吉了。
  又不幸而榆关失守，热河吃紧了，有名的文人学士，也就更加吃紧起来，做挽歌的也有，做战歌的也有，讲文德〔４〕的也有，骂人固然可恶，俏皮也不文明，要大家做正经文章，装正经脸孔，以补“不抵抗主义”之不足。
  但人类究竟不能这么沉静，当大敌压境之际，手无寸铁，杀不得敌人，而心里却总是愤怒的，于是他就不免寻求敌人的替代。这时候，笑嘻嘻的可就遭殃了，因为他这时便被叫作：“陈叔宝全无心肝”〔５〕。所以知机的人，必须也和大家一样哭丧着脸，以免于难。“聪明人不吃眼前亏”，亦古贤之遗教也，然而这时也就“幽默”归天，“正经”统一了剩下的全中国。
  明白这一节，我们就知道先前为什么无论贞女与淫女，见人时都得不笑不言；现在为什么送葬的女人，无论悲哀与否，在路上定要放声大叫。
  这就是“正经”。说出来么，那就是“刻毒”。
  三月二日。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
  〔２〕　徐文长（１５２１—１５９３）　名渭，号青藤道士，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末文学家、书画家。著有《徐文长初集》、《徐文长三集》及戏曲《四声猿》等。浙东一带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有的把他描写成诙谐、尖刻的人物。这些故事大部分是民间的创造，同徐文长本人无关。
  〔３〕　一个大炸弹抛下来　一九三三年元旦，当北平学生在中南海公园举行化装溜冰大会时，有人当场掷炸弹一枚。在此之前，曾有人以“锄奸救国团”名义，警告男女学生不要只顾玩乐，忘记国难。
  〔４〕讲文德国民党政客戴季陶曾在南京《新亚细亚月刊》第五卷第一、二期合刊
  （一九三三年一月）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