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第二天就通知说：你合乎要求了，即日起开学，你们回去准备吧。
  田　　原：可是虽然考上了，回去怎么跟马老师说呀？
  朱良春：不敢跟马老师说呀，就是托亲戚跟他打了一个招呼，马老师也理解，他就一笑了之。他还有十几个学生呢，走了一个也无所谓。就这样，我去了苏州。一进去就是插了二年级的下学期，因为我已经学了一年，读了半年就上了三年级，三年级读完了正好就是芦沟桥事变。
  田　　原：芦沟桥事变之前的1936年春季，苏州国医专科学校是个什么样的办学规模？教学档次如何？
  朱良春：哎呀，那个档次在当时也是很高级的了。学校是个五进的大院落，内、外、妇、幼四科齐备，三个大花厅作为各年级的教室，两侧厢楼上面有三十多间房，作为学生宿舍，楼下就是膳堂，还有图书馆、花园、体育场等，很精巧的苏州园林风格。
  田　　原：学校在课程设置上有什么特点？
  朱良春：有特点，不光是中医经典、诊断、药物、方剂等国医科目，还有西医的生理、病理、化学、中文和日文等科目，古今结合，中西结合，很完善的设置。
  教师呢，聘请的都是江浙名医和国内名家，中医的有李铁尘、陆渊雷、徐衡之、祝怀萱等，西医的有施毅轩、王几道等8人，还不定期请上海的名医章次公、程门雪等来校讲学，他们都带着家属和儿女们来，半天学术讲座，半天就游览苏州园林，当时那个氛围真好，包括章太炎名誉校长也给我们讲座，训过话。
  田　　原：您聆听了章太炎先生的讲话，时隔70多年，您现在还有印象吗？
  朱良春：那是1936年的春天，讲的什么我记不太清了，我离的远些，另外他的浙江方言也不容易听得懂，我只记得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瘦瘦的身形，还有一撮胡子，端坐在讲台正中，旁边侍立着一个书童，桌子上面摆着一杯茶，一个烟盒，一个小痰盂。太炎先生烟瘾很重的，讲话的时候更是烟不离手，讲完一句话，就缓慢的吸上一口烟，然后低下头，向痰盂里吐一口痰，很明显，他是有鼻炎和慢性支气管炎的。
  田　　原：据说章太炎先生的中医学造诣也很深。
  朱良春：岂止很深，他是大医呀，国学的造诣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对中医经典，包括《内经》《伤寒论》等等，他都是出口成诵，从1924到1935的十多年间，他做了多少事啊，而且每年还发表数篇重要的中医论著，计有数十篇之多。还有故事呢，早年在日本，他与陶成章重组光复会的时候，就给孙中山、黄兴等人开过中药方。
  为了纪念太炎先生，1936年我们学校专门整理出版了《章校长太炎医学专著特辑》——他是当年春天给我们讲的话，到6月14日就去世了。一年后就是日本全面侵华，飞机轰炸苏州，他一手创办的国医学校也随之关闭了。
  田　　原：一代国学和国医巨匠，衔恨而去，救国强民的壮志未酬啊！
  朱良春：是的，国难当头，但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有志气啊，包括他的众多弟子，也抱有与他同样的气节。比如钱玄同先生，七、七事变以后就困居在北平，但是拒绝为日伪组织做事，宁可杀头也不当汉奸，所以年仅53岁就抱病而逝。还有鲁迅先生，1936年10月19日凌晨，写了在世的最后一篇著作，就是《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还在提醒世人不要忘却太炎先生的革命之志，不屈服的战斗精神，——可惜文章下半部分还没来得及写，就于次日病逝于上海。
  还有太炎先生的亲炙弟子、我的恩师章次公先生，此后就在上海致力于为平民治病解危，其爱国救民的志向终生不变。
  田　　原：真是多难之秋多志士！您在那里学习了多长时间？
  朱良春：一年多一点。因为我已经在马老师那里学了一年，到这里就直接插了二年级的下学期，这样读了半年就上三年级，结果三年级刚读完就赶上“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之后，日本飞机飞过江来轰炸苏州，学校停办了，我们就开始逃难。
  在苏北躲了一段时间，又想办法去了上海，去投奔名医章次公先生，我想拜他为师，提高自己。
  田　　原：上海当时是什么状况？
  朱良春：上海那时候正是8。13凇沪大会战，那战争打得惨烈啊，中国军队殊死抵抗，但后来也还是被日本人全面占领了上海。好在上海那时候还有租界，英租界、法租界，租界里是不让日本人进去的。我们就到了租界里边，有一个亲戚是镇江人，我当时就住在他家里。后来我就带着王慎轩校长给我写的介绍信，去找章次公先生，他的老家也是镇江。
  我在苏州听过他的讲座，但是无缘攀谈；当时也有些担心：他要不收我，我就没有去路了。没想到章先生这人非常随和，他一见面就称我为“小老乡”，是个很风趣、很豪爽的人；我什么礼物也没有，就向老师鞠躬、行个拜师礼，他说了声：好！就收下我了。
  田　　原：以前我们只知道章次公先生是名医，但是不清楚他的背景。
  朱良春：当时我19岁，章次公先生也不过33岁，在上海就已经是名医了。说起来章先生的父亲章哲亭，还是前清的秀才，曾经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是革命先烈赵伯先的部下，后来参加辛亥革命。章次公先生幼年即开始练武习文，后来进入丁甘仁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学中医，1925年毕业，又师事经方大师曹颖甫先生，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研习国学，学习梵文，并深谙印度的“因明学”，又在太炎先生的引导下接受现代医学，深得章太炎先生赞誉，说：次公胆识过人。
  田　　原：章先生行医用药有什么特点呢？
  朱良春：章先生那时候与陆渊雷、徐衡之创办了国医学院，他提出了以“发皇古义，融会新知”作为院训，他的临床经验非常丰富，用药风格泼辣，处方以廉、便、验为特色，救治了无数危重病员，深受广大平民的尊敬和爱戴，在上海素有“平民医生”之赞誉。
  田　　原：他只是给平民看病吗？
  朱良春：当然也不只是平民。不同的时间给不同的人看病。他是上午特需门诊，看几个有钱的人，有地位的人，上午就是看这么三、五个，在楼上，不到下面；下午就是正常门诊，专门为老百姓看病，病人特别多，人家收一块二毛钱，他只收二毛钱。要是穷人还给药，到指定的药店去拿药，不要钱，所以病人就特别的多。晚上吃个晚饭之后，还要出诊。
  田　　原：章先生对您和别的学生一样吗？
  朱良春：开始一样，后来就不一样了。我那个时候字写的不太好，但是我写的快，另外呢，我听得懂章先生的方言，而上海的师兄们就听不太懂，听不懂就要问，他一连串乡音吐出来乌鲁乌鲁就说完了，别人听不明白，当然也就写不明白；这样他就让我写，我也有方法：他讲的时候我只听，不写，听完了、听懂了再写，因为我记忆力好，这样就写得很明白。这样，我就坐到前面来了。
  此后，章先生对我另眼看待，晚上出诊就带着我出去。一开始坐的是人力黄包车，这种车装饰得很漂亮华丽，半年以后，他就换了一个小汽车，叫奥斯汀，那车很小，后面坐两个人就挤挤的，但是可以从那么窄的弄堂口一路开进来。
  他还经常晚上留我吃饭，有时候我们就到外面去吃一碗阳春面，花五分钱就吃好了。他就带我去。
  因为章先生写字只写楷书，一笔一划，十分着力，从来不写行书，更不写草书，他要是自己写方子就很慢，所以他主要都是口述，由学生来写，此后基本上多由我写。
  田　　原：时隔多年，对恩师您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朱良春：章次公先生这位前辈是了不起的人，是杰出的不可多得的一个中医人才，风骨铮铮，品格高洁，培育后生不遗余力。
  记得上海沦陷之后，他的生活比较窘迫，但是他拒绝敌伪机构委任的重职，并声明说：宁可全家饿死，也不当汉奸。后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还资助几位热血青年去敌后参加革命。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崇洋，崇美，歧视中医，甚至采取了一些取消中医的政策，他对此深恶痛绝，对家人说：国民党不亡是天无理，中医如亡亦天无理。
  田　　原：章先生的医学思想和建树多数人都不太清楚，包括解放之后，章先生的境遇如何？
  朱良春：他呀，古人说的好：有大德者方有大能，他对中国传统文、史、哲、医均有精深研究，著有《药物学》四卷，可以说多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解放后他应邀进京做了卫生部中医顾问，全国政协委员，给首长们看病，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都找他看过病，1956年毛主席曾两次与他畅谈中医学，从晚上六点多钟开始谈，一谈就谈到天亮，通宵达旦。午夜吃小米粥、窝窝头等食物当夜餐。
  田　　原：主席跟他谈什么？
  朱良春：毛主席跟他谈中医学术源流，主席的中医书读的也很多，他不能理解的就问他，结果对答如流，所以毛主席称赞他是“不可多得之高士也”！那时候中医的政策就是听了他很多的建议。
  但是后来他受到排斥。因为他不擅于跟人说一些虚伪的话，很直接的说就得罪人了。他写过一篇文章，他是章太炎的学生，就从太炎先生论五行那个个案说起，阴阳必存，但是五行是可以商榷的。作为个人的一个参考意见，写成文章了。
  有人比较保守，认为中医理论一个字都不能少，也一个字都不能多，你作为中医顾问对五行产生不同的意见，就是反对中医，就是反社会主义，性质很严重。后来卫生部一位副部长说：这个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属于学术上的不同看法，可以求同存异。
  为了缓解矛盾，就把他送到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学习马列主义，改造思想。他不是党员，但他学就用心的去学，还写了不少笔记。——关于那个事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记了首古诗，一抒胸臆。
  田　　原：那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
  朱良春：是阳湖赵翼的一首诗，原诗是这样：双眼全凭自主张，纷纷艺苑说雌黄；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田　　原：透着一种醒世独立的风骨，难免遭人非议。在他被“改造”的那段时期，你们见过面吗？
  朱良春：见过。那一年就是1957年，我是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开全国农工民主党员代表大会，我到了北京以后就去看他。
  那时候中央党校是在一个王府的大院里，给了他一间房子，是冬天，——民主党开会都是冬天，在年底开；那时候也没有暖气呀，就是一个火盆，他就坐在火盆旁边看书，一个人很无聊。很冷清的一张床、一个写字台，很孤独的。我买了点水果给他，他跟我拥抱，他说难得老弟来看我，他说他很激动，不停的说这些字眼。
  后来，三个月之后，有一次周总理问：“章大夫怎么好久看不见了？到哪里去了？”有人就告诉总理说：他到党校学习去了。
  总理说：他到党校学习什么？他知道上升到政治问题上去了，就说：不要什么问题都弄到政治上去。
  这样子他才出来了。他要求到北京医院那里去工作，后来他为该院建立起中医科，治好了很多病人，上面对他的看法有了大大的转变，别人的嫌疑也少了。
  田　　原：看得出，您与章次公先生相知很深。
  朱良春：应该说，我入门在马惠卿先生那里学医，稍有提高是在王慎轩老师那里，真正的提高是在章先生那里。章先生对我的影响很大，他讲的话，提的一些问题都是有启示性的。
  田　　原：您还能想起他当时讲的一些案例吗？
  朱良春：他给病人看病，经常提出一味药，是常用的药，但它不是作这个用，你比如说柴胡，它是和解少阳、退热的，但是他就问这个柴胡在这里是作什么用？柴胡一般都是疏肝、和解少阳、退热的，我们当时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这个地方的用处不知道，就不敢瞎说。他说：在这个地方是用来通便的；没有记载说柴胡是通大便的呀，他就告诉我们：这个人是肝气郁结、气滞，肝气不畅，所以大便就不通，那么用在这个方子里，就是要疏肝、理气，这样就可以达到通便的目的，但用量要稍大一些才行。
  他这么一说我们就豁然开朗。
  他经常提到：要知常达变，才是一个好医生。而在这当中就要靠你悟性，用心去体悟。比如，这个心不是那个“心”，因为中医说心有两个，一个是主神明，一个是主血脉，主血脉是解剖层面的心，另外一个神明之心就是指脑，你用心一点，就是多用点脑，所谓心悟，所以就这几句话就开窍了。所以经常能做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