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年11　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同年9　月，罗瑞卿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5　年1　月，他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罗瑞卿走上军队和国防领导工作岗位时期，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期。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世界政治力量格局中存在的四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其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分化和改组。中国的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印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渐趋尖锐化。
  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和紧张的局势中，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
  当时党内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的主要因素。
  罗瑞卿就是在这多事之秋走上军委领导岗位的。他坚决地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为维护党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建设强大的陆、海、空三军，健全全民防御体系，消除边境不稳定因素，来往奔波，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60　年的一天，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办公室。
  《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匆匆地上楼，走向罗瑞卿的办公室。他刚接到罗总参谋长的电话，要他来谈一个问题。李逸民深知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很关心，经常给他打电话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还亲自修改报社的重要文章。
  李逸民轻轻地叩门，门便开了，罗瑞卿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李逸民忙敬礼，罗瑞卿还了礼，便面带微笑地拉着他的手说：
  “逸民同志，来，坐下，我们谈一个问题。”
  李逸民落座后，罗瑞卿就开门见山：
  “报纸你们在搞，我放心，但毛病不少。第一条，新闻导语你抓住没有？
  我看很多没抓住；第二条，新闻报道典型人物事件，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谁能看那么长的文章。”
  罗瑞卿见李逸民有些紧张起来，忙顿了顿，语气平和起来：
  “你看过鲁迅写的东西没有？”
  “看过。”
  “这就对了，有一篇答复国际文学社怎样写文章的，要求短，多一个字都不要，要去掉。可你们现在是一段一段多余的话。当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有人讲了个例子：写一篇挖甘草的文章，先写挖甘草那天上午的天气和环境，什么满天红霞，树林里空气新鲜，鸟鸣花盛等一大套，再写到挖甘草。
  其实，甘草就在脚边，挖出来就是了，与那些有什么关系呢？”
  李逸民听着总参谋长的描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解释说：
  “新闻报道有两种文风，一种就像记帐一样。。”
  罗瑞卿立刻打断他的话，说：
  “你的思想还没有搞通，弄了半天，你就认为我让你当会计啊？你是大知识分子，不要跟着小知识分子跑，文风要很好整顿，学学毛主席《反对党八股》那篇著作，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看着李逸民神情开朗起来，罗瑞卿才“放”他走了。
  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在审定报纸的宣传要点和计划时，再三强调要大力倡导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他在给军报领导的信中说：“我是这个报纸期期细读的读者”。在1965　年受林彪迫害之前，每天清早他看了当天的军报以后，总要提出他的意见，或表扬，或批评。报社夜班编辑下了班，常常等着听他的意见才去睡觉，大家说：“不这样就睡不安生。”为了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中央军委的精神搞好宣传，　1960　年他提出并经批准，让军报的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凡有必要，便很快地批给军报同志看。发现部队的重要问题和情况，就要军报的同志去调查采访；不论是开会或是看演出，他常常要问军报来人了没有。这样，就使军报能够尽快地了解和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使军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委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1961　年春，他亲自帮助军报社总结出办报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4　年建军节前夕，他为军报八一社论定的题目是：《井冈山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万岁》。这篇经他审定的文章阐明了革命大旗插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了那时个别人的“长夜漫漫何时旦”，“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论调，指出：“发扬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也很重视抓报纸，他最关心的就是运用报纸迅速贯彻他的“指示”。
  一次，他在广州军区讲话说：“将军下连队要执行‘五同’，但有些同志也同也不同。”讲话后，他让秘书整理成文送《解放军报》发表。不久，林彪看到刊载这篇讲话的报纸，他发现这句话有毛病，与军委规定不一致，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要他们赶快把报纸收回来，国内的收不回，国外的一定要收回，并指责《解放军报》“看稿不仔细”。总编辑李逸民只得接受批评，并为此写了一分检讨呈送罗瑞卿等领导人。罗瑞卿看到这份检讨后，对林彪的做法很反感。在当天的军委办公会议结束后，他叫照例列席会议的李逸民留下来，对他说：
  “你在我手下工作那么多年，我批评你后从没有要求你写过什么检讨，这次怎么搞的，为什么秘书一个电话，一句话登错了，就写检讨？你送给我的检讨，我看了，本来想批一下，这种检讨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共产党员的风格要敢作敢为敢当，该服从的要服从，该顶的要顶！不由你负责的，不要鸡毛蒜皮都往自己口袋里装。首长的批评，我们要注意。可首长干什么的？
  自己讲的，自己看的，自己不负责？我罗瑞卿讲话不少，你们也登了，错了对了我自己负责。今后，你们做错了的要检讨，不错的不要随便检讨。”
  1962　年4　月30　日深夜。武昌。
  毛泽东与罗瑞卿之间的一场私人谈话正在进行。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右手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烟气，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挺身坐在沙发边上的“罗长子”。
  谈话的内容是1　月11　日至2　月7　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确切地说，　是林彪在会上的一篇讲话。
  七千人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甚至地委、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部队的负责同志也到会。
  在这次大会之前，　1961　年1　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总路线、大跃①　见《磨难虽多心无暇》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125—126　页。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就是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召开的。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尤其是1958　年以来的四年的经验，指出在这四年中的种种严重不协调现象。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作说明时指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
  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且认为这些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志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指标过高的错误作风。
  这个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主持的这个会议上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开始的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由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于1　月30　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了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克服盲目性，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的号召。
  罗瑞卿是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当今天主席谈起会上的情形时，他还沉浸在活跃民主的良好气氛中。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话锋一转，问道：
  “瑞卿同志，林彪那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略一迟疑，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说：
  “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原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也发了言。在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罗瑞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看了觉得不能用，就自己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并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说替他准备的稿子根本不能用，他自己亲手拟了提纲。
  在会上发言时，林彪又是像自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那样旗帜鲜明，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要使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林彪还有所指地强调指出：“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当时坐在台下的罗瑞卿听着林彪的讲话，觉得他就是比自己高明。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
  1959　年9　月，离庐山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的时间，林彪就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庄严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说要以主要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标新立异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30　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他在文中指出：“1958　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　年1　月，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林彪把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发挥而成我军的“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并且在此后进一步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