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这就需要把母鸡留下，没有母鸡，就不能再下蛋孵小鸡了。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罗瑞卿生动具体的讲话又引爆了全场的掌声和笑声。特别是那些因工作需要留下来而又渴望去前线的同志，几天来郁闷的情绪一扫而光，回答声更响亮，笑声更舒畅，掌声更有力量。
  这次团拜后，总校领导即将十三个连队的学生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工作，六个连转到抗大三分校继续学习，并将总校第三团调到冀中。余下的人员于2　月10　日从陈庄出发，经灵寿，在井陉附近越过正太路封锁线，经皋落、拐儿镇、桐峪，于26　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同由何长工、赖光勋带领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
  这一次东进，历时半年，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三十个县，行程约一千五百公里，通过同蒲、正太两道铁路封锁线，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1940　年4　月，抗大第六期在太行山上开学了。
  1940　年6　月26　日，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从此，罗瑞卿转战太行山脉，在抗日前线度过了近五个年头。
  1940　年8　月中旬。太行山武乡砖壁村打麦场上。
  全军巡视团的队员们整装待发。
  罗瑞卿望着这支精心挑选出来的队伍，心情十分激动。
  这支队伍是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决定成立的。7　月22　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下达关于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战役预备命令》，并报中央军委。指出：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大举破击正太铁路，截断该线交通。命令要求各兵团对其他各重要铁路线，特别是平汉、同蒲等铁路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破袭，配合正太铁路战役的成功。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太铁路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二十二个团。限于8　月10　日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　①　见黄瑶著《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60　页。
  8　月5　日，罗瑞卿和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发出了《正大路战役政治工作指示》，指出：此次战役的重大意义是“振奋全国与敌战区同胞的胜利信心，孤立与打击投降派，提高我党我军的威信，争取时局好转，粉碎敌寇进攻西安的阴谋，保卫大后方，巩固统一战线。粉碎敌寇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巩固各抗日根据地，求得打通联系及开展敌占区工作。”《指示》要求严格遵守战场纪律和群众纪律，掌握对日军和伪军的政策。8　月8　日总部发出战役动员令，从8　月20　日起实施这一作战行动。战役一开始，进展十分顺利，捷报频传。激战三日后，正太路被彻底破坏，井陉煤矿被炸毁，八路军攻入井陉、娘子关、阳泉等地。到8　月22　日，参战部队已发展到一百零五个团，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乃将这一战役命名为“百团大战。”自参加革命以来，罗瑞卿第一次听说自己的部队有一百个团一起作战，他万分兴奋，情绪高涨地布置整个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并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四处联络、督促、检查。
  在“百团大战”开始之际，八路军总部进行了整编，新组建了一些旅团。
  这些部队多是地方游击队改编而成，游击习气浓厚，军事政治素质不高，严重影响战斗力。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遂作出决定，成立巡视团，以帮助新部队进行整顿。这一组织工作由罗瑞卿负责。巡视团由野政组织部长周桓任团长，总部作战处长阎揆要任副团长，下设军事、政治两个研究室和一个负责训练营连干部的军事教导营；此外，还配备了一个警卫连，一部电台，共三百余人，其中骨干力量大多数是罗瑞卿从“抗大”选调来的。
  罗瑞卿充满信心地扫视了一下这三百多人的队伍，说：
  “同志们，你们就要出发了。这次组建巡视团，是发挥我军政治工作优势，加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巡视团的主要任务是整顿连队和培训连队干部。而整顿连队首先要整顿连队党支部，使党支部真正成为连队的核心和战斗堡垒，以便保证胜利完成百团大战的任务。同志们下去，要十分注意工作方法。要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当‘钦差大臣’。发现问题要用商量的办法解决，以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在工作中，要有的放矢，不搞空洞的说教，要既做政治工作的模范，也要做战斗的模范，要把‘抗大’的好作风带到部队去。”
  说到这里，罗瑞卿以满含希望的眼光注视着巡视团的指战员们，语句一顿一顿地说：
  “我坚信，同志们一定能完成好这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现在，请周团长接旗！”
  周桓立即出列，健步走到罗瑞卿面前，双手接过罗主任手中的军旗，然后，向罗主任、向全体队员行了严整的军礼。。
  这支队伍下去之后，深入到冀西、冀南、冀鲁豫军区和一一五师教三旅、教四旅的连队，一面参加百团大战的破路战斗，一面帮助连队工作。教导营先后共培训五期约一千五百连队干部。在工作中，巡视团还正确处理了部队执行政策中的问题。发现和解决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纠正了将游击队全部编入主力部队的偏向。巡视团还同当地部队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不少同志英勇献身。1942　年9　月，巡视团工作结束，大部分人员留在当地工作，团长周桓带了少数干部返回总部。
  在太行山上，处处活跃着罗瑞卿生气勃勃的身影——
  他上任伊始，即注意抓干部的学习，并且亲自制定了机关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干部每天学习两个小时。在每年的“学习节”（5　月5　日马克思诞辰日），开大会作报告，总结和布置学习。下基层时，他把学习情况作为了解情况检查工作的一项具体内容。他每到部队常把指导员集合起来见个面，讲几句话，然后坐下来搞时事测验，检查部队干部看不看报纸，关心不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一次测验，其中有一个题目是：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是谁？
  一个指导员回答说是“罗斯福”。全场为之哗然。罗瑞卿严肃地说：“不看报，不学习，姓罗嘛，他也姓‘罗’，我也姓罗，都姓罗。可我罗瑞卿不是资产阶级的头子啊！”同志们都笑着点头称是。他因势利导，告诉大家：“我们部队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农村，知识太少、文化水平低；而我们同日本鬼子斗争需要知识，斗争非常复杂，有许多东西我们不懂。我们要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习再学习。”
  他把文工团的工作作为实现政治工作的重要途经。他经常亲自过问“抗大”文工团的创作演出。他平均每两周即要到文工团去看看，或将文工团的领导请去汇报工作，了解情况，进行指导。他指示文工团要配合部队中心任务，反映战斗生活，经常给文工团出主意，写什么，怎么写。他还要求文工团作为政治工作助手，要会做群众工作，会宣传鼓动，会写标语；要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文工团的团风。“抗大”经过“小长征”胜利进入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罗瑞卿联想到红军过金沙江后，国民党追兵在江南只捡到几只破草鞋的故事，对大家说：“这次小长征，日本兵什么也没有捞到，在同蒲路上只捡到一只破草鞋。”于是，文工团的金沙、吕班创作了活报剧《一双破草鞋》。剧本上演时，台上描绘的日伪妄图消灭“抗大”而一无所获的窘态，令抗日军民捧腹大笑。“皖南事变”发生后，文工团以岳飞风波亭被害的题材，创作了历史京剧《亡宋鉴》，借叙述南宋主战派岳飞被秦桧用十二道金牌从抗敌前线召回，被害于风波亭的故事情节，来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残害新四军的罪行。看过演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罗瑞卿对此剧评价很高，并专门调文工团到野政驻地桐峪镇演出。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抗大文工团在太行山区名声大响。一有演出，当地老乡们便一传十，十传百，早早便把演出场地坐得满满的。在桐峪镇，这两句话可说是家喻户晓：“没有五盏灯的戏不看（抗大有五盏汽灯），没有咬牙的讲话不听（罗瑞卿在反“围剿”战斗中右腮受伤，虽伤愈，但留下了伤残，讲话时极像咬牙切齿的样子）。”这两句话，流露出当地群众对抗大文工团和罗瑞卿同志的衷心欢迎。
  他关心每一位干部的成长。对在野政工作的干部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在工作中，他了解到野政的一位知识分子过去曾因被俘而脱党，因为这样的人重新入党需要主要干部作介绍人，因而他的入党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罗瑞卿掌握这一情况后，亲自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资格审查，然后找他谈心，鼓励他说：“你已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具备了入党条件，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谈话后，他又约了北方局社会部长兼野政锄奸部部长杨奇清一道作这位于部的入党介绍人。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令那位于部和野政的干部战士感动不已。对于文工团的干部战士，他也从生活和思想上处处关心他们，反“扫荡”时，由于文工团除了同大家一样行军外，到宿营地还要排演节目，罗瑞卿就让后勤部门给每人发一个背包罩，出发前将被子往里面一装即可。别的部门均无此“待遇。”他曾经多次找团长杨恬谈话，每次都要问及他们的入党问题。他说：“对这些人不能按战士那样要求，文艺工作有文艺工作的特点。”文工团有位说大鼓的演员，在艺术上很有造诣，就是有时不够检点，许多同志抓住后面这一点不放，入党讨论一直没有通过。罗瑞卿多次过问此事，最后说：“你们不介绍我介绍！作为特别党员！”
  他是野政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来到太行山后，他仍然热爱体育运动。
  尤其喜欢打排球。在麻田，每天晚饭后都能在喧闹的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
  由于他个子高，打九人制的排球，他总是站在前排中，既可扣球，又可拦网。
  战士们都风趣地叫他“球掌柜”。那时，八路军正针对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政治攻势，而罗瑞卿在球场上如同在战场一般，扣球的攻击性很强，于是大家借他的政治部主任职务，送了他一个“政治攻势（师）师长”的绰号。他打球不肯服输，只要对方赢了球他就喊道：“再来，再来！”直到打赢才肯罢休。他走到哪里，便把欢快的笑声带到哪里。一次，野政机关在学唱一首苏联歌曲，教唱歌的是一位河南籍的女同志。当教到“悦耳很动听，使人听不厌”两句时，这位女“教师”的河南口音听起来却成了“悦耳很动听，‘死’人听不见”。罗瑞卿便打趣地问道：“你这两句是啥子意思嘛？
  ‘死人’就是听不‘见’嘛！”话刚出口，哄堂大笑。
  在工作中，他拿起了笔杆子，结合新的任务和工作实践，写下了一系列谈政治工作的文章，发表了《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关于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接问题》、《在建立对敌斗争对策上的几个原则问题》、《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在宣传会议上的总结》、《把日军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敌伪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等文章，这些文章，对八路军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　年4　月3　日。野战政治部驻地桐峪镇。
  在通往桐峪镇的路上，北方局党校的女同学们正簇拥着一位满脸洋溢着幸福与腼腆的姑娘走来。她们一路上唱着歌儿，说说笑笑，不时地逗一下那位姑娘。这位姑娘叫郝治平，她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腰身，脸庞清秀，性格文静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今天是党校毕业典礼的日子，也是她同罗瑞卿结婚的大喜之日。伙伴们的打趣，使她不由得回想起同罗瑞卿相识相知的幸福经历。那是她去年年底进北方党校学习后的一天，在课间休息时，她收到了封信，信封上陌生的字迹告诉她，这又是一位求爱者发出的信号。她不愿去猜是谁的信，将信夹在笔记本中，继续上课。来党校以来，她收到的这样的信真是太多了。她收到过知识干部写的书法工整的长诗，也收到过工农干部写的字迹拙朴的要求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