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瑞卿心想：晚走一会儿，就多一份危险。事不宜迟，马上离开！
  罗瑞卿、任启愤立即坐上了两辆黄包车，到汉阳门买了船票，上了小火轮。
  据说，第二天早晨，船开之前，国民党的反动官兵又到四川会馆搜查，还捉了人。
  熊师傅的命运如何？这就不得而知了。
  罗瑞卿就这样离开了他的救命恩人，离开了四川会馆，离开了武昌。
  罗瑞卿是有良心的，他没有忘记熊师傅的大恩大德。
  罗瑞卿在自传材料中这样写道：
  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托武汉公安局打听过，却没有打听出来。解放初期我到武汉，也到原来的四川会馆旧址看过，完全变了样子，已经不是什么会馆，而是居民区了。①罗瑞卿、任启愤乘小火轮穿过洞庭湖经津市到了常德。
  秦汉山给任启愤谋了个差事。对于罗瑞卿则表示由于名额限制，爱莫能助。这样，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瑞卿得知他的同学任伯芳在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任伯芳，求其帮助。随后，他在任伯芳的帮助介绍下来到澧州，在那支部队的政治科当科员。
  此时，任伯芳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他们在这些部队呆了五个月左右。由于部队改编，所以在这里又无法呆下去了。
  罗瑞卿离开了澧州后、为了寻找党组织，辗转长沙、武昌、南京，于1928年8　月初到达上海。
  1928　年9　月。
  上海法租界。
  甘司东路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间。阵阵笑声传来。
  这里住着几位从四川各地来的热血青年：王义林、任光俊、葛泗桥、任白戈、李继皋。
  王义林、李继皋、任白戈和任光俊都是南充中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迫于四川的黑暗统治，以到上海谋生为名来这里，实则是投奔革命。这里有一段插曲。
  罗瑞卿来到上海后，不久便遇到了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潘先和。
  潘先和看到罗瑞卿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不要太死板，只认准共产党。
  一次，潘先和说道：“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瑞卿，你也不看看当今是啥子形势。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已到了人枪两尽，濒于灭亡的地步。我劝你还是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来工作吧！”潘先和还想继续说下去，不料，罗瑞卿打断了他的话。
  “我宁可冻死饿死，也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
  后来，罗瑞卿几经周折，找到了张澜先生的侄儿、南充中学的同学张默生。从他那里得知王义林、任光俊、任白戈、李继皋都已到了上海，并且住在法租界甘司东路的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里。
  罗瑞卿的出现，使他们几位惊喜不已。王义林、任光俊、李继皋激动地奔过来，几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是摇，又是晃，又是说，又是笑，欢闹了好一阵子。
  任白戈和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关系就很密切。二人相见之后，自然更加亲热。他们席地而坐，分别叙说了重庆别后的情况。
  “白戈，”罗瑞卿说：“你怎么也到了上海？”
  任白戈叹了口气说道：“四川共青团省委出了叛徒，我也成了反动派追捕的对象。为了躲避追捕，和王义林等一起离开重庆，来到了上海！”
  任白戈若有所思：“我在重庆见到了李鸣珂老师！”
  “你说啥子？”罗瑞卿非常惊奇，“你见到了李老师？！”
  “是的！”任白戈缓缓道来，“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武汉军校和你分别后，同年秋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率中队担负警卫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警卫营营长，随起义军南下广东。1927　年10　月部队失利后转经香港到上海，　11　月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和韶关，分别向广东省委和朱德同志转达中共中央指示。今年夏天被派回四川加强省委领导，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负责整个四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
  “太棒喽！”罗瑞卿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
  “听李鸣珂老师介绍，”任白戈继续说，“你在军校表现很出色，尤其是你在讨伐夏斗寅、杨森围攻武汉的贺胜桥、仙桃镇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顽强。
  后来，又。。”
  几个人又热闹了一番。
  见罗瑞卿食宿无着，几个人爽快地将他留下了。
  这六个四川同乡住在一起，过着有饭同吃，有钱同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王义林、葛泗桥家里比较富裕，经常寄些钱来。这些钱常用来维持六个人的生计。
  经人介绍，任白戈到招商公学去当了教师。这样，有了固定的工作，经济上就又好一些。
  他们几个人住的那个亭子间，不大，没有床，大家滚地铺。
  每到周末，任白戈必定要来和罗瑞卿他们住在一起，礼拜天是要打牙祭的。
  菜买回来后，别人摘菜、洗菜，罗瑞卿炒菜、做饭。任白戈年长罗瑞卿他们几岁，脾气也好，大家每次吃完饭，总闹着要他洗碗。
  平时，吃完饭后，罗瑞卿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样，他就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四下里打听，寻找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每个组织都采用秘密工作的方法。即便是老同学、好朋友，组织情况也绝不能讲的。因为党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在特务、叛徒的包围中，一切言行都得慎之又慎。
  罗瑞卿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到外面去寻找组织关系。
  一切都是那么秘密，要找到党组织是很难的。一个月下来，罗瑞卿为寻找党组织，上海的大街小巷几乎都跑遍了。每天，他都拖着疲惫的身子毫无收获地回来，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抽烟。
  大家都劝他把烟戒掉：“瑞卿，不要抽了，抽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再说，我们的钱也不多，还不如省下吸烟的钱多加几个菜吃！”
  任白戈早在四川团省委时，就是党员了，但党的组织纪律是不充许他们随便接头的，他非常理解罗瑞卿此时的心情。接不上关系，生活上又没有着落，心里烦得很，所以他总是站出来替罗瑞卿讲话：“他现在心里烦，就让他抽吧！”
  任白戈上街买菜时，总忘不了给罗瑞卿带盒烟。
  罗瑞卿的烟后来戒掉了。那是在苏区时得了一次严重的肺病后彻底戒掉的。
  1928　年10　月的一天上午。上海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上。车水马龙。
  桥附近，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瑟瑟秋风中的黄叶，有气无力地落在地上。
  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身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脚穿一双半旧的布鞋，手拿一张《申报》，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显得焦虑不安。他一会儿望着海关大楼上的报时钟，一会儿看着苏州河里的流水，一会儿出神地盯着远方。
  这个青年人就是罗瑞卿。此时，他正等着和上级派来的同志接头。
  “当！当！当！。。”海关大钟敲响了十下，那激动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不一会儿。对面走来一位身着咖啡色西装，右手拿着《申报》的青年。
  罗瑞卿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了。他快步迎上去。
  那人对罗瑞卿微微一笑：“罗瑞卿同志，你好！我叫欧阳钦！”说着，一双大手伸了过来，声音虽然很低，但亲切、有力。
  “同志！”这个亲密的字眼，像一声春雷，震撼着罗瑞卿的心，一股暖流顿时涌遍了全身。他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眼泪汪汪地望着欧阳钦。
  欧阳钦，湖南宁乡人，　1919　年留学法国，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8　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学习。第二年6　月回国后被派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28　年秋天，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罗瑞卿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心想，为了寻找组织，自己受了多少苦啊！
  欧阳钦经过简单严格的询问，严肃地对罗瑞卿说：“你已经被组织批准为正式党员了，党会很快给你分配工作。今后的联系人是老陈同志，具体工作将由老陈安排！”
  “罗瑞卿同志！”欧阳钦最后说，“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的期望！”
  在欧阳钦刚刚离开之后，罗瑞卿忽然想到：糟了，我还没有履行入党手续啊！怎么办？
  一个疑团笼罩在心头。
  他想等和接头人老陈同志见面时，再问一问这些事情。但又一想，万一老陈同志不信任我了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先好好工作，等适当机会，再向组织说明这一情况。所以，罗瑞卿一直沉默着。他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不起党的事情，为
  此他深感不安。他决心用加倍的忠诚和忘我的工作，卓越的贡献来弥补这一切。
  罗瑞卿做梦也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康生、“四人帮”
  借助于政治运动的力量，给他扣上了一顶假党员的帽子。这时，他才感到，当时真应该向党组织说明这一情况。为此，罗瑞卿后悔不已。
  1928　年底。罗瑞卿和老陈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的谈话非常简单。老陈同志告诉他：党派他到湘鄂西苏区去工作，希望尽快出发。
  罗瑞卿要到苏区去，消息悄悄地在同学中传开。
  任白戈给罗瑞卿准备了铺盖行李。为了祝贺他走上崭新的道路，为了这多年的纯真友谊，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离别，任白戈、王义林、李继皋、葛泗桥、张默生、杨光池等几位朋友特意凑钱，在五马路“云记”四川饭馆置办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饭菜，举杯劝酒，慷慨悲歌，壮其行程。
  “飞行集会”的严峻现实，使罗瑞卿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临行前，他对任白戈说：“蒋介石反革命靠的是枪，我们要革命，也必须靠枪。朱德、毛泽东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道路！”
  1929　年1　月，罗瑞卿乘海轮离开了上海怡和码头，踏上了新的征程。　①　飞行集会，即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某些领导人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　败后的群众情况，强行组织集会，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要求继续进　攻的一种盲动主义的表现。
  第三章　克龙岩破上杭　闽西战事忙
  1929　年1　月，奉中央军委指示，罗瑞卿星夜兼程赶赴湘鄂西苏区。行至宜昌，交通中断，遂又折返上海，住进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那个亭子间里，和那一群四川籍老乡过起“共产主义生活”。
  罗瑞卿是个闲不住的青年。任务一时不下来，心里十分烦闷。
  “瑞卿，看你闷得那样儿，咱们去逛逛公园吧？”三个四川籍老乡走过来建议。
  “走！”坐在那里抽闷烟的罗瑞卿站起来扔掉手里的烟蒂。
  年轻人脚步快，边说边笑，不一会来到了公园门口。
  “哎！你们几个带钱没有？”罗瑞卿一摸自己的衣袋说，“钱不够？”
  三个人一拍口袋，谁也没带钱。
  几个人一嘀咕，买了一张票，很快混了进去。西一圈东一圈，逛得正欢。
  这时，几个洋人走了过来。大概是看到他们几个衣服寒酸，不像是买票进来的。那时，逛公园的都是娇少爷、阔太太、有钱人，穷人几乎是逛不起公园的。洋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要检查他们的票。起初，他们还嘴硬，况且，公园是洋人办的。洋人要查票，他们是扭不过的。四个人看事不妙，想溜之大吉，结果没有溜掉。一查，四个人只有一张票。洋人大发雷霆、将罗瑞卿他们四个人送进了巡捕房。经过审讯，也没审出个什么来。后来，任白戈闻讯赶来，用钱把他们保出。
  罗瑞卿小的时候就是个戏迷。二十年代，上海戏园子里天天演出，而且名角荟萃，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等常常挂头牌。锣鼓声一响，罗瑞卿心里直痒痒。虽说总在边上远远地看，并且看不清，但大师们的精彩表演还是使他过了把戏瘾。
  有时，罗瑞卿找来一堆报纸看，从上面了解一些红军的动向，观察国家形势的变化。就这样，罗瑞卿一直等了下来。
  1929　年3　月，春天早早地来到了闽西山区。山上青茶吐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