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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对金钱与权势不感兴趣。有一天我带葛莱德温·吉伯（Cladwyn　Jebb）去拜访一位看起来像圣彼得的上了年纪的阿米什教徒，这位老先生当时正在吊在两棵苹果树之间的吊床上打盹儿。他躺在吊床上问吉伯他是谁。“我是英国派驻联合国的大使。”这位老先生想了大概一两分钟，然后说：“你还是个大人物嘛，对不对？”
  阿米什人从不善于多愁善感。男孩子在结婚安定下来之前，非常野性、鲁莽。他们离谱地买下快步马，骑着它们以极危险的速度飞驰。他们还在星期天的傍晚，在因特考斯的大街上举行轻便马车比赛，伴随着令人心惊肉跳的大喊大叫。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通常在结婚不到九个月时就出生。
  整个教会被分成不同的教区，每个教区大约包含40个家庭，由一位主教、两位牧师，以及一位赈济员管理。这些神职人员都是农夫，同样14岁时就离开学校，但他们中有许多人可以把圣经新约倒背如流。他们用抽签的方法决定谁来担任神职，把选举的重担委托给上帝。这些神职人员用铁腕管束教徒。任何人拥有拖拉机、通好或偷窃，就会被神职人员祭起本教戒律，用法铃、书本和蜡烛逐出教会。被逐出教的罪人，不仅仅不能参加圣礼，还会遭到整个阿米什社会的遗弃。即使是他的家人，也不允许与这名罪人同桌吃饭（“不可跟那自称为信徒，却淫乱、贪婪、拜偶像、辱骂别人、酒醉或窃盗的人来往，就是与他同桌吃饭都不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第11节）。我还听说连他的妻子都不能跟他共睡一张床。这种可怕的惩罚，是保护阿米什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力量。
  身为阿米什人也有实质上的好处。如果你断了腿，离你家最近的邻居会帮你耕种。如果你的谷仓失了火（许多谷仓的确毁于火灾），邻居们会帮你盖一个新的。如果你死了，留下家人孤苦无依，教会的赈济员会照顾他们。
  阿米什人的宗教仪式在隔周的星期天举行，但不是在教堂，而是在一栋农舍，这样做是为了纪念以前他们在德国因信仰而遭到迫害的日子。这栋房子建有隔墙，隔墙可以向后折叠，以便腾出一个大的房间容纳参加聚会的所有教众。举行宗教仪式的前一天，是每个人“做准备”的日子，一辆马车把板凳、用架子支起来的桌子，以及赞美诗集——奥斯本赞美诗集（the　Ausbund），1564年在瑞士首次印刷——运到这栋房子。星期天早上八点，教众纷纷驾着单座马车和多座马车来到聚会的地方。仪式的开场是用古代宫廷式的德语进行介绍性布道，大约半小时。接着是默祷，然后开始日课。主要的布道通常由主教进行，至少要一个小时。这时就有人会嫉妒刚当母亲的妇女，因为她们可以带着小宝宝到外面的夏季厨房中喂奶，这个景象是我四岁的儿子百看不厌的的奇观。
  主要的布道结束后，其他牧师对布道内容进行解释，这要用相当长的时间。接着大家就在没有任何伴奏的情况下，用跑胜走调的和音、送葬乐般的慢速度，以及一种阿米什人称之为zutterich　singe的颤音唱赞美诗。这些从未被正式地记录下来的悲伤的挽歌，源自6世纪的格列高里圣歌（Gregor－tan　chanting）和一些音调并不和谐的德国民谣，诸如“我见到了人形怪的主人”（ISawthe　Lord　of　Frankenstein），“我见到了一位提着壶的少女”（ISaw　a　Maiden　with　a　Jug）。有些赞美诗长达6G节，讲述16世纪再洗礼派受难者所受的折磨。我家的农夫托比·史多兹夫斯常常在挤牛奶时对牛唱这些赞美诗，因此增加了牛奶产量。
  最后，经过在三个小时的布道、祈祷以及听起来像猫叫般的歌唱之后，整个仪式在祝祷中结束。在听到Durch　Jesum　Christum这句话时，所有的教众都跪拜，这样的举动出现在这个超虔诚的清教徒教会中真让人吃惊。
  接着是午餐。每次午餐的菜色都一样：汤、脆黄瓜炒蛋、甜菜根、馅饼派、乳酪和咖啡。大人们整个下午都懒洋洋地在草地上消磨时光，小孩子则玩游戏，直到大家都到了该回家挤牛奶的时候。
  有时候有人会邀请我妻子去参加猜迷会，要玩上一整天，而且会比桥牌更有成就感。阿米什人想在房子里加个房间或改建马厩时，就邀请邻居来家里参加一种叫做“嫁戏”的工作餐宴。他们永远不会错过参加拍卖会的机会。有农场要出售时，拍卖农场的人会在大家叫价投标的中途休会，给竞标者半个小时去向他们的父母、叔叔伯伯，甚至祖父借更多的钱。拍卖会上都准备汉堡和热狗，每个参加拍卖会的人都尽兴而归。阿米什年轻人星期天晚上不去跳舞，而是去“唱歌”。整个过程从唱赞美诗开始，以跳方块舞结束。男孩子们来时都是驾着敞篷马车载着自己的姐妹，离开时马车上坐着的却是别人的姐妹。
  冬天的时候，当白雪覆盖了所有道路，阿米什人就拿出家里的雪橇。教会不允许用雪橇铃，所以在雪橇到你眼前之前，你根本听不到它们来了，我就不止一次把自己摔到雪堆里以免于被它撞倒。
  除牛奶之外，阿米什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就是种植用于制作雪茄的烟草。烟草的管理与采收需要极其大量的手工劳作，所以家里的孩子越多，就可以种越多的烟草。种植烟草的工作在二到四月间开始，一辆古老的蒸汽机车来给苗床消毒就是序曲。烟草的种子太小，为了均匀地播种，必须让种子浮在水面上，然后用罐把它们洒在苗床上。当一位来自城市的好心的国会议员向阿米什人建议，每位农民都不应该种超过一浦式耳的烟草种子，这样可以有更多的土地来种小麦时，阿米什人被大大地逗乐了。因为这位议员不知道，一浦式耳的烟草种子可以种7000英亩土地的烟草。而很少有阿米什人种得多于五英亩。
  播种之后，要在苗床上铺上刚宰完的猪的猪鬃，在猪鬃上再盖细薄的棉布。如果勤浇水，到五月底的时候，苗芽就会长到八英寸高。这时候就把苗芽移植到地里，每英亩5000株，每种一株都要浇一次水。
  烟草继续长大，农民也必须不断地用锄头锄去杂草。八月中旬左右，要把每株烟草的顶端折断——每英亩五千株——这样养分才会充分地送到两旁的叶子上。两个星期之后，必须把地里的每一株烟草再仔细检查一遍，除去旁边长出来的新芽和巨大的绿毛虫，这是一桩很腻人的工作。九月中旬，如果烟草还没有被冰雹打成一条一条或者被一种叫“野火”的菌病侵袭，变成无可救药的麻脸的话，那么就可以砍收了。农民们用镰刀从根部砍起。
  全年的农事中，这是最繁重的一种工作。用几个小时把砍下来的烟草在太阳底下晒蔫，再插到木条上，每根木条插五株。之后把这些木条挂在一种叫烟草梯的运输工具上，用马拉到谷仓中。如果马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那么一起步它们就会奔跑起来。一对柏雪龙（Perderons）马载着你的收成飞奔，掠过如画的风景，那景象实在是太惬意了。烟草运到谷仓，就要把木条挂到鹰架上去，你得冒着危险爬上爬下。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你得祈祷老天爷给你干燥的好天气，这样烟草才会干透，而不会烂掉。11月时，把烟草从鹰架上取下来——烟草变得金黄，香香的、脆脆的、薄得像纸一样。这时候要把烟叶从梗上摘下来，按照大小分好，紧紧地握在手里，用木制的压板把它们压成一捆一捆，再将捆好的烟草用牛皮纸包起来，最后用细绳系好。如果马不停蹄地工作，我一天十个小时可以处理500株烟草。最后，一家烟草厂的采购员会来拜访农民，用他开出的价钱购买这些烟草。我到这儿的第一年，一个这样的无赖出价每磅28美分，并且向我发誓说我的烟草是他的老板授权给他以这个价钱采购的最后一批了。我卖给了他。第二天早晨，同一个人给我的邻居41美分一磅。阿米什人农民受够了这样的蒙骗行为，因此筹划了一次公开拍卖。买主们都到拍卖场来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出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鲜廉寡耻的阴谋。这次改变的尝试因此无功而返，而我们这些农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原点，孤零零地站在谷仓中，等着无耻的采购员们发发慈悲。
  真遗憾，威拉·凯瑟（Willa　oath）不认识阿米什人。关于阿米什人这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我所知道的书只有两本。一本是卡文·巴哈曼牧师（Calvin　Bachman）的专题研究报告，1940年由宾州德国社团出版。巴哈曼在因特考斯附近的基督教联合教会做了41年的牧师，他是唯—一个对阿米什人比我更了解的非阿米什人。第二本是《阿米什的罗珊娜》（Rosanna　of　the　Amish），作者是约瑟夫·由德，一个背叛传统，上了大学的阿米什人。他的书讲述的是他的母亲，一个由阿米什家庭收养的爱尔兰孤儿的生平，用最直接的笔法描述。这本书和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My　Antonia）一样令我动容。
  我去那儿的几年以前，一群当地生意人开始利用阿米什社区在旅游观光方面的吸引力赚钱。我在那儿的时候，夏季的每个星期六与星期天，数本清的大巴士从纽约和费城聚集到因特考斯，慢慢地从车门吐出他们令人生厌的货物——背着照相的观光客。那些都市野人的低俗与阿米什人的高贵形成了戏剧性的对比。对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更严重的威胁来自阿米什人内部。主教们顽固地禁止人们使用汽车和拖拉机，严重损害了教众的意愿。如果你用马犁田，一个小时只能犁三英里，而篱笆的另一边的非阿米什人邻居和在用拖拉机，你一定无法不问，圣经给主教们的哪一项权利让他们禁止我们用拖拉机？于是你可能加入一伙同样看法的叛逆者，成立一个新的教派。这种情况，在我去兰开斯特之前就发生了。那些脱教的人不但使用拖拉机，还开上了汽车。他们用黑漆把车上的铬盖掉，所以他们又被称为“黑保险杠的阿米什人”（Black　BumPer　Amish）。其他分裂教派也是因为在服饰发型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才出现的。到1940年，阿米什人共有六个不同的教派，从极度保守到相对开放的。这些分裂与教义无关，所有教派的阿米什人都有同样的信条。我是站在老卫道士这一边的，但是我不用马犁田。
  阿米什人虽然自己非常遵守教规，但是他们对过较世俗的生活的人非常宽容。“你走你的阳关道，找走我的独木桥。”这种宽容别人的习惯，使他们可以在我们家使用电话，搭我们的便车。“你可不可以拉我到掌乌林去？我要去拿我的甘蓝苗。”六个阿米什人挤在我们家的A型福持车里，轻快地前进，真是一个放浪不羁的景象。
  在兰开斯特的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珍视的时光。但是我永远无法以务农为生的事实也越来越明确。我太多虑了。我担心烟草、大白菜跟麦子的钱。我担心洪水——兰开斯特的雨又大又多。我并没有健壮得足以胜任农活的身体，我觉得除草和给烟草掐尖乏味得无法忍受。我也没有足够的机械头脑使家中的农机保持良好状况。我对动物养殖法一无所知，而从书本上又学不到。最后一次令我大感羞耻的事儿是，一次伊拉·史多兹弗（IraStorltzfus）主教和他的六个儿子来帮我把玉米填到饲料贮藏室里去。主教对我的工作忍无可忍，不得不请求我别碍他们的事儿。”
  我还记得祖父当年如何从一个失败的农夫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我为什么不仿效他呢？为什么不成立一家广告公司呢？那年我38岁。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六章　名与利
  第六章　名与利
  当时的我没有文凭、没有客户、银行账户里只有6000美元。今天，奥美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五家广告代理商之～，在29个国家设有分公司，拥有1000个客户，营业额8亿美元。
  如果你想仿效我，这儿有三条秘诀：第一，博得一个创意天才的名声；第二，让你自己周围都是比你优秀的伙伴；第三，让他们也这么做。
  39岁的时候，我写了我的第一个广告。与大多数初入行的人不同，当时我对广告已经有很多了解。盖洛普博士把他所发现的影响广告成败的因素传授给了我。罗瑟·里夫斯（Rosser　Reeves）把他从克劳德·霍普金斯（ClaudeHoPkins）的学生那儿学来的东西教给了我。我还吸收了约翰·凯伯斯（John　Caples）、杰里·兰伯特（Jerry　Lambert），LJR其他广告先驱的思想精华。我读过当时已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