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考试论文给他留下了足够深的印象，他邀请我到他在克兹握兹（COtSWOlds）的家中度周末。“你对历史一点都不了解，”他告诉我，“所以我们决定把奖学金给你。”我是基督教会学院的理论的受惠者，因为他们认为奖学金应该颁给那些将来会有长足进步的学生，他们相信那些在考试中得高分的学生，将来很可能是社会上的二流人才。
  除了金钱，拿到奖学金还可以享有三项引人注目的特权：被授予一件特别长的长袍，在教堂中有一个前排座位，以及在晚餐前用拉丁文吟诵谢祷文。教师们费尽心机地对我进行个别指导，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一位大学教师。两位准副院长，麦斯特曼（J．C．Masterman）和麦克卡兰（R．B．McCallum），竭尽全力教我历史；帕特里克·戈顿一沃克（PatrickGordon　－Walker），后来的外交大臣，以及诺威尔·麦尔斯（NowedMyres）、罗素（AS．Rused）则尽心尽力地教我化学，但是考试的时候，原本是要求分析化合物，作为我母亲的儿子，我又犯了什么东西部用鼻子嗅的错误，那东西的气味实在是太浓烈了，我被熏得往后就倒，失去了知觉。来自坎那（Canna）的约翰·罗思·坎贝尔（JohnLorneCamghell）试着教我盖尔语。但是我对所有的科目都冥顽不灵。说到底就是我实在是做到了极点，但这又衍生出一个根本的问题：我为什么会懒到极点呢？也许是因为我太疲倦了，每天晚上我都辗转难眠，与气喘做斗争。但是我却并没有疲惫到第二天早上不能打网球，下午不能骑马，晚上不能去约翰·佛德吉尔（JohnFothergill）的展鹰（SPreadEagle）餐厅吃饭的程度。佛德吉尔在回忆录中说他记忆中的我是个“粗暴、英俊，而又几乎像白痴的好小伙子。”也许是因为我对学业的耐心有限，而对开始谋生又充满热望，也许是因为我的才智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只要有考试，我就一定不及格。
  在基督教会学院的250大学部学生中，有50名来自伊顿高中，这些家伙组成了一个让人讨厌的派系。他们不准自己的同伴买车、用车，于是他们中有个家伙就把他的劳斯莱斯轿车登记在他司机的名下。另外一个家伙在他们一起吃晚饭的时候，雇苏非·塔克（Sophie”luck－er）来表演。有些家伙还雇佣马夫来照料他们的猪马，有些则继承了他们祖先的头衔，譬如——威塞克斯（Wes－sex）公爵、罗姆夏（Loamshire）侯爵，以及布莱克乳（Blackpool）伯爵等等。作为上议院的世袭成员，这些乳臭未干的家伙被授予制定法律的权力。这让我想到了一个阻止这种臭屁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其他学生也给自己找个头衔。拥有武力而且拥有嘉德勋位（Garter，英国爵士的最高勋位，译者注）的国王也可能得大出血的病，但即使身为国王之尊也无力防范。上院50年前就是吉尔伯特（Gi比ert）嘲弄的对象，而在1909年，自己的祖辈就是伯爵的邱吉尔（WinstonChurch＊），则写了一本书攻击这种贵族制度，这种制度“需要在我们的国家维持一个优越的阶级，他们拥有世袭的立法职能……完全无视他们个人的性格、才智和经验”。这层“优越阶级”直到
  1977年还在行使他们的立法职能。
  我总是很快就忘记生命中木快乐的时光，在牛津的那两年，我现在能回想起来的只有最快乐的七件事：
  ·与桑迪·林赛（SandyLindsay）的客人一起在贝利尔学院的高脚桌边吃晚饭。林赛是个了不起的人，当时他是贝利尔学院的院长。
  ·靠着从一个灵媒那儿得来的神秘启示，赛马时我把赌注押在欧本（Orpen）上，果然赢了20英镑。
  ·加入圣奥尔本（St．Alban）与圣瑟吉斯（St．Sergius）学会，这个学会的目的是在布卡科夫神父（FatherBulgakov）的领导下，使英国国教与俄国东正教联合起来。
  ·马布罗（Mar比orugh）公爵60大寿时，在布兰汉宫（Blenheim）参加勇敢的疯子杰克·希利将军（GeneralJackSeely）组织的狂欢欢宴。
  ·担任白玫瑰协会（WhiteRoseSociety）的主席，这个协会的愚蠢目的是帮斯图亚特（Stuarts）王朝复辟。
  ·被充满诱人的少女风情的爱斯特夫人（I－adAstor）说服，戒酒三个星期。
  ·远征伦敦，参观贝利福（Balief蝙蝠，然后搭乘最后一班火车回到牛津。那种蝙蝠以飞天特技师（FyingFornicator）的名声享誉天下。
  我在牛津的时光就这样被我一点点地消磨掉。唯一可以为自己的罪过辩护的是，35年后，我起草了几封给在美国的校友的募捐信，为基督教会学院募得了一大笔款项。亨利·鲁斯（HenlyLucc）和我挚爱的友人，基督教会学院的教务长克斯伯·辛普森（CuthbertSimpson）没对那些信做任何修改，就在上面签了名。
  克斯伯给我讲过一个故事。19世纪60年代，一个自大的年青人痛骂奥利弗·克伦威尔（OliverCromwell）。一位老太太为克伦威尔辩解道：“我丈夫的第一个妻子的第一个丈夫认识他，而且非常喜欢他。”当时，克伦威尔已经入土200年了。
  大卫·奥格威自传第二章　巴黎的大厨师
  第二章　巴黎的大厨师
  父亲一定为我没有成为大学教师而感到羞耻，但是他从未在我面前表现出来，相反还尽其所能，帮我重树自信。“我相信你一定会走出厄运，因为你一向如此。”但是我的罪恶感与失落感却一直挥之不去，直到许多年后，一位精神分析专家观察到那些做了大学教师的都是处境困难的大学肄业生，我才能够释怀。
  我从学校出走，到巴黎的皇家饭店（Hotel　Mestic）当了一名厨师。在那儿，我找到了我所需要的训练与磨炼。每天10个小时，每周六天，我都必须像根擀面杖一样直直地站在炽热的火炉前，从头到脚浸泡在淋漓的汗水中。博基诺先生（Mon－sieur　Bour－glgnon），饭店的调味主厨，告诉我每一个大厨师到40岁时非死即疯。那时其他厨师都已经完成了学徒的课业，所以我也必须从最低等的活计做起。派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为客人们的狗准备餐点，特别是一位常来的伯爵夫人的贵宾狗。那些被宠坏了的畜生只吃熟骨头，所以我必须每天两次从微浓汤的大锅中捞骨头给它们吃，那个“汤厨”是个脾气暴躁的醉鬼，痛恨我的入侵并且拿生鸡蛋砸我。很快我就得到提升，开始为糕饼主厨乔登（Jourdan）打蛋白。乔登长得很像爱密·詹宁斯（Emil　Jannings），是厨房里最有成就的神偷，回家时总不忘往他的翘边帽里藏～只鸡。在度假前，这个像拉伯雷作品中的人物一样粗鲁、滑稽的家伙要我在他长内衣的裤管中塞满饭店温室出产的大桃子。他是全法国最好的糕饼师傅，有一次被选去为凡尔赛宫为英国国王与王后举行的宴会做糖花篮和精美的小点心。
  饭店允许我们这些厨师免费喝酒，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而且都是好酒，直到他们发现管酒窖的人把chateaulafite灌进我们的酒瓶，把我们喝的便宜酒当作生计拿去卖给客人。饭店还允许我们吃我们想吃的任何东西——只要不在菜单上。我们最爱吃的菜色是oeufs　an　beurre　nolr：把一些奶油加热到变成深褐色，几近黑色，加过些醋。切些生洋葱。煎几个蛋，把洋葱跟续随子香料撒在上面，再把黑奶油淋在上面，就大功告成了。
  我每天都偷拿价值100法郎的冰蛋糕回家，以对我每个月135法郎的微薄薪资做点补偿。大主厨每天中餐后都要吃同样的水果：一片凤梨，三颗杏，一颗李子。这些东西都由我准备。
  我们常常会为烹调方法发生激烈争执，打官司的第一法典一定是格林葛尔（Gringoire）和沙乌尼尔（Saulnier）合著的《菜肴大全》（LeReper—tolre　de　laCuisine）。如果这还不能平息争吵，我们就得祭出爱斯科菲尔（Escoffier）不朽的大作《烹饪指南》（Gude　Cullnaire）。我们这有一个厨师在伦敦的沙佛伊（Savoy）饭店时，曾在爱斯科菲尔（“厨师的国王和国王的厨师”）手下工作，曾见到过爱斯科菲尔签收一整车的牛肉，然后那些肉又被送到他哥哥罗伯特（Robert）在托腾汉宫街（Tottenham　Court　Road）开的调味厂。爱斯科菲尔用这种由来已久的方法，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富人，每年驾着他那辆四轮马车去参加赛马大会。他退休后重新出现，并在我们皇家饭店的厨房里与我们共进午餐那天，可真是个大日子，那时候他已经85岁了，看起来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银行家。
  皇家饭店的大主厨是皮塔德（Monsieur　Pitard）先生，他是我见过的最严厉的人。他的办公桌在厨房的正中心，他总是在那儿工作，但他那对又圆又亮的小眼睛却从来不会离开我们。有一天，他发现一炉奶油蛋卷的顶部全塌了下来，便当场开除了犯错的厨师。一次他无意中听见我对一个侍者说菜单上有一道菜已经卖完了，就严厉地责骂了我：“一个好的厨房必须永远尊重菜单对客人的承诺。”
  “但是，先生，”我辩解道，“那是烤鸡啊，再烤一只鸡需要40分钟。”
  “你难道不知道把烤箱调到六百度，15分钟就能做成一只烤鸡吗？”
  “那如果卖完的是需要一整天时间准备的烤大米蛙色呢？”
  “遇到这样的紧急情况，赶快来告诉我。我会打电话去其他大餐厅，直到找到菜单上有这道菜的。然后我会叫你坐计程车去买回来。”
  我的下一份工作是生菜助理，任务是准备开胃小菜，每一餐至少要有26种不同的菜色。我还负责做蛋黄酱。做蛋黄酱有一个规定，那就是每一只蛋都要先单独打进一只杯子，闻闻有没有变质，然后再倒进已经装有鸡蛋的碗里。有一天早上，我实在忙得没有时间进行这项防范步骤。结果，第59只蛋是个臭蛋，把所有已经打好的蛋都给污染了。我别无选择，只好把整批蛋部倒进垃圾桶。如果让皮塔德看到，他一定会炒我就鱼。当天下午，生菜主厨叫我把一些已经发臭的生小牛杂碎送去给调酱主厨，我知道客人吃到这东西，恐怕会有生命危险。我向生菜主厨抗议，但他让我照他的命令去做，他很清楚，如果皮塔德发现新鲜牛杂碎已经用完了，他就惨了。从小到大的教育让我坚信打小报告是件不光彩的事，但我还是做了。我把发臭的小牛杂碎拿去给皮塔德，请他闻一闻。他一言不发，径直找到生菜主厨，解雇了他。这个可怜的家伙只好当场离开。
  当时，供应商们对大主厨采购的所有东西都给予丰厚的回扣，因此皮塔德才有钱住在豪华别墅。他每天坐计程车上下班，戴着圆顶大礼帽，拿着一根把手包金的手杖。其他厨师则穷得可怜，那时候又没有工会。年轻厨师中，除了帕斯科（Pascal）和皮耶（Pierre），都是些粗鲁的家伙。可怜的帕斯科是个聪明但非常不受欢迎的人，有一天晚上在更衣室里，我看到瑞吉斯（Regis），一个坏家伙，把大便解到帕斯科的新鞋子里。到了领薪水的日子，单身汉们就去妓院作乐，除了皮耶——他正存钱买六角手风琴。皮耶对于我正在学习很亵的言词感到震惊，他威胁说要写信告诉我父亲。我一直都未发觉自己变得满嘴脏话，直到有一天在一个宴会上，我想跟一位年长的伯爵夫人聊天，她的羞愧才让我警觉到自己的失言，我当时窘得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在她家，我认识了优雅的珍妮芙·瑟瑞吉尔（Genevieve　deSerreville），当时她17岁，我带她到她平生去过的第一个夜总会——位于蒙特马瑞（Montmartre）的水手俱乐部（Les　Matelots）。在那儿，有四个长腿的金发女郎穿着漂亮的长内裤、活力四射地跳康康舞，她们跳舞时的热情与漂亮的内裤是我平生所仅见。珍妮芙到英国去的时候，我为她介绍了一些能让她打入英国上流社会的人，但法国社会的等级观念实在是太强了，她的父亲，瑟瑞吉尔爵士，拒绝接受我这个厨子。8年后，她成了沙夏·盖切（Sacha　Guitry）的第四任妻子。那位伯爵夫人还介绍我认识丁茵凡塔·尤拉利（Infanta　Eulalie），她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的姑母，个性倔强。虽然资为王室，但是她一点都不势利，而且对我的厨师工作表示赞许：“和我的远房侄子一样，他在底特律做福特先生的厨师。”
  我的傍晚时光都消磨在华冠大道（AvenueWagram）的布拉多（Prad），那儿有一个由1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