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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5岁那年一次大战爆发了。随着大战，万事变迁，以前以制作精美花边明信片著名的巴许佛（Bashford），也划归到佛兰德（Flanders）区。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梦想着重新吃到冰淇淋，想着食糖短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记得我跟一群正在疗养的伤兵一起坐车，而且坐在一位澳洲军人的断肢上面，他的腿从膝盖以下全都被切除了。记得我一路上被拖着，大喊大叫着去看平生第一场电影。记得隔壁屋子里逃难的比利时小孩向我丢石头。记得我假装自己最喜欢的娃娃是一个铁路局服务生，而不是德国士兵（其实他就是一个德国士兵娃娃）。我还记得被带到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Square）去看正在展出的有史以来的第一辆坦克，而且还亲口向发明坦克车的史威顿上校（ColonelSwinton）问问题。
  在大战进行了四年零三个月后，大家都到街上欢庆作战日的到来，接着又在贺斯利塔（HorsleyTowers）前的广场上庆祝和平，每个人都高唱着“K－K－K一凯蒂（Katie），美丽的凯蒂。”
  一年后，我被送去寄宿学校。那年我9岁。就读的圣赛普瑞恩（St．CyPrian）其实是父亲负担不起的贵族学校，但是校长和他太太因为知道父亲曾是剑桥大学古典荣誉学位考试的榜首，就准备在我身上下点赌注，希望我也会有类似的杰出表现。学生优异的学业当然会提高学校的声誉，然后带动学生注册率的上升，所以他们只收我一半的学费——为了这个决定，他们后来恨透了我。
  在圣赛普瑞恩的第一夜，我看到其他学生在临睡前都跪在床边。我以为他们是在用尿壶，以前我从未见过任何人祈祷，因为祖父母们在赫肯黎（ThomasHuxley）发明了“无神论”这个名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70年，就都变成了无神论者，从那之后，家中就没有人再信奉任何宗教了。女舍监听说我没有祷告，就把我带到她的卧室，试图对我解释具有启示性的宗教的神秘之处。但是我对宗教的怀疑惑实在太重了，最后她不得不放弃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以前从未上过教堂，也不知道做礼拜的程序，牧师布完道，只有我不合时宜地鼓掌。但是，没多久，我就变得非常虔诚。耶稣受难日那天我难过得哭泣，复活节后的一周，我都心情沉重。我祈祷自己考试能有好成绩。每个星期日，我都必须将所有祈祷文牢记在心，而且每天还必须背诵12条经文，只要背诵出来的经文有两个以上的错误，中饭、午茶和晚餐时间就得罚站。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生吞活剥进摆在面前的全部教义。吃圣体、喝圣血的观念令我反感。我无法相信创世纪，也不相信圣母会以处女之身生子，耶稣的升天、天堂、地狱、圣灵完全无法让我信服。现在，我住在一个天主教社区内。看到有钱邻居们付钱给教区牧师，请他们为死去的亲友做弥撒祈求灵魂安息，我不禁怀疑穷人的灵魂是否能得到安息。我看到有钱的朋友们从梵蒂冈购买婚姻注销证明，那是穷人永远无线享受的奢华。我也听到神职人员向人们宣讲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教义。
  乔治·奥威尔（GeorgeOrwell）、赛瑞尔·康纳利（CyrilCOnnolly）、赛西尔·比顿（CecilBeaton）、盖文·麦克斯威尔（GavinMaxwell）以及其他的校友都曾描述过在圣赛普瑞恩恐怖的寄宿生活。恐怖的来源是威克斯太太（Mrs．Wilkes），校长的老婆。这个撒旦般的女人把阉割艺术发挥到极致。就像国际象棋大师同时与好多个对手下棋一样，威克斯太太与学校里每一个学生都玩猫捉老鼠的情感游戏。每个学生都轮流得宠，继而失宠，就像凡尔赛宫中的朝臣，赛瑞尔·康纳利在校时，曾把自己每个星期在威克斯太太皇宫中的位置都用图表记录下来。有幸生在有钱或贵族家庭的学生，永远都得宠，威克斯太太总是慷慨地给予他们特权和宠爱。而像我这样家庭既无权势又无财富的学生，则永远得不到她的欢心。就这样，在校的四年，我一直生活在遭受排挤的阴云中。
  威克斯太太从我们这90名学生的学费中赚取了暴利，这些钱使她能在夏季租下苏格兰的松鸡保留地，并负担她的儿子去念伊顿（Eton）高中。她的财富来自学生的饥饿。她跟她的丈夫从未吃过我们的伙食，而那些有特权的学生，吃饭的时候则坐在威克斯太太的旁边，从心不在焉而且怕老婆的校长的盘子中把食物偷走。其余的学生则只能吃到烧焦的、快放凉的，而且结成一培蛇的麦片粥和少得可怜的冷肉卷，不得已只好自掏腰包买些别的东西来填饱肚子。有一天，威克斯太太不让我买桃子。“好大的胆子！”她对我大吼，声音大得全校都听得见，“你爸爸那么穷，我们让你在这儿念书几乎一毛钱都收不到。靠人施舍的孩子有什么资格把钱花在桃子这样奢侈的东西上？”
  十年前，乔治·奥威尔也曾经听到威克斯太太把另一个因某种原因而少付学费的学生叫到一边，对他说：“你觉得这是你这样的学生该买的东西吗？你难道不知道你这一辈子都不会银财富结缘吗？你家没钱。别做超出本分的事儿。”
  我们生日的时候，学校准许我们买很大的冰淇淋蛋糕，并举行一个仪式，把蜡烛送给最受欢迎的同学。但是我的父母没有多余的钱给我买蛋糕，他们也没钱到圣赛普瑞恩来看我，四年中一次都没有，虽然我们家离学校还不到50英里。因为他们没有汽车。
  想家让我受尽煎熬，唯一的快乐时光就是邮差带来家信的时候，家信的到来会让我一整天都极度兴奋。当天晚上，我就躺在床上，从雀巢炼乳罐上的一个小洞中吸吮里面的炼乳，它的味道就像妈妈的奶水。如果炼乳喝光了，我就写信索取一些免费的牙膏样品，从牙膏管中吸吮牙膏。我读《泰晤士报》和《新政治家》杂志（TheNewStatesman），因为太请于世故，所以不太容易和其他男孩交朋友。威克斯校长对我父亲说：“大卫知识非常丰富，而且应对非常成熟——他对人生的看法似乎很认真。”
  我们学校的学生中，家里最有钱的是帕金斯·布尔（PerkinsBull），一个古怪的加拿大大亨。学校年终戏剧表演结束时，我看到他爬上舞台，大声鼓掌，然后把一条珍珠项链挂在威克斯太太的脖子上。那天晚上演的剧目是《错误的喜剧》（TheedyofErrors），我演的是女修道院院长。威克斯太太在舞台旁边一边帮我把戏施拉正，一边要我最后一次练习我的第一句台词：“安静啊，人们。是什么原因让你们到这儿来的？”我把加重语气放错了地方，威克斯太太拧着我的面颊，把我重重地摔在地上。这绝对不是对待女修道院院长的方式——或者应该说，因为这件事，一个11岁的孩子生平第一次面对了演员这个职业。
  我八岁开始学拉丁文，11岁开始学希腊文。威克斯先生对我父亲说：“他的想法非常独特，有跟老师争辩的倾向，他总是强辩他的想法才是对的，书本上的都是错的。”威克斯太太教历史，她的教学方法非常凶暴。“奥基尔威，”——她总喜欢故意把她不喜欢的学生的名字念错——“拿破仑是哪国人？”这显然是个陷阱。如果拿破仑是法国人，她一定不会这么问。我记得拿破仑的兄弟路易斯曾做过荷兰国王。“荷兰人？”因为这个错误，她罚我不准吃晚饭。这个恶毒的女人，在我长大之前，一直是我恶梦中的主角。
  在圣赛普瑞恩，我最好的朋友是约翰尼·罗德海姆（JohnnieRotherham），他是个沉默寡言、头脑冷静的男孩，现在是空军副元帅。我最快乐的假期都是与他的家人在沃里克郡（Warwickshire）度过的。他的母亲永远都高高兴兴，他的父亲是我见过的最有趣的大人，他姊姊琴（Jean）则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女孩。约翰尼教我射击、骑马，还带我去抓幼狐。如果在；临死前要我选择想回忆的情境，我一定会首先选择那个快乐的家庭。
  我跟搬到吉德佛（Guildford）的父母在家相处的时间很短。因为穷，他们雇了一个老处女，一个鬼里鬼气的老傻瓜做女佣，她在那幢房子属于真名叫道奇森（Dodgson）的路易斯·卡罗尔（LewisCarroll）的时候就在那儿工作。有一天午餐时，她目瞪口呆地盯着我，“我看到道奇森先生了！他在那儿，在你的位子上！”没多久，一位叫哈格利夫夫人（Mrs．Hargreaves）的老太太来喝茶，她的闺名叫爱丽丝·丽德尔（AliceLidded），她就是《爱丽丝漫游仙境》（AliceinWonderland）中爱丽丝的原型。只剩下我们这些孩子的时候，我们就玩基基椿、沙丁鱼、警察抓小偷、半便士纸牌、哑音游戏、追赶魔鬼，我们争论拉丁文的发音，吵得就像基尔肯尼郡（Kilkenny）的猫。
  那时的我开始嫌弃父母的贫穷（愿上帝宽恕我），祈求被邀请去拜访有钱的亲戚。在博斯弗特·西顿（Beres－fordHeaton）伯父的家，画室里挂着特纳（Turners）的画，吸烟室放着雪茄，苹果派上涂着奶油，马厩里拴着猎马，花圈里到处都是园丁。西顿伯父的吃相很不好。在一次正式的晚宴上，他家的客厅女总管因为脱口说出“老爷，你的吃相真恶心”而得到他全家人的感激。
  我心目中的大英雄是我的祖父——苏格兰人法兰克·奥格威（rrankOyi卜y）。父亲热情、可亲，但却是个失败者，爷爷冷酷、令人敬畏，却是个成功者。我想祖父的冷酷是因为他母亲在他四岁时痛打了他一顿，第二天这位曾祖母就去世了。这是他对他母亲唯一的记忆。生为一文不名的苏格兰地主的儿子，他在14岁时就辍学加入了在利物浦的家庭企业，奥格威·格蓝德（OgilvyGillanders）公司。他很年轻就结了婚，然后移民至阿根廷。在阿根廷他经营了一个由几个苏格兰投资者合资成立的农场，并加入阿根廷军队参加与巴拉圭的战争。后来农场经营失败，他发现自己变成了无业游民，却有一大家子人要养活。在去新西兰淘金却一无所获之后，祖父又回到了伦敦，并在里约热内卢设在英国的银行找到了一份书记员的工作。四年后，这个没受过多少教育的牧羊人成了布朗·希柏利（BrownSh＠ey）银行的经理，在那儿，他还曾经帮忙培养过后来的英国中央银行总裁蒙太古·诺曼（MontaguNOrman）。祖父有了足够的收入，他把七个孩子都送进了私立学校和大学。那时，祖父的生活如鲜花怒放。他在喝土耳其咖啡时放冰糖，他抽从巴西进口、并且用黑烟草制成的香烟，还有他在晚餐桌上用刀叉剥去苹果皮和梨皮的习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我告诉他我刚从马赛回来，而且还用刚学会的法国腔说“马赛”那个词时，他不屑地说：“巴黎这个词，你不会念成巴里，对不对？英国人说马赛（Marsails），不说马塞（Marseilles）。”10岁那年，他很高兴地在我身上发现了他所具有的敏锐洞察力。那年我不小心偷听到学校的老师说要没收学生们正在收集的塑胶球，于是我就在这个消息扩散出去之前，把我所有的塑胶球都卖掉了。
  当父亲向祖父借钱求救时，他拒绝了，父亲于是试图割喉自杀。祖父告诉我：“你爸爸的毛病就出在脸皮太薄了。”从那时起，我的父母就靠每年不足两百英镑的收入生活。
  祖父建议我去学跳舞。“如果你跟老板娘跳舞跳得比老板好，财富自然就会对你特别垂青。”他还给了我另外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建议：“等你长大成人进入这个世界，你可能会到纽约发展。我建议你研究一下摩根财团（J．P．Morgan）的运作方式。世界上所有的机构里，摩根财团是最与众不同的一个。”25年后，我真的去了纽约，而且真的研究了摩根财团。摩根先生（Mr·Morgan）说他的合伙人都是有头脑的绅士，我也以此作为奥美广告选择事业伙伴的基准。摩根先生还说，他的银行必须永远要求自己“做第一流的企业，用第一流的方法”。这句话也成为奥美的原则。
  爷爷是个板球好手，隶属于玛丽伯尼板球俱乐部（MarvleboneCricketClub）。跟他一起坐在贵族特区的楼上看球简直就像在天堂——直到米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