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部主任斯蒂芬。塔伦茨在雷奥纳尔·阿尔和伊丽莎白·巴克的陪同下，在五楼迎接了戴高乐。戴高乐在乙4号播音室里就座。人们象通常所作的那样，要求他试一下声音。于是，据证人所述，戴高乐只是说一声“法兰西”……⑦戴高乐开始讲话，此时此刻，他只是向号召书投去一道简单的目光，因为他已经深入其中，并且逐字逐字地熟悉文本。“戴高乐将目光盯住了麦克风，好象他是人格化的法兰西似的，”巴克讲述道，“好象他想要吸引法兰西似的。他的声音是清楚的、坚定的和有点响亮的，犹如指挥官在发动战役之前向士兵讲话的声音……戴高乐并未显得烦躁，但他极其紧张，彷佛把自己的力量全部集中在这一时刻上。”
  于是，戴高乐通过下述这篇号召书进入了历史。
  “那些多年来统率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已经组建了一个政府。这个政府以法国军队失败为借口，同敌人进行联系，以便停止战斗。（6月19日的报纸转载的号召书文本如下：法国政府已经问过敌人，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停战，并发表声明说，如果这些停战条件违背了荣誉，那应该继续斗争。⑧）诚然，敌人的机械部队、陆军和空军已经使我们、并且正在使我们陷入灭顶之灾。
  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策略在迫使我们后退，其威力远远地超过其兵力数量。是德国人的坦克、飞机和策略对我们的领导人进行了突然袭击，以致将他们带到了今天所在的地步。
  然而，胜局是否已定呢？希望是否要消失呢？失败是否变成了终局？不是！
  请相信我，我在知道事实的情况下同你们说话，并向你们说，对法兰西来说，没有失去任何东西。有朝一日，那些业已击败我们的同样的（军事）手段，也能使我们获胜。
  因为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法兰西不是孤军作战！在法兰西身后有着一个辽阔的帝国。法兰西能够同控制大海和继续斗争的大英帝国打成一片。法兰西可以象英国一样，无限地利用美国的大工业。
  这场战争不仅仅限于法兰西的不幸国土。这场战争的胜负不是由法兰西战役决定的。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错误、所有的延误和所有的痛苦都阻挡不了这个世界拥有有朝一日消灭我们敌人的一切手段。
  我是戴高乐将军，我现在伦敦，我邀请现在英国国土、或将要来英国的法国官兵携带武器，或赤手空拳地到我这里来会合。我邀请我在英国国土、或将要来英国的法国军火工业的专业工程师和工人，到我这里来会合，同我进行联系。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法兰西抵抗斗争的火焰不应当熄灭，而且将不会熄灭。
  明天就象今天一样，我将在伦敦电台上同你们说话。”
  虽然戴高乐的这份号召书有意写得很短，但它明显地想要写得“合理”。戴高乐暗示说，法兰西同法兰西帝国在一起，仍然是一支重大的力量。他肯定说，大英帝国“控制大海”，即将继续斗争，并有很大的避免入侵的运气。他预见到，“美国大工业”届时将使盟军阵营的实力时远远地超过敌人阵营。戴高乐是完全建立在下述信念上的：敌我力量对比将来要发生变化，当这种变化突然到来时，它将赋予盟国胜利。他在肯定“这场战争是一次世界大战”，并且宣布“世界都拥有有朝一日消灭我们的敌人的一切手段”时，提到其他的强国将参加角逐，未来的联盟有朝一日奋起反对德国。归根结底，这份号召书是把那些决定其选择的战略理由进行了严肃而简短的综合。
  与此同时，这是一份深思熟虑的号召书。在6月18日这个日子，即使人们相信贝当为了争取停战而接受一切，敌人的条件也尚未公布，任何人都不知道未来的公共权力将是一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每个国家政治领袖和军队统帅将如何行事。因此，戴高乐将其号召书确定在斗争方面。他更加明确地向军队的战士和军火工业的专家们讲话。他本人只想显得是一个战斗——要继续斗争，并且把斗争进行到底——的动员者而已。换言之，没有任何看来是确定分界线，开始意识形态或政治分裂的东西。对于人们到达这个地步来说，6月18日还为时太早。至多，号召书的第一段确定了日期：“那些多年来统率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已经指定和揭露这些领导人今天要对法国失败负责，明天要对法国投降负责……
  然而，在这份号召书里，唯独一个词照亮了整个未来的前景，这就是“抵抗”一词。它确定了戴高乐刚刚所作的选择。与这份号召书前面所说的一切相反，它没有任何战略或军事的内涵，更没有任何政治的内涵。这里肯定的是一个道德的姿态。这份号召书的论理学全都包含在“抵抗”一词里。在今后的四年中，是论理学将启示戴高乐和所有即将在自由法兰西和国内抵抗斗争中跟随戴高乐的人。这样，不仅是这四年斗争的历史事前获得了意义，而且“抵抗”一词在1940年6月18日这一天进入了法兰西历史，而且远远地超出法兰西历史，进入了20世纪历史。
  于是开始了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在后来的日子里接踵而来的事件将会显得错综复杂和自相矛盾。它们只是反映了那些在伦敦占上风的犹疑、疑问和不安情绪，直到签订停战协议结束这种情况时为止。就象人们看到的那样，只要法国还不是最终的投降，英国战时内阁就不愿做出任何不可逆转的举动。它首先想到达尔朗统率的法国海军的命运，它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担心就是不惜任何代价，都要阻止法国海军落入敌人的魔掌。因此，战时内阁决定，由以精力充沛和同情法兰西著称的、英国殖民地大臣劳埃德到波尔多去同英国海军大臣维克托·亚历山大会合，试图避免发生最坏的情况。⑨战时内阁赋予这两位大臣的使命是将其一切努力都集中在保护法国舰队的安全上，并且优先注意法德停战协议中有关法国舰队的条款。无疑，这项使命与让·莫内、法国使馆财政参赞埃马纽埃尔·莫尼克及其各自的助手勒内·普列文和罗贝尔·马若兰即将在6月18日至20日期间在波尔多完成的使命并非无关。⑩莫内他们的使命是要在实地找到一些尽量有名和有影响的人士，来挫败那种不可接受其条件的停战——但是，现在无疑是为时太晚了——或者是把他们带回伦敦。这里，人选问题是不大走运的。莫内早就表态，绝对不赞成在英国领土上建立法国政权，他也不可能把许多精力放到法国政权的活动上。与此同时，普列文对政界一无所知。他们一无所获。他们甚至没有说服芒代尔。芒代尔在一种绝望的幽默时刻里声称，他的行李肯定太重，以致人们无法把他带走，这里是影射他的妻子、喜剧女演员贝阿特里斯·布雷蒂……
  不过，6月19日，戴高乐象他在昨晚预告的那样，又回到了英国BBC广播电台的麦克风面前。戴高乐基本上迫使BBC广播公司接受了他。广播公司经理们首先是感到意外，然后对他进行了非常可爱的接待。但这天晚上，他们不得不承认，昨晚的广播节目并未录音，这使戴高乐感到非常不悦。不管怎样，19日这天广播，他的讲话口吻变得特别强硬。
  “在现在这个时刻，所有的法国人都已明白，权力的通常形式已经消失了。面对法国人的混乱，面对一个陷入敌人奴役的政府的垮台，面对我们的国家机构的不能运转，我，戴高乐将军、法兰西的士兵和统帅，我意识到要以法兰西的名义讲话。
  我以法兰西的名义，正式声明如下：一切还有武器的法国人都绝对有继续进行抵抗斗争的义务。放下武器，撤离阵地，同意拱手将任何一寸法国领土交敌人控制，都是对祖国的犯罪。现在，我首先为法属的北非，为完整无缺的北非说话。意大利的停战只是一个明显的陷阱。在克洛泽尔、比若、利奥泰、诺盖的非洲，一切有荣誉的人都要严格地履行拒绝敌人（停战）条件的义务。不能容忍波尔多的恐慌越过大海。法兰西的士兵们，在你们的地方，起来！”
  这篇讲话稿既是一个提前行动，也是一个打算。在戴高乐发表这篇6月19日讲话时，人们尚未知道德国的停战条件和意大利的停战条件。但是，戴高乐对这些停战条件是毫无犹疑不决的。不管有关的细节如何，这些停战条件都将把波尔多政府——无论它后来安顿在什么地方——置于敌人的支配之下，以致它毫无行动自由，因而不再有任何合法性。这正是戴高乐在声称“权力的通常形式已经消失”和一旦它同意停战，问题就只是“一个陷入敌人奴役的政府”时，心里想要说的话。他提前说了这种停战和这种投降是什么。他也提前说了由此必然带来的对国家的后果——“我们的国家机构的不能运转”——并从中汲取所有的经验，因而同历史有了一次约会。但这篇讲话也隐藏着一种打算。它“首先”对“完整无缺的北非”说话。因此，戴高乐就地中海两岸之间不同的形势和反应问题进行了思考。他勾勒出——但没有公开说明——法国本土所能零零星星地继续进行的抵抗斗争，把一切都押到北非还能作出的抵抗斗争的选择上去。戴高乐引证的一些领导人姓名，也来自一种打算。历史和传说都已经写上了克洛泽尔、比若和利奥泰的名字，把他们作为征服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功臣。在他们之后，戴高乐还援引了诺盖的名字。他提前写上这个名字，把诺盖作为他们的继任者——注定享有一种与他们媲美的命运、又同样光荣的继任者。人们没有弄错。这是一个直接向时任驻摩洛哥总代表和北非法军总司令的诺盖发出的召唤。
  然而，在6月19日，英国政府并不同意戴高乐讲话这个提前行动和同样的打算。首先，新闻大臣达夫·库珀想要争取戴高乐修改讲话稿，弱化某些字句。然后，外交部常任副国务秘书卡多根爵士进行了干预，坚决阻止戴高乐的讲话稿在报上发表。确实，6月20日的报纸版面上就没有刊登这篇文稿，而6月18日的讲话稿得到了新闻界的广泛关注和转载。⑾这是因为，战时内阁在6月19日这天，还不想把贝当的投降看作是大家一致确认的事，继续希望波尔多政府断定希特勒的要求将不可接受。战时内阁也希望，英国海军大臣维克托·亚历山大、殖民地大臣劳埃德、海洋大臣和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将被派到波尔多，从达尔朗那里获得承诺，无论如何，法国舰队将不会落到德国或意大利的魔掌之中。
  因此，戴高乐同英国战时内阁在评价波尔多政府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对戴高乐来说，波尔多只是考虑投降；对战时内阁来说，不应该对波尔多政府完全感到绝望。不久后，事件将对此作出决断。但归根结底，双方的分歧到此为止。英国人听到了法国殖民地、托管地、委任统治地和阿尔及利亚各省的主要领导人表达的抵抗斗争的意愿，尤其是诺盖的抵抗意愿。正是在这同一个时刻，本着同一个目标，戴高乐找这些法国领导人说话的。⑿也是在6月19日，戴高乐向诺盖发出了电报：“我在伦敦，同英国政府进行非正式的和直接的接触。我听从您的吩咐，或者在你的指挥下战斗，或者进行一切对您有用的活动。”他还向那些在法兰西帝国掌握某些权力的人发去别的电报，甚至在6月20日致电魏刚，恳请魏刚“来海外法兰西并继续战争”，并表示准备“在（其）权威下，或在任何其他决心进行抵抗斗争的法国人士的权威下效力”。戴高乐从魏刚那里接到了一个令其返回法国的复电，戴高乐则回答说，他“立即了解了这样做的手段”，但是，他只有在“回国之前，（政府）不签订停战协议的情况下”才能服从魏刚的命令……此后，魏刚的间接回答是拒绝接受戴高乐的私人信函，劝戴高乐“以正式的方式对他说话”……戴高乐肯定是对魏刚的思想状态不抱任何幻想的，所以他必须沉着地接受有关停战协议的证实。然而，在6月19日，戴高乐显然还想要不错过看到法兰西帝国、特别是北非继续斗争的任何机会，强调他还准备归顺那些比自己官衔更高和更加著名的领导人。既然戴高乐认为贝当的投降是大家一致确认的，他是否真的认为，自己这样做是为了摒弃贝当所接受的投降吗？或者说，他是否预见到，这些领导人因遵循等级制的秩序，服从他们一生所遵循的规定，缺少对这场战争前途的坚强、勇敢和明智而屈服吗？无疑，戴高乐在这两种假设中间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