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戴高乐预见到，如果法国实行投降，那就会失去这批美国军火；或者是，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它们留在英国，否则将它们运抵北非。不过，16日早晨，当戴高乐在海德公园旅馆的房间里梳洗时，法国驻英国大使科尔潘和法英购买战争物资委员会主席让·莫内前来看望戴高乐，告诉他会谈定于当天举行，并且通报他，丘吉尔和雷诺第二天将在贡卡尔诺举行会晤，研究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科尔潘和莫内同时向戴高乐指出，法国政府刚刚通过公函，询问英国在何种条件下可以解除其许下的、单独缔结和约的诺言，就象雷诺6月13日在盟军最高委员会会议上口头询问的那样。对戴高乐来说，显而易见，这是抵抗斗争即将崩溃的信号。事实上，一切都是在波尔多突然变得恶化起来的。6月15日上午，为了消除一切模棱两可，英国驻法国大使坎贝尔对雷诺总理重申，丘吉尔绝对不接受对3月28日法英两国协议的否定，该协议关系到法兰西的荣誉问题。（32）坎贝尔大使觉得，当时雷诺就象他历来表示的那样，是支持继续斗争的，但也并非无意地指出，罗斯福对他发出的援助呼吁书作出答复具有重要意义。后来，雷诺接见了达尔朗，同他交谈了部队坐船去北非的问题，但从他那里遇到了许多保留和异议。当日下午，雷诺激烈地反对魏刚。考虑到他周围的人就法国人所处的困境和军队被要求作出的牺牲——也许无益的牺牲——等问题所作的各种议论，雷诺想到了提出下述建议：要么只在军事上实行由负责的统帅签署的投降，象列奥波尔德三世为比利时军队所作的那样；要么实行单方面停火，象荷兰皇后维莱米娜所要求的那样。魏刚想要把雷诺的建议看作是一种投降，正如军事法明确地、正式地谴责的那样。（33）实际上，魏刚想要继续留在法国本土，在本土保存实力，以便在本土继续存在一个国家并确保社会秩序。归根结底，魏刚的要求就是军事投降加政治投降，并用政治投降掩盖军事投降。雷诺非常了解魏刚，但是，因为雷诺处在军事领域，并建议实行停火——不管是正式签约停火，还是单方面决定停火——所以他不仅激起了魏刚的事先可预见的反应，即使这种反应没有道理也罢。雷诺违背了他的选择的逻辑。上船关于部队坐船去北非的计划要求人们推迟敌人的挺进，甚至不惜牺牲那些为了在海外继续抗战而战斗到底的人的生命。雷诺违背了这种抗战逻辑，削弱了自己。
  还是在6月15日下午。人们看到，雷诺参加了下午4时10分开始、晚上7时55分结束的内阁会议。首先，肖当副总理突如其来地提出了一项主动行动，使雷诺深受影响。肖当建议向德国提出其停战条件是什么的问题。肖当说，他深信德国的停战条件是不可接受的，但是，为了法国的舆论，为了所有希望停战的人们，必须证明其不可接受。对此，雷诺严加拒绝。鉴于从表面上看，大多数部长倾向于支持肖当，雷诺建议自己辞职，但立即遭到了勒布伦总统的拒绝。于是，雷诺不是要求散会和准备改组政府，而是再一次使用计谋。针对肖当提出的关于询问德国停战条件的建议，雷诺用另一种活动，即他已在6月13日主动提出的和进行的活动，询问英国是否同意法国解除其不单独签订停战协议的承诺，以及英国在何种条件下会表示同意。雷诺后来解释说，他相信，假如他不建议这样做，那他就会被肖当或贝当取代，在此情况下，停战就会不可避免。与此同时，就象英国大使坎贝尔在当天上午向雷诺证实的那样，英国将会向法国政府证实其拒绝态度，除了在北非继续抗战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堪与荣誉相容的选择。由此而来的是向伦敦发电报的事了，科尔潘和莫内已同戴高乐谈到了这封电报。
  然而，在波尔多，政治气氛和士气的恶化不可挽回地了。罗斯福的复电——人们看到了电报内容，但只是在6月16日中午12时30分发到伦敦——已经不再使任何人产生兴趣。幕后的撞击，特别是在雷诺和魏刚两人之间的撞击正在增多。在那些与政府同时撤到波尔多的议员当中，赖伐尔依靠波尔多市长阿德里安·马尔克的物质帮助进行活动，积极开展旨在要求停战的宣传运动，并同贝当及其亲信进行接触，以致达到暗中筹建政府的地步。赖伐尔希望即将组建新的政府。雷诺的权威遭到了动摇，特别是在他的亲信中间陷于孤立。据维尔吕姆证词所述，6月15日晚，他同雷诺及其助手德沃和德博尔特夫人共进晚餐。德博尔特夫人为要求停战和组建一个以贝当为总理、雷诺为副总理的新政府而热情辩护，以致她说道，她“已经说服贝当，使元帅相信改组政府的必要性”。雷诺坚持其反对停战的立场。德博尔特夫人毫不犹豫地指责雷诺懦弱，还提高了声调。于是，雷诺朝她的头上泼了两杯水……（35）
  6月16日是决定性的一天。凌晨1时20分，英国政府收到了驻法国大使坎贝尔的电报，来电转告了法国政府的问题：尽管法英两国签订过3月28日协议，英国是否同意、并在何种条件下同意（法国）单独停战？伦敦起草了两份复电。（36）中午12时35分发到波尔多的第一封电报提醒说，3月28日协议涉及“法兰西的荣誉”，但英国政府拟在“法国舰队立即驶向英国海港、等待谈判开始”的正式条件下，同意法国政府向德国询问其停战条件——但不管结果怎样，英国继续进行抗战。伦敦的第二封电报于当天下午4时到达波尔多，它明确指出，英国政府想要就一切停战条款提出咨询意见，并提出下述要求：除法国舰队进入英国海港之外，还要让法国空军飞往北非或英国，以及将在法国的波兰、捷克和比利时军队运往海外。但不到半小时后，英国政府又通知说，它撤回这两封电报，并向法国政府提出了一项新建议。
  16日上午，戴高乐从科尔潘和莫内那里了解了这些事。
  “这是一项关于法国和英国结盟的新建议，”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伦敦政府将要郑重地向波尔多政府递交此项建议。英法两国决定合并两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使用两国的资源和共同计算两国的损失。简言之，在两国各自的命运之间建立全面的联系。”
  法英联盟计划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让·莫内。但莫内向戴高乐肯定说，联盟计划是他同英国外交部常务秘书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一道起草的，因此，在转交波尔多政府之前，计划有被英国内阁接受的运气。实际上，莫内从6月13日开始其起草工作，当时起草了一篇题为《英法联盟》的五页文件。6月14日，丘吉尔的秘书德斯蒙德·莫顿向莫内解释道，为了试图说服丘吉尔首相，首先必须联合一名英国内阁成员。因此，莫内找了霍勒斯·威尔逊，然后由威尔逊出面把情况告诉丘吉尔，丘吉尔同意在6月15日内阁会议上讨论英法联盟问题。范西塔特奉命给莫内起草的文件定稿。但是，内阁会议在15日这天尚未还没有作出任何决定。（37）
  于是，6月16日，英国内阁必须首先同意向波尔多发去对法国停战要求提出英国条件的两封电报。戴高乐在科尔潘大使和莫内的陪同下，在卡尔顿俱乐部同丘吉尔共进午餐。戴高乐讲述道，他向丘吉尔这位进行解释，如果英国首相作出任何让步、任何奉承、甚至任何理解和忍让的信号，那就会怂恿那些投降支持者，使那些主战派解除武装。据戴高乐所述，由于他的坚持，当时丘吉尔决定命令坎贝尔大使撤回那两封业已发到波尔多的电报。不管怎样，戴高乐同丘吉尔最终讨论了法英两国的联盟计划。戴高乐亲自作了解释，说他如何赞赏联盟计划，以及为何决定予以支持。
  “我马上觉得，”戴高乐写道，“（联盟计划）的伟大之处在于，无论如何都要排除迅速落实的可能性。显而易见，假设共同合并——即使从原则上合并——英法两国，以及两国的机构、利益、帝国（……）是可取的，人们也不能根据交换照会实现这个计划。但是，在英国政府致我国政府的建议中，会表现出一种可能具有实际意义的声援。特别是我象科尔潘大使和莫内一样认为，保尔·雷诺先生陷入其最后的危机之中，联盟计划能够给他提供一种安慰的表示，提供一种在其部长面前坚韧不拔的论据。因此，我将同意在丘吉尔先生身边效力，以便使他为自己的利益而采纳这个计划。”
  上述几行文字是戴高乐在事件结束后很久，为《战争回忆录》而写的。但人们可以认为，它们准确地反映了戴高乐对一个不大符合其历史观的版本所作的反应。很久以来，戴高乐就相信，国情是不可更改的，民族是历史的主要演员，至少在现代是这样，所以，他关注的只是其中那些专制的和人为的东西。戴高乐预感到，法国的政权即将垮台，但他仍然向科尔潘和莫内前来商谈的这个奇特的试图提供成功的运气。归根结底，对戴高乐来说，在16日这天，不惜任何代价，阻止雷诺下台和不让停战派取而代之，是比一切都更加重要的事情。因此，戴高乐决心参加密谋活动，他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午餐中，发现丘吉尔与自己一样，对法英联盟计划的人为的和过度的特点持保留态度。于是，戴高乐说服丘吉尔，使丘吉尔相信，联盟计划在雷诺和投降派之间的讨论中，是一件也许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武器。事实上，在共进午餐之后，丘吉尔能够使英国内阁和戴高乐赞同法英联盟计划。戴高乐陪同丘吉尔到唐宁街首相府，在那里坐下来，先是打电话报告雷诺说，他预计英国政府有一次重要通报，然后把计划的文本口授给雷诺。
  事隔多年开看，人们只能对下述的差别感到印象深刻：当年伦敦和波尔多两地在感觉和心态上的差异是非同寻常的，而英国政府的活动——对此，丘吉尔不无保留地支持，戴高乐由于时局的原因而加以支持，但他首先是受到莫内的启示——则显示了这种差别。诚然，战前，在法英联盟最快乐的时期里，两国曾就更加紧密的联合问题上举行过几次智力辩论。（38）例如，由路易·若克斯在巴黎领导的“外交政策中心”和伦敦的“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进行过这种讨论。外交官艾蒂安·戴纳里、外交史教授乔治·塞尔、作家让·德庞热、未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法国最出色的盎格鲁－萨克逊问题专家和选举社会学创始人安德烈·西戈弗雷德、英国大历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等都参加过这些辩论。《时代》和《著作》杂志就此作过报道。但在1940年6月中旬，讨论不再停留在这种地步。德国的入侵迫使法国人思量，他们是否应该或者是否能够继续进行抗战，因为英国只有十个轻型师在法国它的贡献与法国的成就是不相称的。无疑，法英联盟计划的起草人想要宣告，如果英法两国合并成一个国家，那它们就会保证进行同样的努力，分担重任与牺牲，任何力量都不能使两国的利益对立起来。然而，由莫内设计的显然是人为的法律和外交建设，是否足于使法国人相信和感受到联盟计划呢？莫内是个机灵鬼，但他远离那些当时使处在不可名状的考验之中的法国人感到窒息的感情。莫内同其他起草人一道，认为自己收集的这些最大胆的建议——其中包括共同的公民资格，共同的防务、外交政策和经济组织，共同地分配负担和亏损，共同地领导一切军队的战时内阁，使两国议会合并等——符合法国人的期望。莫内只是使抽象的建设与法国人正在经历的悲剧之间存在的、不同寻常的差距变得明显起来。
  许多历史学家对波尔多政府几乎立即摒弃这个大胆而慷慨的法英联盟计划感到惊讶，有时还感到愤愤不平。不过引人注目的是，那些最坚决支持继续抗战的部长并未完全把它看成是支持他们的一个论据。事实上，在人人都感到奄奄一息的生活中，人们从四面八方得到的印象是，伦敦提出的联盟计划与现实无关。当法国遭到入侵，而英国尚未遭到入侵——人们可以希望英国不受入侵——时，两国分担重任和损失意味着什么呢？当法军遭到消灭和英军完整无缺时，又怎样能相信英国人和法国人在领导其共同集体中，会承担同样的责任和同样的重任呢？那些想要法国用它的舰队、帝国和军队残部来继续斗争的英国人心里很清楚，法国现有的力量与迄今尚未被入侵时的大英帝国的力量不是同样的规模。
  反正，对英法两国联盟计划的欢迎，也显示波尔多政权失去尊严。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