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放弃3月28日协议关于禁止法英两个盟国单独缔造和约的承诺。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一个充满严重后果的主动行动。雷诺一上来，就置身于他的反对派——停战派之中。看来，雷诺正在把法国最终要求停战一事考虑成可能的事，或者甚至是说得过去的事，而且不管怎样，停战变成了会议讨论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这样做就是使英国变成一位仲裁者，去仲裁一个无论如何都只能由法国政府作出的决定。雷诺走上这条道路，就给人这样的印象：让法国的决定性选择取决于英国领导人的判断和他们就此提出的条件。因此，雷诺即将招来了一些人的批评、乃至指控，这些人在将法国人及其军队迄今所作的巨大牺牲与英军在5月10日以来的战役里所作的较少的贡献加以比较后已经断言说，尽管签订了3月28日协议，但法国不欠英国任何东西。
  丘吉尔的回答表明了英国继续斗争的决心，没有留下任何疑问。他还恳求法国继续同英国一道进行斗争。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不去“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指责和非难上”是更加值得和更加高尚的行为，并激动地追忆起“法兰西过去和现在所经历的痛苦”。他特别指出，这“并不意味着（英国）赞同那些与（3月28日）协议条款背道而驰的主动行动”。丘吉尔建议人们去找罗斯福谈谈，向他解释法英两个盟国的实际情况，并等待罗斯福的答复。他还声称：“如果英国赢得战争胜利，那法国就会恢复其尊严和伟大。”
  这样说绝不是赞同法国的停战要求和放弃3月28日协议。当丘吉尔过一会被问及他上述讲话的确切含义时，他明确地证实了这点。因此，博杜安认为可以把丘吉尔对法国所说的怜悯话解释成他赞成法国单独媾和，这是完全错误的，而且多半是居心不良。戴高乐为了继续斗争而投身于热情的战斗，立即认识到停战派即将要利用丘吉尔讲的任何一点模棱两可的话，所以他肯定象《回忆录》所写的那样，对丘吉尔表示的“理解和同情”感到遗憾。但是，戴高乐从斯皮尔斯那里得到证实，丘吉尔首相绝对没有放弃英法两国业已许下的、进行战争和唯有共同在一起结束战争的诺言。然而，即使丘吉尔在此关键问题上不作让步，也不对法国的停战要求提出任何条件，戴高乐也建议雷诺对罗斯福进行活动。归根结底，他只争取到一个活动的期限。人们可以预见到，停战派同主战派之间的对抗将要继续下去。
  因此，当丘吉尔已经动身回国时，于当晚6时，在康热举行了前天夜里所预定的内阁会议。会议受到了两个插曲的影响，它们犹如奇异的、发生的未来事件先兆。贝当一上来就宣读了一项声明，声称法国政府应当不惜任何代价，要求停战。（28）他谴责一切关于建立“国家内堡”的计划，提到在溃退法军中有可能出现的“恐慌”情绪，因此断言，“不迁移，不逃跑，政府就不可能放弃法国领土”。贝当走在他要求的政治和军事投降前面，已经考虑到将来的事情。“关于法兰西的复兴，”他声明说，“必须在原地呆着，等待复兴的到来，而不是在一种无法预见的条件和期限的情况下，让盟国的大炮来征服法国领土”。据贝当所述，人们应当“接受痛苦”，因为那是“法兰西复活”的代价。他还宣布了自己的意愿：“就我而言，我将继续在法国人民中间，与他们同甘共苦。”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这是贝当对维希选择、维希政府、以及充满屈从、忏悔和后悔的维希“道德”观念提前所下的定义。
  在贝当发表声明前发生的那个插曲，也是意味深长的。当魏刚应邀出席内阁会议开端时，勒布伦总统身边的一位军官报告魏刚说，他的副官加塞尔上尉刚刚接到巴黎军区司令当茨将军的传呼电话。当茨对他预报说，巴黎刚刚建立了一个共产党政府，莫里斯·多列士本人将入主爱丽舍宫。自然，魏刚在内阁会议上大声地引述了此事。此后，芒代尔给巴黎警察局局长朗热隆打了电话，朗热隆否认了此事。事实上，在这6月中旬的悲剧性气氛中，传闻和幻觉成倍地增多。后来，人们发现了美国驻法国大使威廉·布利特所发的一些电报。布利特在5月17日就自认为知道，一个拥有1万8千名共产党人的团已经占据了贡比涅……（29）但是，作为法军总司令，魏刚当着共和国总统和整个内阁的面发言，能够援引共产党人在巴黎进行的较量，好象报告一个严肃的或者多半真实的消息一样，这个事实是特别能说明问题的。魏刚已经多次谈到社会动乱的风险，以及为了缓解混乱而维持足够军队的必要性，同时希望德国同意这种做法。从此，这种担忧——或者不如说，这种烦恼——在政府的商议中出现。不管怎样，它成了停战派的一块心病。
  内阁会议在当晚11时30分结束，作出了政府迁移波尔多的决定。当停战派走出会议时，他们还没有取得胜利。但他们可以指望得到博杜安、普鲁沃斯特、布迪里埃、伊巴纳加雷这几位在前几天被雷诺任命的部长的支持。可是，绝大多数部长仍然主张继续斗争。例如，有老资格的议会右翼领袖路易·马尔坦，属于激进党的海军部长康潘希、空军部长洛朗·埃纳克、内政部长芒代尔、军备部长多特里等。雷诺可以依靠这些主战派，如果他愿意的话，还可以随时改组政府，肃清停战派。然而，雷诺依然受到其亲信中的停战派的压力。6月12日和13日，雷诺的军事办公室主任维尔吕姆，接连给雷诺呈上两份公文。他把继续进行抗战、领土全部被占领比作“瘫痪”，把停战、至少保持部分领土完整比作“截肢”，从而使人得出结论：宁可截肢，也不要瘫痪。（30）他也象魏刚那样，为支持其论断而提及那种有可能在国内发生“严重动乱”的风险，预见到如果“在军队士气发生瓦解阶段之前”签订停战协议，那么“军队的某些组成部分（骑兵、土著军团等）……就能维持国家秩序”。与此同时，维吕姆敦促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寄一份援助呼吁书，并不无理由地相信，罗斯福不会就美国即将参战作出承诺。事实上，这种活动得到了完全的落实，彷佛事先没有预见到后来的结果似的。不过，雷诺通过法国驻美国大使圣康坦获悉，罗斯福只能向自己发来一份同情电，并保证提供更多的军援。6月14日，雷诺致罗斯福总统的电报中提出了一些要求，但他不能不知道，这些要求是不会得到满足的。（31）雷诺肯定说，只有“当胜利的机遇在遥远的将来出现时”才能同意在海外继续进行抗战，并且非常轻率地断定英国的失败“即使不是多半可能的，也是可能的”。因此，他得出结论说，只有美国确保干预，法国才能继续进行斗争。
  “如果在未来的时刻里，您不能使法国相信，美国将在短期内参战，”雷诺向罗斯福写道，“那世界的命运就会改变”。
  显而易见，用这样的口吻和这样的方式来起草这份电报，是不会取得任何积极效果的。实际上，罗斯福在复电中尽可能热情地回答雷诺，但他绝对不能承诺美国“在短期内”参战。确实，当雷诺收到这份复电时，复电对他即将作出的决定并不产生影响。
  于是，戴高乐认为，从自己刚刚经历的经验中作出结论的时候来到了。他看到，雷诺询问丘吉尔法国是否可以摆脱3月28日协议的反常活动一事，已对丘吉尔及其战友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再有，在戴高乐看来，丘吉尔的反应即使其意义明确，也不足于在雷诺身上激起必要的奋起斗争的效果。简言之，当戴高乐看到一些在他觉得不可阻止的偏向时，他就不再认为自己参加政府是正确的事。他把这种想法告诉周围的助手，并开始起草了辞职信。但他的办公室主任让·洛朗认为这一局比赛尚未输掉，所以主动通报了芒代尔。芒代尔让人转告戴高乐，想要立即见他。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叙述了此次会见，这种叙述对于现在和未来都是很重要的。因此，芒代尔想要让戴高乐继续留在政府里。“不管怎样，”芒代尔对他说，“现在只是世界大战的开端。将军，您将履行重大的义务！但是，在我们大家中间，您有成为一个完人的好处（……）届时，您的现职将为您的事业提供方便。”戴高乐是这样结束这段叙述的：
  “从身体上讲，我后来得以做到的事，也许系于此事。”
  果然，四天后，人们验证了此事。但这也是未来即将证实的事。当1940年夏天的这种失败浪潮一度把整个法国政界人物淹没时，对戴高乐来说，不管他手头拮据和比较默默无闻，当一个“完人”的事实就是一张拥有其他好处的王牌，芒代尔有理由预见和预言这点。
  戴高乐图尔到波尔多的一路上，从成群结队的难民和步伐不齐的部队的可怕情景中，可以衡量出普遍恐慌和整个斗志瓦解的风险。因此，一到波尔多，戴高乐就马上来到雷诺身边，向他提出了明确的警告。这种在《战争回忆录》里援引过的警告用语，太符合他的思想状态、他的性格以及当时的要求，以致不是不真实的。
  “三天来，”戴高乐对雷诺说，“我估量着我们用什么样的速度滑向投降。我已经向您提供了绵薄之力，但目的是为了进行抗战。我拒不屈从于停战。如果您继续呆在这里，那您就会被失败的浪潮淹没。必须尽快动身去阿尔及尔。不知道你是否下定了这个决心？”
  就在这一天，这一刻，雷诺才判定戴高乐有理，以致他以告别的方式对戴高乐说：“您将同我在阿尔及尔重逢。”因为眼下，雷诺要求戴高乐到英国去出差，争取英国的帮助，将尽量多的法国部队运到北非去。
  说实话，这是一项充满风险的决定。面对贝当和魏刚这两个拼命要争取法国实行政治和军事投降的人，面对他们俩对某些部长施加的虽然有限、但变得越来越大的影响，面对雷诺周围的大多数亲信支持停战、对他施加促使士气下落的日常影响，戴高乐是雷诺身边主张进行最无情、最坚决和最不妥协的殊死斗争的支持者。戴高乐在前些日子里，在雷诺身边工作，这种存在对于主战派在某种程度上与停战派抗衡来说，已经显得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在今后的日子里，戴高乐的存在是否也是必不可少的呢？谁也永远不知道，但很明显，在最坏的时刻里缺少了戴高乐的存在。相反地，6月16日戴高乐在伦敦的逗留使他变成了丘吉尔的优先的对话者。丘吉尔在《回忆录》里叙述道，他是在盟军最高委员会图尔会议上看见戴高乐“岿然不动和镇静自若”，才猜测到戴高乐是一个“应运而生的人”的，就象他顺便在戴高乐耳边低声说过的那样。因为丘吉尔无疑对戴高乐的表现和人格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与他从其他法国领导人身上观察到的慌乱、优柔寡断和恐慌心理形成了对比。但是，丘吉尔是更加肯定地在6月16日的谈话中，估量出这个迄今毕竟只见过三次的戴高乐的。此前，除了戴高乐享有坦克专家的名声和在法国政府中只占有卑微的地位之外，丘吉尔对他几乎是一无所知。
  因此，戴高乐准备好奔赴伦敦。他在巴黎的最后举动和最后会见则奇特地预示着事件的发展。戴高乐在其下榻的“光辉饭店”餐厅里，瞥见了由保健大夫和副官陪同着的贝当。戴高乐上前向贝当致意。戴高乐写道：“贝当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一言不发。我后来再也没有见到他，直到永远。”然后，戴高乐应雷诺要求，打电话给达尔朗，说雷诺要在波尔多召见他，并从达尔朗的回答中明白，他已把雷诺政府看作是一个垂死的病人，届时他将根据自身的利益来选择道路。然后，戴高乐取道布雷斯特，在那里找到了海军上将、大西洋舰队司令德·拉博尔德，同他商谈了有关部队从布列塔尼港口上船的问题。然而，戴高乐并不掩饰他对贝当和魏刚甘心失败的激烈批评，因而激起了拉博尔德的激烈敌视的反应。后来，拉博尔德下令凿沉土伦舰队，而不是试图让土伦舰队驶入大海。最后，戴高乐在半路上，在潘蓬停了下来，向他的母亲道一声诀别，然后在妻子伊冯娜和儿女避难的加康特停了下来，叫他们做好准备，一旦得到通知，就马上赶赴英国。
  戴高乐是在6月16日拂晓抵达伦敦的。他在伦敦作出了首批决定，其中一项是命令将大量美国军火运往法国的“牧师号”船改变航向，驶往英国。戴高乐预见到，如果法国实行投降，那就会失去这批美国军火；或者是，如果要继续斗争，那它们留在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