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他看到，丘吉尔同英国人民保持一致。他从这天起，就赞赏英国人民保持的镇定自若和具有的宁静决心，肯定“英吉利海峡还宽阔无际”。从第一次会见起，在戴高乐的脑海里就永远浮现着丘吉尔的形象。后来，戴高乐描绘了这位对话者的画像。
  “在我看来，丘吉尔先生是能胜任最艰巨的任务的，只要这项任务也是伟大的任务……就其性格而言，丘吉尔生下来就是要坚决地和无所顾忌地采取行动，进行冒险和发挥作用的。。。。。。我认为，他稳坐在向导和领袖的位子上……在自始至终的这场悲剧中，我都觉得，温斯顿·丘吉尔是一位伟大事业的伟大人物，一位伟大历史的伟大艺术家。”
  6月9日夜里，戴高乐刚刚返回巴黎，就马上被雷诺召见了。敌人已经打到了塞纳河，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政府不能继续留在巴黎。6月10日是一个“奄奄一息的日子”。他本人描述了当时的气氛，追忆了政府部长离开巴黎的情景。
  “必须临时组织撤离，撤走大量的人和东西。我忙于此事，直至当晚。这时，人们到处都在装箱子，大楼里自上而下都是最后一批来访者的嘈杂声音，绝望的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在这样的气氛中，投降的支持者与投降的反对者的对抗正在激烈地进行。当雷诺在总理办公室里，就他马上要在广播电台上宣读的讲话问题征求戴高乐意见时，魏刚闯入了办公室，尽管雷诺并未召见这位总司令。魏刚在陈述中，谈到了他所认为的要求停战的必要性。因为象魏刚所说，“必须明确规定每人的责任”，所以他向雷诺呈交了一份概述其论据和结论的报告。戴高乐看到雷诺不顾时间和直接责任的压力，开始同魏刚讨论起来，看到魏刚固执己见，老说法国的战役已经失败，必须投降，心里感到气不可遏。戴高乐认为，应当制止一次政府总理从来都不应接受的讨论，所以他介入了讨论，以便当着魏刚的面强调，现在还有“其他的前景”。戴高乐是这样叙述当时的交谈情况的。
  “于是，魏刚用开玩笑的口吻说：
  ——您有什么建议要提？
  ——我回答说，政府没有建议要提，但有命令要下。我相信，政府将要下达命令。”
  6月10日晚11时许，雷诺和戴高乐乘同一辆车，离开了巴黎。军队参谋部、政府部长及其周围的亲信到卢亚尔河畔的城堡去寻欢作乐。勒布伦总统在康热，魏刚在勒米盖，雷诺在希赛，外交部的各部门在维朗德里和拉沙泰涅莱，内政部长芒代尔在图尔的省政府。人们无法想象到比这更加糟糕的混乱、散乱和软弱无力了。认为无论如何，卢亚尔河的城堡都远离前线，处于一个交通方便的地区，这种想法肯定来自人们战前的信念。然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却是一种由此而来的、难于置信的无政府状态，证明当时在外交部负责贸易协议的埃尔维·阿尔方所作的愤怒的评论是正确的。他说：“是白痴组织了那些再也不能进行合作的行政机关象发疯一般的撤离。无疑，他以为，对部长们来说，利用卢亚尔河谷地区的城堡会是一件‘舒服的事’。”（22）
  眼下，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任何事情比取代魏刚更加紧迫的了。雷诺在乘车夜行途中，最后同意让戴高乐去找中部集团军司令洪青格尔将军，先告诉他不久后有可能被任命为总司令。在奥尔良停车时，雷诺惊呆地获悉，魏刚不请示政府，就要求丘吉尔当天来法国的布里亚尔。戴高乐则利用这件事来促使雷诺下定决心。他已经建议雷诺任命洪青格尔为总司令。然而，假如戴高乐知道，正是洪青格尔指挥的第二集团军在阿登地区的德军进攻面前进行了最彻底的退却，而洪青格尔当时向统帅部隐瞒了他负责坚守的前线的实际情况，那他就不会提出这个任命建议。此时此刻，政府在大叫大嚷，将失败责任归咎于第四军军长科拉普将军，而戴高乐当时正在将第四装甲师的坦克集结起来，肯定是来不及过问此事的。不管怎样，戴高乐认为——就象他本人所写的那样——洪青格尔在海外取得的经验使这位将军能够“继续上升，直至在世界战略方面”。6月11日早上，戴高乐对洪青格尔在最艰苦的考验中保持的“冷静留下了深刻印象”。洪青格尔后来成为维希政府的国防部长，他用讽刺的口吻，叙述了自己同戴高乐的谈话，并且只是断言戴高乐对他进行的活动是“令人愉快的”。（23）但戴高乐却肯定地说，他当面向洪青格尔提到了在非洲继续抗战，以及“在战略和组织方面的彻底变化”，得到了洪青格尔的赞同。
  不管怎样，这次活动是无用的。当戴高乐在布里亚尔与雷诺会合时，他发现雷诺业已容忍把魏刚留在政府里，而魏刚却拼命地强制推行一项他所不愿意的解决办法。在此情况下，人们懂得，戴高乐已经相信，法国政治和军事权力正在走向悲剧性的分裂。
  因此，盟国最高委员会先后在6月11日星期二晚7时至9时半和从12日上午8时半起召开会议。（24）不过，谁也不知道，会议是否应魏刚、雷诺或丘吉尔的要求召集开的。虽然会议记录各有不同，但看来魏刚是毫不松懈地强调，法国军队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德国人的胜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与此同时，丘吉尔宣告，英国的意志是进行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并就法国或海外抵抗斗争的可能性提出了下述许多建议：要坚守马其诺防线，组织巴黎保卫战，在森林地区或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将兵力集中在布列塔尼，以此作为可以长期坚持、获得外部支持、比敦刻尔克更容易撤出守卫者的桥头堡等。这里且不说舰队，北非，一切能坚持斗争和抵抗、等待美国不可避免地参战的办法。此外，由于戴高乐提出建立“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的益处，人们决定，翌日上午由他去进行实地考察，研究有关条件，以致他没有出席盟国最高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雷诺在讨论中坚持认为，“继续战争的问题是政治问题，属于政府的职权范围”，反驳了魏刚的发言。贝当也发了言，但他只是为了提醒人们说，1918年，他曾率领法国40个师去增援困境中的英国军队，并但现在看到（英国）却没有向法国军队提供任何相似规模的援助……
  6月12日这天，戴高乐向他的命运又跨出了一步，这是这些悲剧性日子中最重要的步子之一。一方面，在戴高乐认为，他所属的政府已陷入一种不可挽回的慌乱之中。
  “在这次会议上，”戴高乐写道，“那些即将主导战争新阶段的观点和激情进行了公开的交锋。所有迄今作为行动和态度的基础的东西，只是属于历史的东西。英法两国的团结、法国军队的强大、政府的权威和统帅部的忠诚等已不再是大家公认的情况了。”
  戴高乐看到，魏刚的目的仅仅是“尽快地取消战役和战争”。贝当则固执己见地支持魏刚。雷诺的情况是，
  “（他）在重申法兰西不会退出斗争，敦促英国人派其空军主力来支援法国的同时，（表明）不管怎样，他不会同贝当和魏刚分手，就象他希望有朝一日看到他们赞同自己的政策那样。”
  戴高乐在几个小时前，刚刚见到雷诺这个多年来他寄予一切希望的人，看见雷诺放弃了取代魏刚的做法，让魏刚到丘吉尔那里去面陈法国实行政治军事投降的种种理由，让魏刚说明情况而不作反应，并继续要求英国空军进行干预。但显而易见，英国战斗机在后来的法国战役进程中不再发挥任何效用——即使不是这样，对布列塔尼这个面向大西洋的桥头堡来说也许不再发挥任何效用。然而，戴高乐第二次会见了丘吉尔。他对丘吉尔作了如下描述：
  “丘吉尔镇定自若，充满活力，但对处于绝境的法国人却真诚地持有一种谨慎态度，他已经对英国被孤独地抛到英伦三岛上、他本人必须努力引导英国走向拯救这样一种可怕而壮丽的前景感到震惊——也许还有一种模模糊糊的心满意足。”
  这种双重的和决定性的经验延伸下去，直到夜晚。晚餐后，达尔朗前来询问，原定对热那亚和意大利舰队进行打击的海空联合行动是否维持不变，或者说因害怕敌人空军采取报复行动而加以取消。戴高乐建议立即执行这项行动，但雷诺在维尔吕姆的建议下，决定推迟行动。几天前，雷诺曾建议捍卫巴黎，并将此任务交给德拉特尔。德塔西涅将军；这次，人们宁可声明首都是“开放的城市”，雷诺是再次公开表示反对戴高乐的意见。（25）不过，戴高乐在晚餐时坐在丘吉尔的左边。于是，他们俩进行了一次比6月9日会谈时间更长和更加开诚布公的谈话。他们彼此都没有将谈话记录在案，只记下他们的结论。对丘吉尔来说，戴高乐显然是“年轻而精力充沛”，“如果现行的路线失败，那么雷诺就会要他出来指挥”，而且戴高乐无论如何都主张继续斗争；戴高乐则感到。丘吉尔实际上是在衡量他的决心……
  6月12日早上，戴高乐在雷恩，就在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的可能性——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问题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然后返回了希赛城堡，雷诺在那里等他。这时，政府面临的问题是要知道迁到坎佩尔，还是迁到波尔多。经过实地考察，戴高乐对维持和坚持布列塔尼这个“面对大西洋的桥头堡”不抱幻想，但他——他写道，“理所当然”地——建议将政府迁到坎佩尔，因为他认为此时政府“只有出海一条出路”，而且他恰恰是预见和想要到海外去继续进行斗争。但政府的选择是迁到波尔多。然而，基本问题并不在此，远未如此。雷诺在迎接戴高乐时告诉他，贝当和魏刚刚刚在康热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公开要求停战。
  人们被逼到墙根下，被迫作出最后的决定。在抵抗斗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进行了无情的对抗。雷诺似乎一贯主张继续进行战争，以致戴高乐利用这点来让他签署一份致魏刚的公文，要求魏刚“在中央高原和布列塔尼”进行抵抗斗争，以便将来准备和组织“在法兰西帝国的斗争”。可是，根据戴高乐的记录，这份公文充其量是下达一个指示，肯定不是一个“明确的命令”；一旦签署，“公文就会立即在幕后遭到置疑，最终只是在明天发送出去”……不管怎样，也不管戴高乐已经是那样悲观失望，他在6月13日上午会见了参议院议长朱尔·让纳内和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戴高乐从会见中得到的印象是，让纳尔和赫里欧都支持继续抗战，虽然两人气质不同，让纳内“在动乱之中保持坚定态度”，赫里欧则“态度和蔼，颇有口才，雄辩地（表达）其经历的各种各样的感情”。总之，戴高乐认为，不管“放弃派之流”在雷诺周围的影响有多大，“只要雷诺本人不作任何让步”，那他就能压倒贝当和魏刚。
  迄今为止，雷诺似乎没有做出任何让步。在康热召开的内阁会议上，魏刚——他不是内阁成员，但不得不列席会议——确实要求人们提出停战。（26）对此，贝当立即表示支持，此外，唯独让·普鲁沃斯特部长——几天前，雷诺才刚刚任命他当新闻部长——表示同样的意见。所有其他的部长都公开表态支持在北非继续斗争，有些部长援引3月28日关于禁止法英两国单独缔结和约，有些部长则象雷诺那样提醒说，人们不能同“新成吉思汗”希特勒去签订一项可接受的协议。除了邀请丘吉尔参加翌日6月13日召开的、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之外，没有作出任何决定。由于缺少政府部长之间必要的通讯手段，这次会议就无法召开。当丘吉尔不无困难地抵达图尔时，没有任何人在那里接他，省政府也没有人接他，以致他同伙伴们一道到饭店去进午餐。博杜安最终找到了他们，然后一道返回省政府。丘吉尔身边有两名内阁大臣——负责外交事务的哈利法克斯爵士、比弗布鲁克爵士，以及他的参谋长伊斯梅将军、斯皮尔斯将军和坎贝尔大使。雷诺身边只有博杜安和马尔热里。戴高乐没有得到邀请，他只是得到马尔热里的通知才去同雷诺他们会合，但迟到了一个小时。
  雷诺在图尔向停战派作出了一个“让步”，这个让步对他和抵抗派来说，只能是致命的一击。（27）雷诺引证了魏刚在前一天夜里声称停战“必要”的做法，询问英国人是否同意让法国放弃3月28日协议关于禁止法英两个盟国单独缔造和约的承诺。在当时的形势下，这是一个充满严重后果的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