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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1日，召开了法英最高委员会会议。⑿会议首先讨论了还在敦刻尔克坚守的“袋形阵地”问题。丘吉尔要求与会者避免进行任何“难兄难弟之间”的争吵，允诺加快法国军队的撤离速度。但是，在被拯救的法英军队的兵力人数同坚守桥头堡到底和作出牺牲的4万名法国人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此外只能加上那种在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同另一个决心为了不受侵略而斗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鸿沟——不久后被停战的支持者利用鸿沟。48个小时后，贝当已经再次接见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认识的斯皮尔斯。⒀他批评了魏刚所作的关于索姆河战役的部署，预言这种部署在德国即将发动的进攻面前不会坚持很久。接着，贝当粗暴地坚持说，事实上，现在法国师旁边没有一个英国师，并且不再能依靠英国飞机的支持。然后，他又指责雷诺将失败归咎于军队首脑，认为国家已经“被政治腐蚀”了。贝当长时间地攻击戴高乐，最后向斯皮尔斯宣读了一篇他在1937年所作的关于贞德的讲话……这位丘吉尔的特使在会见贝当后相信，贝当认为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已经主张停止斗争，而不考虑由法英两国在3月28日作出的、不签订任何单独和约的决定。
  6月5日，当战争委员会开会时，一切都变得更加明朗了。⒁这天，魏刚坚决地声明说：“如果战役已经明确输掉（……），那么此时此刻，真正的勇气就是同敌人谈判。”会议的正式记录写道，“贝当元帅赞成总司令（魏刚）的意见。”但这天，雷诺毫不犹疑地反驳了他们俩的意见，以致他直截了当地肯定说，“任何和约与任何停战都将是不能接受的”。无疑，雷诺认为，他必须加强自己的权威。6月5日，他在改组其政府时，就认为已经达到了这一目的。但事与愿违，停战支持者和停战反对者之间的严重对抗变得更加尖锐起来。此次，雷诺排挤了达拉第。自从雷诺接替达拉第担任政府总理以来，他就不能再与达拉第共事了。两人的意见分歧在一切场合都明显表现出来。可是，当雷诺在其总理和国防部长职务上再加上外交部长一职时，他任命保尔·博杜安为副国务秘书，但他不能不知道，博杜安主张尽早地摆脱战争。相反地，达拉第届时将反对停战，同其他主张继续抗战的议员乘坐“马西利亚号”抵达北非。雷诺排挤了蒙齐，因为蒙齐过于公开地明确支持同墨索里尼签约。但他却任命蒙齐的合作者之一伊夫·布迪里埃当财政部长，而布迪里埃非常接近德保尔特夫人和他的那些不断要求停战的亲信——这些情况，雷诺是不难知道的。反过来，雷诺终于下决心克服那些他事先预料到的异议，任命戴高乐为国防副国务秘书。人们看到，这个任命在贝当和魏刚那里激起了愤怒的反应。任命又立即引起同维尔吕姆的一个事件，维尔吕姆作为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不无理由地打算躲开新任的副国务秘书戴高乐的权威。然而，即使维吕姆争取到不受戴高乐指挥，他也不能阻止雷诺作为补偿，同意让戴高乐出任国防和战争的副国务秘书，显然他有意要扩大戴高乐的权限。⒂
  戴高乐正在登上舞台。即使戴高乐还没有登上舞台，他也立即估量了从5月25日以来所爬的陡坡。戴高乐6月3日致雷诺的信函表明，他充分意识到这点，他知道自己面临对停战和投降的支持者贝当和魏刚。要对付这两个人，戴高乐只有雷诺一个支点。雷诺不断地向戴高乐重申，他是主张继续抗战的。对此，戴高乐无疑是早已不抱幻想了，因为他已经估量了这些主张停战、在雷诺周围占有越来越重要地位的人对雷诺施加的影响。然而，戴高乐别无选择，只能将一切赌注押在雷诺身上，押在雷诺表明的继续抗战的意愿上。
  戴高乐和雷诺在6月6日和7日的会见中，取得了一致意见。就象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所写的那样，这就是要“尽量长久地在欧洲大地上进行战斗”，但特别是“决定在法兰西帝国继续进行斗争，并为此做好准备”。戴高乐明确地建议雷诺管一管“那些因此必须采取的措施”。当戴高乐听到雷诺要求自己前往伦敦，向丘吉尔证实法兰西继续抗战的意志，并向自己作了这样的自白：“我在5月26日和31日同英国政府的会谈中可以给英方它留下一个印象，我们并不排除停战的前景。”时，他能够估量出那些业已出现的模棱两可和犹豫不决的态度。因此，现在必须说服英国政府，使它相信我们的前景与此相反……再说，6月8日，当戴高乐去拜访魏刚时，他毫不犹豫地相信，那种阻碍法国作出决定、乃至阻碍国家和军队最高层作出决定的分裂状态是无法克服的。戴高乐就此拜访所作的会谈记录预示着在此后的日子里，戴高乐同魏刚之间的对立是无法消除的。他们俩都清醒地预感到，尽管法国人表现得很勇敢，但索姆河战役已经失败了。魏刚断言说，此后“就完蛋了！”于是，戴高乐发现了魏刚的立场，并明确地问道：“那么法兰西帝国呢？”魏刚否认了戴高乐笔下关于他对戴高乐的回答，但从基本内容来看，这种回答同魏刚本人所叙述的回答非常接近。魏刚把在法兰西帝国继续抗战看作是“儿戏”。人们记忆犹新，当雷诺告诉魏刚戴高乐已晋升为副国务秘书时，魏刚也对雷诺说过“这是一个小孩！”，魏刚还肯定说英国也会很快同德国举行谈判，流露了他对国内动乱的烦恼，对此时能拥有一支“维持秩序”军队的热烈希望……
  戴高乐被赋予了双重的使命——首先是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大地上继续斗争，然后思考如何在法兰西帝国继续斗争。这种双重使命便合乎逻辑地要求尽可能地推迟敌人的占领，尽管占领整个法兰西已经不可避免。必须赢得这样的行动时间：将法国所能拥有的全部飞机、军用物质、甚至兵力都转移到北非，以便应对意大利今后必定无疑的参战，应对德国在希特勒决定将其战略引向地中海地区时进行的冒险行动。相对地，如果希特勒以英国为战略目标，那也有同样的急迫需要：尽量长久地在法国继续斗争，以便使德军现在只有几周的时间，接着，季节的变化会使德军（在英国）的登陆成为不可能。这就是那种迫使继续斗争的支持者接受的逻辑。戴高乐立即从中得到了启示。这就是导致戴高乐多次关注布列塔尼“内部堡垒”的可能性的由来。⒃在戴高乐赋予布列塔尼堡垒的时间和重要性问题上，有关的证词是不一致的。雷诺的助手勒加认为此事意义重大，认为那种主张雷诺支持继续抗战的论据因此遭到了削弱。乔福瓦·德库塞尔——戴高乐选他当副官，他后来一直在戴高乐身边——则肯定说，从6月7日起就不再是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整个法国军事抵抗斗争战略来说，布列塔尼“内部堡垒”具有一种意义，并使戴高乐颇感兴趣。因此，只要有可能，就绝对要在法国的国土上继续斗争。这种战略与魏刚选择的战略相反。魏刚将把法军的全部力量集中在索姆河一带，而不在后方建立后备力量，甚至不考虑进行新的战斗。
  有些军事首脑察觉到由此而来的严重后果。5月27日，殖民军参谋长比尔将军向内政部长乔治·芒代尔说明了“魏刚总司令努力建立的这条连续不断的防线的危险”。⒄比尔说，“敌人将会轻而易举地冲破这条薄弱的警戒线，而我们的部队却遭到瓦解，显然无法阻挡敌人的挺进”。相反地，比尔建议芒代尔依靠“两个坚固的抵抗斗争堡垒，其中一个堡垒要建在汝拉，由东部地区的军队组成，要不惜一切将它保持在马其诺防线一带，因为马其诺防线已经转向北方；另一个堡垒要建在布列塔尼，由法英两国军队组成”。当时，还在指挥第四装甲师的戴高乐曾对魏刚建议说，要将尚在待命状态的大约1200辆坦克建成两个集团军，每个集团军要加强兵力，增加2至3个步兵师和炮兵部队；其中一个集团军部署在巴黎以北，另一个部署在兰斯以南。戴高乐写道，“其目的是要在德国装甲兵团的侧面采取行动”。⒅本着与比尔将军同样的精神，戴高乐在6月6日至7日或8日期间，考虑在布列塔尼建立一个“内堡”。尽管布列塔尼的地质更加有利于从东到西的深入，而不利于从北到南的防线，但从表面上看，建立这个“内堡”会提供好几个好处：它将德军的推进引向西线，从而迫使德军分成几个战斗轴心；它可以在一条狭小的战线上进行临时防御；它便于英军登陆，在布列塔尼集结英军，也许比在敦刻尔克集结更好，因为德军飞机只能从相距遥远的基地起飞，来投入战斗。
  然而，正如魏刚那种起先隐蔽的和后来公开的、支持停战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放弃其战略选择和真正的政治意志。5月26日，当驻守马其诺防线的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将军向魏刚建议准备撤离马其诺防线，将部队撤至莫尔旺与汝拉之间——准确地说，就象比尔将军向魏刚建议的那样——时，魏刚对普雷特拉表示了拒绝。⒆其结果是不用等待的。尽管法军进行了两天顽强而英勇的抵抗，但索姆河防线还是被突破了。糟糕透顶的是，魏刚只是在6月12日，才向普雷特拉下达了撤退东部地区军队的命令。而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在6月15日抵达朗格勒，6月17日抵达贝藏松和蓬塔尔利埃，这种灾难性的延误使部署在马其诺防线的法军注定要遭到敌人的包围。
  实际上，在索姆战役之后，人们不再拥有必要的部队和足够的期限，来建立由实行另一种战略所要求的抵抗斗争堡垒了。如果实行另一种战略，那就不是打一场不可能实施的阻击战役，而是进行一些特意策划的、旨在集中一切在海外继续斗争的手段的推迟性演习。戴高乐写道，“将来会有战斗，而不是一败涂地”。
  不管怎样，到了6月8日，不再有任何怀疑了。魏刚及其亲信的心态不再是进行战争，而是在谋求——几乎是不公开地谋求——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同时实行投降。戴高乐看到了这点，便马上报告雷诺，并提议由雷诺取代总司令魏刚。但雷诺觉得这个建议似乎尚未成熟，便要求戴高乐前往伦敦，谈判关于英国还能向法国提供援助和继续抗战的条件问题。因此，6月9日，戴高乐抵达伦敦，只带两名助手：他的副官德库塞尔中尉和雷诺的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罗朗·德马尔热里。这是戴高乐第一次去伦敦，也是第一次会见丘吉尔。德马尔热里描写道，戴高乐“背着手，前后左右地散步，心情激奋，操一种一半法语、一半英语的、奇奇怪怪的语言”。戴高乐遵照雷诺赋予的使命，坚持要求英国空军重新参加法国的战役。对此，丘吉尔回答说，法国的战役远离英国海岸，在此情况下，英国的歼击机越靠近其基地，其有效性就越大。戴高乐听了便立即向丘吉尔告辞。据斯皮尔斯的证词，戴高乐当时对丘吉尔说：“是您言之有理。”不管怎样，从这天起，戴高乐明白了，从今往后，保卫英伦三岛对丘吉尔来说是绝对优先，归根结底是西方民主国家未来获胜的首要条件。
  6月9日这天的主要活动，是丘吉尔同戴高乐进行了第一次密谈。就后来的事件发展而言，当时他们俩彼此之间的看法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疑，丘吉尔只是发现了一位具有坚定不移的决心、爱说是“英国人”冷静的、年轻的法国将军，但他却还没有估量出这位将军的人格和意图。相反地，戴高乐从中得出了结论和某种被证实的信念：丘吉尔将是一位同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人。不过，在戴高乐看来，没有什么东西比下述信念更加重要的了：虽然戴高乐不知道那种危机——人们将要看到，在短短几天里，危机已经悄然无声地动摇了英国政府——但他知道，继续抗战对法兰西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但这种抗战只有在英国也大力继续斗争的情况下，才具有战略意义。戴高乐不再怀疑英国将大力继续斗争，因为他看到，丘吉尔同英国人民保持一致。他从这天起，就赞赏英国人民保持的镇定自若和具有的宁静决心，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