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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想象得到，戴高乐在经历蒙科尔纳战斗经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戴高乐在战斗中，检验了装甲车进攻的有效性和他的指挥能力。他抓住了现在这个时机：由于敌人进攻部署的薄弱，可以相信立即举行反攻会获重大效果。不管戴高乐此时或者后来了解到甘默林的第12号指示，他再次看到统帅部没有利用时势和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一旦能明白这点，戴高乐就马上估量到任命魏刚为总司令的后果。但眼下，魏刚的权威就象他的知名度一样得到了加强。5月21日，军队最高层选择了戴高乐，让他在电台上发表关于军事形势的讲话。讲话录音是在萨维涅大厦的花园里录制的，戴高乐在那里设立了师指挥所。犹如时局要求的那样，戴高乐以一种坚强有力的口吻表明了自己的意见，这种口吻对于恢复那些听众的信心是合适的。这是一个短暂的佚事，对此，任何人都没有留下半点印象，他本人也没有提及过。但事隔多年来看，录制戴高乐讲话具有一种独特的立体感。正是在这天，他第一次在麦克风面前讲话……（53）
  戴高乐在蒙科尔纳发挥的作用，足于吸引统帅部的目光，以便使人们想到在另一条战线上立即使用戴高乐。此次，就是缩小德国人在阿贝维尔前面建立的袋形阵地。这是统帅部试图开展的行动之一，其目的是要图建立一个连绵不断的和前后连贯的新战线——新战线从索姆河口起，先后同安省和隆维雄战区会合，并经过那里最后同马其诺防线会合。与此同时，戴高乐终于得到了晋升。人们看到，在甘默林同意任命戴高乐为将军之后，事情就一直拖在那里。无疑，雷诺担任国防和陆军部长后，才使戴高乐晋升问题的卷宗走出了办公桌抽屉。戴高乐对此感到有点自豪，也暂时多了点乐观主义，这是毫不令人奇怪的。5月24日，戴高乐是这样给妻子伊冯娜写信的。
  “总是争吵不休。但就我而言，事情倒没有变坏。我得到的印象是，困难已被克服，（我们）在走向康复。然而，我们将会留下和进一步留下多大的损失啊！我从昨日起就升任将军了。我是通过保尔·雷诺的一封信获悉此消息的。他根据魏刚将军的建议，签署了我的委任状。”
  说真的，这只是一项从未得到过证实的、“临时性”的任命。这样，戴高乐在49岁半时，成了法国军队最年轻的三名将领之一。此外，在阿贝维尔的战斗——此战并未取得全部减少德军的袋形阵地，但赢得了许多地盘和俘虏了400人——之后，获得了一次引人注目的嘉奖。一周后，第四装甲师所属的第七军军长费雷尔将军向戴高乐颁发了另一次嘉奖。但这两次嘉奖后来都被维希政府取消了。
  5月31日，福琼将军率领的英国师接替了法军第四装甲师。戴高乐将第四装甲师部署在马赛－昂－博维奇地区，并返回巴黎。他先去了裁缝店，穿上了一件将军制服，然后受到了雷诺的接见。这天，戴高乐是否被提名进入政府呢？任何人都没有对此提供过证词，但陪同戴高乐的内罗上尉却有了他入阁的感觉。接着，他拜访了魏刚将军。魏刚召见戴高乐，祝贺他在前线进行的战斗，向他询问了现在必须如何整顿装甲部队的问题。（54）6月2日，戴高乐起草了几项建议，作了对魏刚回复。即建议把法军剩下的装甲师重建成三支部队，而不是四支部队；这三支部队只由一名总司令支配；集结成唯一的“装甲兵团”。戴高乐写道，他“毫不谦虚地并且意识到自己能力地”要求指挥该装甲兵团。戴高乐已经通过这种口吻和这种方式来摆脱军队最高层的习惯做法，这明确地表明，他想要在法军统帅部里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也许这是由于雷诺昨日向戴高乐提出的建议的缘故。或者相反地，因为戴高乐认为雷诺的建议是可疑的和偶然的，他不想为了获得一种与事件发展相称的指挥权而将忽略一切。不管怎样，戴高乐已经感觉到，他即将这场战争中扮演一个崭新的角色。
  6月5日，这种感觉变成了事实。当天下午，弗雷尔将军召见了戴高乐，向他私下透露说，根据可靠的传闻，他即将被任命为政府部长。翌日，6月6日，德莱斯特兰将军——德莱斯特兰在梅茨率领第507步兵团时就与戴高乐相识，并一直是他的朋友——打电话给他，告诉广播电台刚刚报道他即将成为政府成员。雷诺本人打电话给戴高乐，向他证实这个消息。戴高乐只是赶紧召集他的军官，向他们致谢，接着到“军官食堂”去结算伙食余额。如今，不管戴高乐所处的地位还不大高，但他即将参加国家的政治领导机构。
  其实，雷诺已在5月18日对政府实行了改组。雷诺任命贝当为副总理兼国务部长，让贝当同达拉第对调了工作，让达拉第改任外交部长，自己则担任国防和陆军部长；与此同时，他任命魏刚为法国军队总司令。此外，雷诺还任命迄今担任殖民地部长的乔治·芒代尔为内政部长，芒代尔是克雷蒙梭的前合作者，众所周知，他代表着法兰西同希特勒德国进行殊死斗争的意志。而今，基本的问题，政界、新闻界和公共舆论首先关注的问题，则是贝当同魏刚的上台。正是这两人即将成为不知疲倦的、主张雷诺下台的领头人，疯狂地反对继续抗战。只要几天、几周的时间，就可以察觉到这点。对于雷诺来说，这种对贝当和魏刚的双重选择是灾难性的。雷诺以自己的方式作了解释。（55）他写道，贝当被视为凡尔登战役的胜利者，关于1918年战争胜利的他最后一个活象征，得到了左翼的同情和右翼的赞赏。他还写道，魏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福熙的参谋长，是最有威信的法军将领，魏刚的名字具有任何其他将领所不能有的冲击效应。事实上，读一下在任命贝当和魏刚之后报刊发表的评论，人们就会认为，雷诺是看对了的，他的决定被证明是正确的。
  但人们不能只看到这点。这不仅是因为，当时贝当年届84岁，人们可以怀疑，贝当在法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是否会对国家刻不容缓的复兴作出决定性贡献。在政界，人们很清楚，贝当谴责过抗战，不愿象达拉第要求他做的那样，与赫里欧同时在政府中共事，因为他敌视赫里欧这位谋求与俄国联盟的代表人物，他也敌视勃鲁姆这位最坚决地与希特勒德国为敌的社会党领袖。再说，贝当的名字不断地重复出现在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的谈话之中。如果说雷诺会无视这个事实，那是很值得怀疑的。然而，首先，雷诺以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明确地、更有权威地代表着与戴高乐的全部论断的彻底对立。雷诺曾经支持过戴高乐的观点，有时甚至几乎是孤军作战，所以他比其他任何人更都知道这点。现在，雷诺把贝当安排在自己身边，就是赋予贝当——对戴高乐来说，此人是永远的敌手——重大的角色。雷诺上台之后，并未为启动法国军事体系的彻底改革作过任何努力，尽管这种改革是他本人过去亲自公开要求过的，也会是他的优先任务。雷诺是否认为，贝当在其身边，仅仅是一种旨在唤醒公共舆论——这种舆论对法国军队领导机构和指导战争，都不产生任何影响——的象征？也许是。可是，雷诺有心要冒一场把贝当安排在国家政治领导最高层的风险，而贝当在基本问题上，换言之，在进行战争和赢得战争胜利的方式问题上，是必然反对戴高乐的。
  与选择贝当相比，选择魏刚有着同样的意义，尽管这种选择没有被同样证明是正确的选择。魏刚的名字并非象贝当那样是个象征。魏刚也不引起同样的普遍的同情，远未如此。相反地，魏刚以乐意蔑视政界和议会、甚至蔑视共和国机构而著称。归根结底，魏刚的威信只是来自他从前在福熙身边发挥过的作用，即一个永远的参谋长的作用。在将魏刚推到军队最高职位之时，人们本来可以和应当记得，他从未亲自指挥过打仗。诚然，在军事拨款额度有限期间，魏刚先后担任过军队总参谋长和被指定为战时总司令，但他却承担了贝当从前所作的一切战略选择，并一直坚持到他被甘默林取代时为止。当时，魏刚明确反对过戴高乐的著述，并在离开统帅部之后继续同戴高乐进行论战，而这场论战是他在职时就早已开始的。雷诺知道这点。也许雷诺记忆犹新，那天，戴高乐在让·奥比尔坦的带领下，送给魏刚一本《建立职业军》，魏刚则亲笔写下他的意见，特别是写下“魏刚反对”这几个字。然而，自从雷诺上台以来，一切都消逝了，仿佛他遗忘了似的。当雷诺在其周围组织密谋活动——这一活动得到达拉第的拼命支持——以便取代甘默林时，看来他没有注意选择其接班人，赋予这种选择以任何优先地位。据那些参加密谋活动者的证词，人们只能记住少数人的名字，最多三个。（56）比约特是早在战前就公开表态主张组建装甲师的极少数将领之一，他的名字不加讨论就被划掉了。乔治的名字，则没有任何象征的价值。再说，人们应当知道，在5月10日之后，一受到事件的冲击，乔治马上就垮台了。因此，魏刚得到了任命。但是，在一些如此偶然的、甚至微不足道的条件下，作出这样一个如此严重的选择，实属罕见。这是选择魏刚这个73岁的老人，他即将临时充当一个在战时、在任何一级都从未扮演过的角色，而德国人取得的最初胜利刚刚显著地否定了他的战略观念。人们还可以补充说，在过去的岁月里，魏刚从他驻中东地区军队司令的岗位上，支持过那些最鲁莽的对苏战争计划、或者巴尔干半岛的战争计划，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从表面上看，他并不关注下述的危险：法国正在为自己多树一个敌人，好象同德国一家打仗还不够似的。总之，对魏刚的选择与人们对雷诺的期待是背道而驰的，而多年来，雷诺是公开支持戴高乐所主张的观点的。
  人们至少可以认为，雷诺任命戴高乐为其身边的国防副国务秘书，最终是选择了法国着手进行（即使很晚进行也罢）军事体系改革——哪怕在敌人的打击下进行临时改革也罢。其目的至少是为了那些还有可能进行的战役，准备继续打仗，必要时在海外进行抗战。相反地，雷诺采取的第一个决定是任命维尔吕姆中校为他的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是雷诺把维尔吕维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主要顾问，因为任何认识维尔吕维的人都不能假设，这位空军中校只是承担行政任务。维尔吕姆有偏爱，有决心，有观点，因此，承认他不向任何人、特别是不向雷诺掩饰自己的偏爱、决心和观点，只是表现公正而已。因此，雷诺是在知道原委情况下，选择了维尔吕姆的。人们不会下结论说，雷诺赞同维尔吕姆的观点，坚决听从他的意见，谋求妥协的和平。但雷诺想要把他用作自己的直接合作者，则是第二次。人们看到，当雷诺上次向维尔吕姆建议担任其外交部长办公室主任时，他曾经表示过拒绝，此次他同意襄助雷诺，当国防部长办公室主任。这样，从1940年5月18日起，下述这些人的帮派得到了加强。他们在雷诺身边工作，并被雷诺选中，首先想到的是要制止战争，或者至少是绝对不考虑坚持不懈地、不顾一切地继续进行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人们已经看到，还将进一步看到这些雷诺的亲信的份量。但是，是雷诺建立了这个亲信帮派，他完全不去关注那种在其组阁时应当考虑的政治平衡。
  在戴高乐即将成为政府成员的时刻，看来任何基本的东西都还没有成为定局。然而，也许一切都已经受到损害。雷诺所作的人事安排使戴高乐感到害怕。戴高乐没有搞错，他也不愿意向雷诺这个自己六年来寄予厚望的人隐瞒自己的观点。6月3日，即在被任命为副国务秘书的前三天，戴高乐给雷诺写过一封信。这无疑是他致雷诺信函中的最重要的一封，因此必须全文援引如下：
  “总理先生：
  我们已经濒于深渊，而您担负着法兰西的重任。我请求您考虑以下问题：
  1、我们第一次失败的原因在于敌人运用我的观念，以及我们的统帅部拒绝运用我的观念。
  2、在这次可怕的战争教训之后，您——唯独您曾经关注过我——您已被视为主人，其部分原因是您曾经关注过我和人们知道这点。
  3、然而，一旦您成为主人，就马上把我们抛弃给从前的人。我既不知道他们过去的光荣，也不知道他们从前的功绩。但我敢说，如果让这些从前的人做事的话，那他们就会输掉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