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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在戴高乐看来，整个法军参谋部都显得“工作繁重”，看来“活力已经中断”。短短的五天已使敌人跨越默兹河，涌入阿登山脉，使整个盟军机构面临着崩溃的威胁。在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身上，业已刮起了一股恐慌之风。戴高乐在总司令部里感到了这点。对戴高乐来说，不存在流露出悲观主义和对最高统帅部持严厉批评的问题，在他准备率领第四装甲师战斗之时尤其如此。然而，就象所有在5月15日具有同样经历和同样感受的人一样，戴高乐是不可能完全掩饰其不安情绪的。在这一天，他还抽出几分钟的时间，给伊冯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强调了几个词，让妻子理解他的思想。
  “事件是非常严重的。我相信，我们将能左右局势。但是，必须预料到一切。再说，对您来说，不管现在发生什么事，都是毫无燃眉之急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让布雷特将军向您通报情况，以便您不感到意外，万一……假如出现了‘万一’，最好是首先找到苏珊娜。您要确保有一种可能的交通工具，但不要引人注目。此外，我真诚地对您说，我不相信事情会落到那一步。”
  戴高乐在这封家信的开头，对妻子写道：“昨日被紧急召见，要去筹建一个师。在这个问题上，一切顺利。”事实上，为第四装甲师预定的军用物资集结得相当快。戴高乐几乎立即能动用这批军火。可是，戴高乐是在很大程度上，在掩饰其感情中去打仗的。因为5月16日这天，他整天都在集结第4装甲师，在拉昂周围来来回奔波。在戴高乐看来，当时他发现的撞击是这样强大，以致他在十三年后撰写《战争回忆录》时，将他1940年6月18日开始的抵抗斗争事业的深刻原因，归于此次考验。戴高乐本人是这样描写这次溃败的：
  “我在那里看到，许许多多的法国军人都变得手无寸铁了。他们属于那些在近日内被德军坦克师打垮的部队。他们在溃逃中被敌人的机械化部队赶上，所以接受了德国人下达的缴枪、向南方行进、不要堵塞公路的命令。‘我们没有时间来俘虏你们，’敌人对他们喊道。”
  面对这样的崩溃，这样的衰败，戴高乐受到了无比强烈的冲击。他浑身都感到怒不可遏。无疑，戴高乐就此写下的文字，准确地表达了他心中涌动的、那些不可磨灭的感受。
  “当时，看到这种人民狂乱和军队失败的情景，听到这种敌人狂妄而轻蔑行径的叙述，我感到无比愤怒。啊！这是太愚蠢了！战争的开局极其糟糕。因此，必须继续战斗下去。在世界上，还有着继续战斗的空间。如果我活着，那么，只要有战斗的必要，我就要在必须战斗的地方战斗下去，直至打败敌人和洗雪国耻时为止。我后来所能进行的抵抗斗争事业，就是在这天下定决心的。”
  眼下，戴高乐转入了攻势。5月17日凌晨4时30分，第四坦克师的一百辆坦克发动了进攻，到近中午时分已经打到了蒙科尔纳。由于两翼遭到威胁，德军第一坦克师看到其通讯联络受到重大威胁，以致德军在当天下午派第十坦克师来增援，以便使第一坦克师恢复元气。法德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大批德军飞机自由地行动。然而，第四坦克师向拉昂的撤退并不妨碍当天第六军的部署。特别是，这次激烈的战斗赢得了短暂的胜利，使得全体参战将士都感到，他们可以依靠成功的运气，来抵御敌人最好的装甲师。对戴高乐来说，这是一次决定性的经验。作为坦克使用问题的理论家，他可以将其过去所想的和预见的做法加以实施，即使在很低级别上实施也罢。（51）毫无疑问，戴高乐还增添了对他自己、自己观点和自己判断的信心。这样就解释了为什么戴高乐将在48小时后采取一次奇特的主动行动。5月18日，他获得了增援，现在第四装甲师拥有大约150辆不同型号的坦克，其车组成员来自那些尚未共同战斗过的团队，据戴高乐所述，“他们给人以普遍热情的印象”。5月19日上午，戴高乐向克雷西和布伊方向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再次从侧面打击那些在索姆河以北向圣康坦挺进的德军装甲师。在大桥附近，德军的斯图卡斯式飞机使法军坦克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而未遇到法国空军的任何反抗。由于缺乏飞机支援，又几乎没有炮兵，第四坦克师再也无法前进。戴高乐已经从一座名叫丰杜山的山丘上看到这点。但他在前两天就已懂得，现在则更好地验证，敌军在向西线、索姆河河谷和英吉利海峡深入的同时，将侧翼暴露在法军面前，如从南往北发动一次进攻，那就会切断敌军的通讯，并恢复同驻比利时的盟军同法国北方的盟军之间的联系。戴高乐是那样深信，这里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地方，以致他完全不理会乔治将军当天下午发来的后撤命令。夜幕已经降临了。当戴高乐急匆匆地赶到杜贡将军的指挥所时，前线又暂时地恢复了平静。戴高乐想要说服杜贡将军给他增派两个师的兵力，使他强有力地恢复白天开始的攻势，以便扑向德军装甲师的后方，切断其通讯联系，同北方的军队会合。戴高乐同杜贡将军的争论持续很久，但最后没有取得效果。杜贡宁愿照总司令部的命令去做。
  当人们知道这个事件处于何种局势时，它就会获得其全部意义。因为在5月18日上午，甘默林认为，德军的形势是最适合法军开展反攻的。就象1914年，德军的右翼为了包围香槟和洛林地区的法军而向东南方向进军，从而提供了向其两翼中的一翼进行进攻的机会——这次进攻便是法军获得马恩河战役胜利的起源——那样，现在德军向英吉利海峡的进军会使其南翼变得脆弱起来，并拉长了将其前卫装甲师同其主力步兵师连接的在一起的通道。通过空中侦察，甘默林得到证实，在拉昂、蒙科尔纳和比利时纽沙泰尔之间——准确地说，就是在戴高乐指挥进攻的地方——德军的力量是弱小的。当时，丘吉尔不知疲劳地观察着这场战争中发生的小事，始终热衷于战略问题的思考，也具有与甘默林同样的信念。5月19日，丘吉尔致函甘默林说：“乌龟已经伸出头来，伸到离其背壳很远的地方。还有几天的时间，德军主力才能抵达我们的交通线。看来从北方和南方，对这个长口袋进行强大的夹击，就会收到惊人的效果。”这也是甘默林的想法。同一天，9时45分，他签署了关于旨在确定反攻的“第12号个人秘密指示”。指示是以这样一种有意义的表达方式开头的：“不想对指挥战役进行直接干预……”甘默林以此提醒说，指挥东北军属乔治的职责，但同时强调其意图是要重新掌握局势，承担其职责，从而亲自证明法国统帅部组织工作的前后不连贯和自相矛盾。至少，甘默林看到了现在必须做的事情：沿着索姆省和安省一线，加强盟军手段，以便尽早向北方——戴高乐想要在北方主动发起进攻——发动一次攻势；关于与盟军切断联系的、驻比利时和法国北方的集团军，“不是让它受到敌人的包围（……），而是要发扬极端勇敢的精神，一方面，必要时，要开辟索姆省之路，另一方面，则要把特殊的机动部队投放到德军坦克师和跟随这些坦克师前进的摩托师的后方。”至于那些必要的手段，没有作任何明确的指示，但至少是，反攻的总方向是明确的，选择的时机也是良好的。然而，5月19日晚8时45分，甘默林收到雷诺的公函，被解除了指挥权。
  魏刚接替了甘默林。对魏刚这次任命将在未来的几周里产生巨大的恶果，但不管怎样，眼下对甘默林预定的对德反攻却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52）因为魏刚想要对乔治将军充分实行其权威，并在作出一切决定之前都要巡视主要指挥部，以便实地了解形势。人们知道由此而来的结果。虽然魏刚象其前任甘默林一样，看到了德军所走的“通道”的脆弱性，但他在5月20日就职的那天却不想下达反攻的命令。5月21日，魏刚乘飞机到法国北方，下午一时左右晋见了比利时国王。后来，他又见了集团军司令比约特将军，建议比约特全力以赴，攻打阿腊斯－康布雷一线，从表面上看，他并未考虑到此时正在同一个战区的军事行动。魏刚还建议在进攻中尽量多使用英国师，凡是参战的英国师所留下的地方，都用业已经过考验的比利时师和法国师来接替。这样一来还会进一步推迟进攻时间。英国远征军司令戈特将军之所以没有出席这些讨论，要末是因为他对参加讨论不大热情，要末是因为被这天英军的行动困难缠身。人们最后同戈特将军会合，他在当晚8时抵达伊普尔。但魏刚不等戈特抵达，就出发了。后来魏刚解释说，他对人们报告他的、敌军对加莱机场的轰炸印象深刻。实际上，德军的轰炸并未发生。魏刚是在下午决定从海上返回巴黎的。因此，他不同戈特会晤，在下午5时至6时间动身，乘坐“花神号”，取道杜福尔，然后由于害怕勒阿弗尔港口外布下的水雷，就直接驶向瑟堡。第二天凌晨5时，总司令魏刚抵达瑟堡，然后乘内燃轨道车回到了巴黎……
  从甘默林起草其第12号令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天，但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不过，对德军的攻势来说，5月20日是最危急的一天。甘默林原定的反攻恰恰是从20日这天开始，或者至少是在这天初见端倪——为此，戴高乐曾要求增援两个师……在冯·克莱斯特的德国装甲集团军进军、直到法国北方海滨时，在亚眠、圣康坦和佩龙三地连接该装甲集团军同冯·龙德施泰特的集团军主力的通道几乎变成了真空。冯·龙德施泰特后来对英国军事批评家利德尔·哈特吐露私情说：“我们害怕，在我们的步兵师有时间赶到之前，我们的装甲师遭到处于孤立无援的地步。”再说，希特勒清醒地看到德军所遇到的危险，便敦促陆军参谋部要求步兵师尽量紧跟装甲师。5月22日，在德军装甲部队后面跟随的，还只有三个摩托步兵师和两个普通师。23日，德国人的形势明显改善。24日，通道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巩固。因此，只有在5月19日至23日之间，盟国的反攻才会有真正的成功机遇。
  然而，这些成功的机遇被浪费了。不过，5月21日，比约特和戈特不等魏刚的到来，相信甘默林在第12号令中下达的指示——尽管甘默林的指示还没有得到证实——因而在阿腊斯以南向康布雷发动了反攻，使隆美尔率领的师在当天下午陷入困境，长达数小时之久。第二天，在莫里尼埃将军率领的援军的支持下，比约特他们重新发动了进攻，但在预报德军增援部队抵达的消息之后，根据最高层的命令停止了反攻。后来，冯·龙德施泰特承认，在他看来，任何反击的威胁都没有象这次那么“严重”。但在23日，德军已经抵达，发动进攻，从西部和东北部迂回包抄阿腊斯，以致法国人和英国人被迫在24日撤离阿腊斯。在原先法英两国军队还在坚守的防区中，那个东南角突出部分已不复存在，事实很明朗，已不再有一个向南方发动攻势的出发基地。至于法军应从索姆省和安省开始、从南往北进行的攻势，需要增援部队，而这些援兵只能从部署在马其诺防线后面的一些师里抽调出来。然而，在5月20日、21日、22日和23日这四天中，没有下达要求抽调这些部队来攻打德军“通道”的任何命令。只是到了5月24日，当盟国已经失去其一切反攻的机遇时，人们才“要求”东部集团军司令普雷特拉特将军从上述部队中抽调部分兵力，向安省前线转移，而这种要求不是通过下达明确的命令，而是通过建议普雷特拉特“相信防御工事”，并以绝望的基调求助于他的“义务感和全体将士的牺牲精神”。
  人们想象得到，戴高乐在经历蒙科尔纳战斗经验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戴高乐在战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