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指出，某些社会阶层想要把斯大林视为敌人，而不是把希特勒视为敌人。它们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的手段——不是援助芬兰，就是轰炸巴库，或派兵在斯当布尔登陆——远远地甚于打败德国的方式。”
  不管怎样，是这股潮流在3月14日和19日的议会辩论中发表了激烈而热情地的意见，而且在很多人看来，是它教达拉第政府下台的。与此相反，勃鲁姆确实要求在指导战争中采取更加坚定和更加严峻的立场。但事实上，面对继续投达拉第赞成票的239名众议员，由300名投弃权票的众议员——也有一名投反对票的——组成的联盟是极其混杂的。人们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未来的政府会持久地和毫不妥协地代表着对德国的斗争，直至获得胜利时为止。
  戴高乐见证了这股潮流。据此，他设想到自己对政界中依然存在的抵抗能力和战斗意志进一步持悲观主义的态度。由于这种体验，戴高乐开始得到启发，看清了雷诺政府的命运和雷诺上台后的政治气氛。他用无情的语言来概述这种体验。
  “这足于使人察觉到，政府丧失斗志已经达到何等的程度。在所有的政党、报界、行政机关、商务活动、工会中，那些很有影响的核心都公开地赞成停战的思想。知情人断言说，这就是法国驻马德里大使贝当元帅的思想，人们认为贝当通过西班牙人获悉，德国人乐意准备签订一项协议。”
  戴高乐甚至提到要通过通知的途径来开展一次宣传运动，由宣传运动建议向贝当发出呼吁……再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雷诺政府准备立即开始一项“矫正”行动。雷诺政府的组成也让人怀疑：社会党人进入政府，有三名部长和三名副国务秘书，但最坚决爱国的右翼党团——路易·马尔坦领导的集团却没有入阁，尽管激进党人中有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放弃了入阁，对前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德和乔治·博内遭到排挤感到遗憾。不过，达拉第保留了国防部长一职，几乎保存了与雷诺总理同样多的权力，并且无论如何都能阻止雷诺想做的事情。
  那么，雷诺想要做什么呢？多年来，雷诺为组建强大的、兵力众多的和独立自主的装甲部队进行过辩护，此次他必定把此事作为政府的最近目标，因为他本人说过，这是现代战争获胜的最高条件。无疑，为了强行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同达拉第谈判其职务变动问题，赋予激进党人为确保其支持、或者取得右翼更大支持所必要的补偿。这项行动是困难的——人们对此不会怀疑——但这是为继续战争所必不可少的。雷诺必定想到这点，因为他早已说过。但必须看到，他光说不做。不管怎样，戴高乐看出了问题：对法国军队的结构、统帅部和学说均未实行任何变革。于是，人们只让甘默林以最慢的速度，逐步地组建他所愿意组建的4个装甲师，而始终不存在超过4个装甲师、或用不同方式进行组建的问题。
  毫无疑问，在雷诺政府上台的前几周里，戴高乐对此是感到痛心疾首的，尤其是因为他本来就相信，采取他所期待的决定和安排他本人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举手之劳。但是，戴高乐是否了解雷诺上台后不久将立即采取的那些计划呢？看来，戴高乐同雷诺过分接近，同消息最灵通的政界和新闻界接触过多，以致他不能不知道这一切。不管怎样，不管哪一天，即使戴高乐被告知一切，他也只能估计划，在他1月底的陈情书里提出的、完全转向对德战争的选择与雷诺作出的选择之间，有着一种从表面上看来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是因为，雷诺完全恢复了过去制定的计划，将下数两项计划合并在一起，前者是在挪威领海布雷，旨在阻止德国进口铁，甚至阻止其在斯堪的纳维亚进行大规模地面行动，后者是通过轰炸高加索的油矿，反对苏联的军事行动。（39）当芬兰战争已经结束和不再有进攻苏联的借口时，雷诺自己制定了这些计划，并在英国人面前为它们辩护，尽了最大的努力。（40）对此，张伯伦再次表示反对。但是，英国政府在丘吉尔的坚决要求下，要求在挪威领海布雷的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江河水雷，所以在3月28日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上，最终达成了一次交易。雷诺宣布，如果最高委员会转而赞同其关于轰炸巴库的建议，以此作为补偿，那他就能说服迄今采取非常敌视态度的其他法国领导人，使他们相信在莱茵河投放水雷的利益。因为张伯伦明确加以拒绝，所以会议最终达成了另一种交易：4月初在挪威领海埋雷，此此同时在莱茵河投放水雷。这也是一个机会，使人们看到，法英两国在苏联问题上的观点相距多么遥远。当张伯伦宣布，苏联驻英国大使马伊斯基已经就同英国举行新的谈判一事进行了交涉，他将对此作出积极的回答时，雷诺反驳他说，绝对不要相信苏联，在盟国专家在原则上应再次审议法国提出的轰炸高加索的建议的同时，与苏联人进行谈判是令人难堪的。（41）
  4月9日凌晨，德国对丹麦和挪威发动进攻，一举摧毁了盟国关于斯堪的纳维亚战场的作战计划。当天上午，法国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召开会议，决定必须在挪威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但达尔朗在事先不告诉任何人的情况下却建议盟国利用这一契机，要求比利时立即向法国求助。（42）正如可以预见的那样，这项主动行动突然发生了变化，因为当天夜里，10日凌晨2点，比利时外交大臣保尔－亨利·斯帕克被人唤醒，匆匆忙忙地向其同僚征求意见，并在当天上午公开宣布了他们明确反对的答复意见。（43）在此期间，盟国最高委员会在4月9日下午开会，采纳了雷诺在3月28日提出的计划，仿佛德国对丹麦和挪威的进攻最终给了实施雷诺计划的机会似的，因为最高委员会决定派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到挪威，以便“确保对纳威克港的占有，以便今后在瑞典采取行动，禁止德国进入瑞典的铁矿。”（44）
  两周后，4月22日和23日，在伦敦召开了一次新的盟国最高委员会会议。雷诺在会上还重申其对法国《作战计划》的辩护，肯定没有任何力量能使盟国放弃其业已在斯堪的纳维亚开始的行动，盟国不应因意大利或西班牙的威胁态度而放弃此项行动，甚至不应因在比利时进行干预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而放弃行动。雷诺再次要求尽快结束轰炸高加索的备战工作。事实上，这是最后一次，因为张伯伦的拒绝是明确的和最终不变的。（45）
  这样，在德军即将对法国东北战线发动进攻，损害法国作为政治和军事强国的地位之前的整整十七天里，法国政府首脑雷诺赋予挪威战场以绝对优先的地位，拒绝人们提出的要他不被任何事情分心的忠告，同意人们为挪威战场投入必须的海军、空军和陆军部队，继续要求对高加索采取轰炸行动，甚至以此含蓄地将在比利时和法国边界进行决定性对抗的假设——这种假设的意义是次要的，或者不大可能的——置于脑后。如果戴高乐了解雷诺——他对雷诺给予的信任和希望长达六年之久——的选择，那他就应当看到，这是与他过去提出的一切主张完全背道而驰的。
  后来，1943年5月，戴高乐在一封致新闻记者安德烈·热罗——此人以笔名“佩尔迪纳克斯”著称，在关于装甲部队的宣传运动中认识了戴高乐——的信里试图证明，他对雷诺的尊敬是正确的。
  “我坚持认为，”戴高乐对热罗写道，“在精神和性格方面，雷诺比所有其他参与竞争的政治家都高尚得多。显然，他是意识到自己的这种优势，并确信命中注定要成为这场战争的克雷蒙梭的。然而，您想想，雷诺上台和他在政府中亲身体验到的气氛、是难以忍受的。我并不否认，雷诺的弱点在于他周围有某些庸人和几个无耻之徒，这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对雷诺总理身边的人进行考察，同时是对雷诺生活和工作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气氛进行估量。这种考察对于戴高乐――1940年3月底和4月初的，他可以非常合情合理地自以为即将出任雷诺的主要顾问——来说，是否是一次真正的冲击？人们可以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几周前，在雷诺办公室负责同新闻界联络的加斯东。帕尔维斯基以在职权方面同达拉第的办公室发生冲突为借口，被迫离开了雷诺。从1934年以来，帕尔维斯基早就是戴高乐在雷诺身边认识的一位赞赏者和朋友，肯定也是一位通风报信者。他名列那些最坚决地支持抵制希特勒战争行动的支持者之列，因而具有由此而来的、对变革法国军事体系、对必须谋求的联盟（其中包括同俄国的联盟）、对指导战争的一切后果。帕尔维斯基的离职不是无意义的。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帕尔维斯基看到别人——他们不是以雷诺财长办公室成员的身份，便是以他的朋友或启示者的身份——对他产生了奇特的巨大影响。因此，雷诺周围的气氛发生了变化，以致对帕尔维斯基来说变得不可忍受，他宁可到一个轰炸机大队去服役。
  戴高乐对帕尔维斯基的离职及其原因并非一无所知。（46）他听帕尔维斯基谈论过多米尼克·勒加和吉尔贝·德沃的作用，勒加和德沃都是财政部的监察员，尽管他们与帕尔维斯基一样，肯定对雷诺忠心耿耿，但他们与帕尔维斯基的观点却肯定不同。另一位财政部监察员伊夫。布迪里埃已经加入到他们俩的行列，此人属于那种最支持同意大利实行和解，同德国进行妥协，争取签订一种快速的、从根本上敌视同英国联盟的和激烈反苏的和约的圈子。这三个人对雷诺周围所有的人都施加其影响，即使他们接受的任务是行政管理和技术工作，而不是政治工作。相反地，选择保尔·博杜安担任作战内阁秘——即雷诺首先向戴高乐建议的那个职位——则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就象让－路易·克雷米厄－布里阿克所写的那样，博杜安作为财政部监察员，担任印度支那银行总裁，具有“处于商务、沙龙和神秘天主教义这三者的十字路口的名声”。（47）他在1938年1月的《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赞扬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美德，提出“任何问题都不能把法兰西同德国分离”的原则，并下结论说，“尽管人们感到不理解、墨守常规还有吸引力和在此方面的批评容易变得不公正，但必须肯定同德国实行和解是可能的和必要的”。在参战之后，博杜安从表面上看并未改变看法，因为他当时断言，“先验地摒弃那种在德军土崩瓦解之前举行谈判的观点是不可能的”。这就使博杜安象雷诺的所有政敌弗朗坦、德阿、贝热利、蒙蒂涅、保尔·富尔、贝兰一样，明确地加入了那些当时操同样语言、主张实行妥协和平者的阵营。博杜安为这个阵营投入了特殊的热情，致力于将法兰西、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佛朗哥的西班牙、撒拉查的葡萄牙等集结起来，建立一种可能的天主教国家和地中海沿岸国家联盟。在其他著述中，他还要求法国改变政体、取缔政党和在国内减少“法兰西大革命的负面影响”。在1939年冬天的气氛中，博杜安自然在下述那些人之列，他们认为，“同俄国进行公开的斗争，多半是争取物质成功的最佳道路，但必定是在精神领域里获胜的道路——而这种胜利决定着其他的一切胜利”。雷诺首先让博杜安当其偏爱的顾问之一，接着让他在国防委员会秘书处里当其最重要的助手，然后任命他为副国务秘书，试问，雷诺能对博杜安的人品和观点一无所知吗？必须说明，这不是真的。雷诺刚刚任命布迪里埃为财政部秘书长，不久后将布迪里埃提升为部长，但此人支持慕尼黑协定，接近“法兰西行动报”，并且毫不掩饰他对英国的敌视。雷诺是否也不了解布里迪埃呢？这也不是真的。此外，还必须补充说，在雷诺周围和雷诺办公室那些比较默默无闻的人里当中，还有巴尔诺和雅克·勒鲁瓦·拉迪里，后者后来担任维希政府部长，是那些打着技术治国论者担忧的幌子，靠拢极右翼的社会阶层的重要代表。
  研究二战时期问题的历史学家认为，在雷诺身边的这些亲信中，他的女伴——德保尔特伯爵夫人扮演了一种特殊的角色，这种看法是不无道理的。长期以来，人们没有谈论她。当人们对此作了最早的影射时，雷诺本人在回忆录里，否认了那种认为德保尔特夫人能对其政治选择产生某些影响的观点，将它视为谬论和无稽之谈。时至今日，任何人都不怀疑，不管怎样，这种影响对于雷诺身边人所作的选择来说，对于雷诺被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