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日，达拉第政府被推翻，勒布伦总统指定保尔·雷诺接任总理。于是，人们可以相信，一切都变得是可能的了。难道戴高乐不是选中雷诺，把他当作彻底改革法国军事体系的旗手，而雷诺本人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已经同意进行这种改革了吗？近六年来，戴高乐是同雷诺保持了通信联系，在信中不知疲倦地阐述他的观点和提供他的服务。归根结底，戴高乐将一切赌注都押在雷诺的上台上，押在这样的时刻上：他最终能在法国军队中强行组建一支装甲部队，采取一种新的军事学说，指挥战争走向胜利。而今，这一事件终于到来了，但来得很晚，也许为时太晚。因此，人们即将看清，戴高乐寄厚望于雷诺是否有理，他本人是否能如愿以偿地扮演雷诺的副手、顾问或参谋长的角色。
  此事在几天内就办成了。戴高乐对此是有所准备的，他在几周前给雷诺寄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战时应当如何领导国家，充当了雷诺身边工作、直接为他服务的人选。
  1、由指导战争委员会制定作战计划，并随着事件发展，就这种思想顺序作出必要的决定。
  2、如果要筹备召开战争指导委员会会议，就必须由一个秘书处来确定卷宗、研究问题和作会议记录。
  3、戴高乐上校可以担任战争指导委员会秘书长。
  由此看来，雷诺一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就立即把戴高乐召到其身边，这是毫不奇怪的。但是，召见戴高乐的目的是要求他起草雷诺拟于3月21日在众议院宣读的政府声明。这是一篇简明扼要的、坚决动员国家参战、最后只能夺取战争胜利的讲话稿。即使这个文本经过雷诺政府主要成员多米尼克·勒加的加工润色，雷诺也选择了原封不动地宣读戴高乐起草的原稿。
  戴高乐出席了众议院的会议，坐在公众席上。他写道，会议的场面是“可怕的”。许多激进党人对达拉第遭到排挤感到遗憾，在好几次发言中都表达了这种怨恨。右翼发言人对社会党入阁表示愤愤不平。那些妥协和平的支持者并不公开表达自己的愿望，而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们的猜忌和怀疑。
  “唯独莱昂·勃鲁姆，”戴高乐写道，“以高贵的姿态发了言，尽管他没有获得任何部长职位。”
  对勃鲁姆的这种致敬是引人注目的和说明问题的。当社会党和勃鲁姆本人后来在四共和国初期对戴高乐进行无情斗争时——正如戴高乐在这场对他政治生命产生深刻影响的斗争之后写的那样――他象在其他事件问题上一样，表示了对勃鲁姆个人的尊敬。而今，勃鲁姆对雷诺提供的支持，刚够给雷诺一个众议院多数派。假如人们将弃权派同反对派的选票加在一起，那么雷诺的这个多数派只是比少数派多一票。众议院议长爱德华·赫里欧后还来对戴高乐说，当时他对自己是否拥有多数派没有把握。尽管激进党人和社会党议会党团主席希什里建议雷诺退出内阁，但雷诺决定坚持下来并采取行动。因此，雷诺想要赋予戴高乐战时内阁秘书一职，而该职位是由雷诺以他本人为中心同政府副总理、负责军队事务的部长、以及财政部长、殖民地部长、封锁和军备部长等人一道决定设立的。达拉第仍然担任国防部长，但他对雷诺满腔怨恨，并且明确表示反对雷诺。《战争回忆录》将下述这样明白无误的语言归于达拉第，以致人们对这些话是否当作真持犹豫态度：“如果戴高乐到这里来，那我就离开这个办公室，从楼梯下去，打电话给雷诺，让他把戴高乐安排在我的位子上。”
  新总理雷诺在遭到第一次挫折——看来他很容易逆来顺受——后，便试图进行第二次尝试验。雷诺把戴高乐找来，建议他参加一个负责在军事、财政和外交问题上亲自向他报告信息的三人专家委员会，由戴高乐负责军事问题。不管这个机会多么模棱两可，戴高乐看清了，这是赋予他的最后一个机遇。据吕西安提供的证词，戴高乐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雷诺的建议。“他愉快而热情地跑过来。他不再有思想家的的那种安宁。前线的空气使他的目光变得坚毅起来，但领导人的心胸狭窄却使他感到恶心。一听到戴高乐谈话的开场白，人们就马上懂得，‘在他的思想里，发展着一种无情的能力’（福楼拜语），即看见蠢事和不再容忍蠢事的能力。”（34）这样的经历没有持续多久。戴高乐起草的报告只能是由他来写，肯定不是由雷诺本人或他的几个合作者来写。在达拉第那里、业务部门和参谋部马上觉察到这点，并象可能预料的那样作出了反应。戴高乐从中汲取了结论，就像他当时在致母亲信中所写的那样。
  “我重返了前线……巴黎的政治气氛太坏，雷诺和达拉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以致我无法开展有益的工作。因此，我要求雷诺（让我）返回我的坦克部队，直到局势明朗时为止。雷诺同意了我的要求，同时也向我声明，短期内他将召我回来。因此，我在耐心等待。”
  人们不会怀疑，对戴高乐来说，此事是一次可怕的失望。在那样长久以来，那样执着地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此人上台后显得无力强制推行其选择、人事和思想——身上之后，这是一个考验，对此，戴高乐没有任何抱怨，但他必须经受无限的痛苦。然而，这首先是一个佚事，深刻地显示出戴高乐开始同总理雷诺一道共事的政治经验，也最终预示着即将发生的、直至1940年6月最后几次辩论的一切。因此，必须认识这件佚事的深刻根源。
  首先，造成达拉第下台和雷诺上台的政府危机绝非来源于那些主张更加坚决和更加连贯地指导战争的人所获的胜利。实际上，危机来自1940年3月14日参议院召开的秘密委员会的会议，更加直接地说，危机来自3月19日众议院召开的秘密委员会的会议。在这两次会议中，人们主要看到所有反对达拉第政府的人发起的进攻，他们先后指责达拉第政府进行战争，排除最后的和平机会，在1939年12月初苏联进攻芬兰时不进行支持芬兰的军事干预——哪怕当时进行干预，冒有同苏联打仗的危险也罢。那些反对对德宣战声明的人从1939年9月以来实行协商和接近，以致组成一个或多或少开展地下工作的委员会。该委员会包括社会党人，象如马塞尔·德阿那样的、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发生决裂的“新社会党人”；象勒内·沙托那样的接近激进党的众议员；象贝热利和赖伐尔的亲信蒙蒂涅那样的来自左翼的独立党人；象斯卡皮尼和迪克西埃－维涅阿库那样的著名的极右翼众议员等。但是，这些人中最重要的和最有影响的头领是两位前总理皮埃尔·赖伐尔和皮埃尔－艾蒂安·弗朗坦。他们当中的某些人，特别是赖伐尔并不希望芬兰战争爆发，变成同苏联直接发生冲突的机会。相反地，大多数人都热烈地主张同苏联直接发生冲突。他们的思想状态和策略，在1月10日达拉第的一名外交顾问致达拉第的报告中得到相当好的概述。报告指出：“在法国舆论中，存在着一种广泛的支持同苏联决裂的运动。该运动是有感情基础和政治信念基础的。但人们也不能否定，有些社会阶层利用它来表明苏联是头号敌人，并且以此为由来实现同德国的跛脚和平。”（35）
  不管事隔多年来看此事会显得多么特殊，事实上，芬兰战争是一种长期地和联贯地试图对苏联进行敌视活动的机会。（36）人们知道，苏联在1939年11月，曾建议同芬兰交换领土。这就是，将那些控制着通向列宁格勒的海湾出口和卡雷利地峡的港口和岛屿并入苏联，以便使列宁格勒免于那些出其不意和就近发动的军事行动，在此情况下，在芬兰的东部边界上，从北到南，向芬兰出让一长条比上述港口和岛屿面积大一倍的（苏联）领土。苏联领导人绝对没有预见到芬兰人会对此采取拒绝的立场，所以他们丝毫没有集中兵力。同年12月，他们发动了首批进攻，但在全民动员和得到强大推动的芬兰人民的胜利抵抗面前遭到了失败。此时，人们可以预见，尽管遭到寒冬带来的困难和不利条件，但苏联红军在短短几周后集结了为大规模军事行动所需的兵力。事实上，大规模的行动在2月的下半月就开始了，使芬兰军队在3月中旬前达到了灾难的边缘。但在此期间，人们看见，主要是法国方面正在制定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盟国军队拟在挪威的纳威克登陆，通过瑞典向芬兰领土进发。这样，人们就会使德国失去从瑞典进口的铁――不管这种进口是通过挪威方面，还是通过波的尼亚湾；于是，人们伸手帮助芬兰军队，与此同时轰炸高加索的巴库，以便使巴库停止石油生产；人们甚至考虑派一支远征军在通向北极洋的、唯一的芬兰港口佩特萨摩登陆，以便从那里向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进军。
  人们在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召开的盟国最高委员会的会议纪要中看到，达拉第和法国的军队领导人支持这种计划并要求紧急执行。是英国领导人那种有步骤的、深谋远虑的和冷淡表示的反对，特别是尚在首相任内的张伯伦，先后推迟了和排除了法国的计划。事实是，人们在历史档案、证词和文件中看到，法国方面对这项战略提出的异议很少，仅此而已，而且丝毫找不到关于那些强制执行计划的论据的陈述。如果盟国的兵力分散到周围地区的远征中，那就会加强德国在西线的优势，而决战将会在西线进行。因此，直接指责苏联，就是加紧苏联同德国的关系，而不是松弛其同德国的关系；对于盟国来说，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新的敌人，有意造成一种对自己长期不利的力量对比。甘默林对那场有可能在比利时开始、先后在11月和翌年1月显得迫在眉睫的战役感到惶惑不安，所以谨慎地表达了他的保留意见和担心，用拖延的办法来延期执行最终的决定。可是，甘默林从未明确地表示过他的反对意见，其他的法国军队首脑便起劲地参加对俄国的战备。（37）魏刚态度最积极，从其驻守中东地区的指挥部要求在12月中旬研究“对苏联行动的各个方面”，并致函甘默林说，“在芬兰和别地歼灭（苏联军队）是极其关键的”。最大胆——这里且不说最狂妄——的军队首领是空军参谋次长、未来的维希政府国务秘书贝热雷将军，他当着斯特兰上尉的面阐述了一条重大战略路线：“现在，俄国同德国进行合作。它们将为了瓜分欧洲而共同作战，并竭力要扩展到欧洲以外。因此，我们打击苏联，就是使希特勒德国失去其所需的资源，同时使战争远离我们的边界。魏刚将军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统帅军队，这支军队将朝巴库的总方向推进，以便停止那里的石油生产。然后，再向北方挺进，同那些从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开拔、朝莫斯科进军的盟国军队会合。”
  不管人们对不仅象魏刚、贝热雷这样占据军队领导层高位的军事首脑，而且象达拉第这样的高官的智力价值，或者简单地说，对他们的理智的看法如何，假如没有当时的法国政治气氛，那他们就不可能表现出这样的勃勃雄心。（38）在从极右翼到左翼的广泛领域里，人们要求优先进行反对苏联的斗争——除了参议院的赖伐尔坚持和平主义、政府的阿纳托尔·德蒙兹长期以来更加关注同法苏关系之外。看来，法国各地舆论都怒火万丈，要支持芬兰，就象支持达维德、反对戈里阿特那样。当芬兰军队挫败苏联红军时，莫拉在“法兰西行动报”上颂扬了“文明的火山”。法布尔－吕斯平常撰文，表达那些从未希望真正抵抗希特勒的和平主义者和上流社会的观点，而今他写道，芬兰已经变成了“自由象征之地”。赫里欧从前主张建立法苏外交关系和长期主张同俄国联盟，现在则宣告“芬兰的胜利象其国土上的白雪一样长久，反映了精神对物质、人道价值对暴行的第一次胜利”。勃鲁姆本人在2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布鲁塞尔会议上，表示不排除同苏联发生战争冲突的前景，使英国工党代表听了大吃一惊。当俄芬战争已告结束时，他甚至在1940年4月5日的《观众报》上写道：“如果有可能避免同苏联人打仗，那就最好。否则，那就打吧。”从表面上看，这股舆论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但戴高乐却认为这股潮流的用意是可憎的，其思想状态是可笑的，后来他用简练而轻蔑的语言追忆说：
  “必须指出，某些社会阶层想要把斯大林视为敌人，而不是把希特勒视为敌人。它们关心的是打击俄罗斯的手段——不是援助芬兰，就是轰炸巴库，或派兵在斯当布尔登陆——远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