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队在春天发动攻势，而布雷和德拉特尔却认为这是做不到的。（25）显而易见，这是推动雷诺去要求制定另一种军事学说和另一种的实施手段。
  然而，戴高乐并不放弃找最高领导层对话，希望其改变保守主义和墨守成规，尽管这种希望迄今已经成为泡影。波兰战役的失败给了戴高乐发表意见的机会。根据戴高乐的看法，必须从中汲取教训。再说，法军参谋部也努力去做。（26）参谋部第二局写了一份关于德军获胜原因的报告。报告说：“在击溃（法军）的行动中，在每个团防守的1000米到2000米的战线上（……）（德军）始终大量使用坦克（……）由坦克组成好几个梯队，每个梯队之间相隔约1000米（……），坦克的行动始终得到飞机的支持，飞机用炸弹或机关枪进行空中进攻。”人们是否在走向觉醒，导致法国军队领导人修正他们的学说？对此，报告的结论并未留下任何幻想。“德军在波兰的作战方法，”报告作者写道，“是适应特殊形势的……无疑，行动在西线将具有另一种方面”。不过，作者谨慎地暗示说，“认识（德军的这些方法）应使我们能在适当时准备好适当的应对方法”。
  当然，戴高乐从中汲取的教训是完全不同的。1939年11月11日，戴高乐向参谋部寄了一篇文章，来总结经验教训，并且亲自向甘默林进言。这是一份“关于使用坦克的报告”，他用人们知道的、关于“敌人在波兰刚刚实行的装甲大部队行动”的事实来证明该报告是正确的。报告中没有任何挑衅的语言和任何会被视为反常的判断。显然，在这篇报告中，戴高乐坚持最贴近现实，但同时还强调深刻改革法国学说的急迫性，想要用技术方面的具体论据来说服人。戴高乐暗中回答了从前那些对自己的批评，坚持坦克同步兵之间的关系是“意味着相互支持的”关系。他揭露说，把坦克“分散”在法军各个部队是一个重大危险。戴高乐重新要求人们修改关于使用坦克的规定，设想以后“在大部队范围内广泛和深入使用坦克（……）”但他却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毫无疑问，他的悲观主义因而变得更严重了。
  戴高乐对这个时期所作的回忆，表明了他的痛苦情绪，也进一步证实了这样的感觉：在政治和社会等级的最高点，人们还没有象戴高乐那样看到，一个失去意识的国家正在受到死亡威胁的危险。共和国总统阿尔贝·勒布伦的来访证明了这点。勒布伦来检阅戴高乐的坦克团的一个营，会见时亲切地说，戴高乐的“观点（他本人）是知道的”，但“敌人要实行这些观点，看来为时太晚（……）”。戴高乐同著名的和颇有影响的《费加罗报》社长皮埃尔·布里松的谈话也证明了这点。戴高乐认为，法军处于可悲的被动状态，无力开展进攻，布里松则对他的观点作了反驳，诘问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们现在已经赢得了马恩河战役的胜利吗？”毫无疑问，如果戴高乐对这种致命的盲目态度不保留记忆，如果他不能消除这种记忆的话，那他就不会在回忆录里提及类似的、来自那些令人尊敬的知名人士的积习……
  1940年1月18日，戴高乐应雷诺的邀请，在他位于巴黎里沃里街的财政部长官邸共进晚餐。同时雷诺还邀请了勃鲁姆。（27）戴高乐是这样陈述他同勃鲁姆的谈话要点的。
  “您的预测是什么？”勃鲁姆问道。
  “问题在于要知道，”戴高乐答道，“今年春天，德国人是否向西线进攻，来占领巴黎，还是向东线进攻，去攻打莫斯科。”
  “您是这样想的吗？”勃鲁姆惊奇地问道。“德国人是向东线进攻？但是，他们为什么要到俄国的内地去打败仗呢？是向西线进攻？但是，他们攻打马其诺防线能有什么作为呢？”
  虽然戴高乐没有叙述，但他当时不得不提醒说，德军拥有装甲部队这种业已成为世界上最可畏力量的部队，因而赋予它巨大的进攻能力，这与完全建立在防御体系基础之上的法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勃鲁姆则叙述了当年戴高乐陪同自己回去，直至到波旁堤岸街的寓所，以及沿途他对自己所说的话。戴高乐说：
  “我在一种难于忍受的骗局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只有几十辆轻坦克归我指挥，犹如尘土一般……我担心，尽管波兰的教训是那样明确，但这种教训也会被人们的偏见所否定。人们不愿意看到，让那种在波兰获得成功的学说，在我们这里变成可以实行的东西。请您相信我，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有待于付诸实行……假如我们不及时作出反应，那我们就会可悲地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将因我们的错误而输掉战争。如果您能同雷诺一道采取行动，那就请您行动吧，我求求您呢！”（28）
  戴高乐留心将勃鲁姆的名字，列入了他要寄赠其回忆录《机械力量的到来》的人的名单。这些人根据二战爆发以来突然发生的事件，重新采纳了戴高乐关于彻底改变法国军事体系的论据。（29）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反复指出，他称坦克是“战斗发动机”。
  “坦克在恢复和增加那些作为进攻基础的基本属性。坦克在三维中行动，比任何生物走得更快，能够运输以那些武器和装甲形式存在的重负，而今它在战争价值观的方面占有主导的地位，在自告奋勇地更新那种衰落的艺术。”
  戴高乐远未否定坦克以外的、其他武器的重要性，他承认它们将要发挥的作用，但他写道：
  “事实在于，同（其他武器）相比，坦克这种机械工具从本质上说拥有一种能力，一种机动性，一种完全不可比拟的保护功能；然后，坦克又构成演习、奇袭和进攻的基本因素。在现代战争中，只有通过机械力量的手段并与机械力量相称，才能有主动行动。”
  接着，戴高乐肯定说：
  “大量地正确地使用坦克，就能克服我们的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
  戴高乐断定说，现代战争首先要求象二十五年前那样，进行全面的经济和工业动员，以及新兵入伍的动员。所以，军事努力应当集中在获胜的武器上，而这种获胜的武器只能是“机械力量”。其结论是以要求反对战争爆发时那种致命的、停滞不前的状态，并发出反抗的呐喊的形式出现的。
  “现在的战争冲突迟早会具有运动、突袭、入侵、追击的特点，其广度和快速将会无限地超过以往那种最闪电般的战事……在这点上，我们不要搞错！现在开始的冲突可能是所有蹂躏大地的冲突中，最大规模的、最错综复杂的和最激烈的一次。造成此次冲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道德危机具有这样的深刻性，呈现出这样的普遍存在的特点，以致它最后必然爆发一场涉及到各国人民和国家结构情况的全面动乱。可是，由于事物的和谐不明朗，这场革命获得了一种与其巨大规模完全相适应的军事工具——机械的军队。现在是法兰西将要作出结论的时候了。”
  勃鲁姆读过《机械力量的到来》这本回忆录，他是这样叙述其读后感的：“正是在那时，我获悉了一切，我理解了一切。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而且毫不拖延地组建机械部队。”虽然知道戴高乐赠书的八十名政界和军界人士名单，但人们试图相信，唯独勃鲁姆一人作出了这样的反应，因为在别地人们没有感觉到相似的反应。赠书是戴高乐所作的一个奇特的举动。戴高乐置身于任何规定和任何军阶之外，只向国家领导人对话，不考虑惯例、传统和普通纪律。不过，戴高乐的名声和著作早已将他排除在常规之外：他不想到被人们来评判或看待，彷佛他过去不曾写过《建立职业军》似的。不管怎样，戴高乐想要用这样的办法来改变国家精英的漠不关心态度，是一个巨大的赌注。但他遭到了失败。
  “我的备忘录没有引起震动，”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里写道。
  达拉第宁可不读戴高乐的回忆录。（30）时任东北战线司令的乔治将军，也许接受勃鲁姆的忠告，看了这部回忆录，但他的判断是坚决否定的：“有意思，但这种重现历史经不起批评。”时任步兵监察并以此身份担任整个坦克部队司令的迪菲厄将军证实，他象很早以前一样敌视戴高乐的观点。“就问题的现状而言”，迪菲厄写道，“（回忆录里的）结论是必须加以摒弃的。”纳辛自认为知道，甘默林断言回忆录的结论是很有冒险性的。让·奥比尔兰将戴高乐的回忆录交给一名在参谋部供职的上校审读，上校提出了这样的评语：这是“一位谈论颜色的患色盲症者。”（31）据皮埃尔。比约特对让·拉库迪尔所作的证词，只有其父亲、北方集团军司令比约特将军告诉戴高乐，他赞同戴高乐的回忆录。
  在军队领导层，这种严厉的或者漠不关心的态度并未导致人们无视戴高乐有可能做到的事情，当然，这种情况是反常的，但也是真实的。这里，是甘默林采取了一个在1940年春天产生重大影响的主动行动。人们记得，在战争爆发前两年，甘默林试图建立装甲师并研究其使用问题，但他在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那里遭到了拒绝。然而，甘默林没有放弃。他还利用战争爆发所赋予自己的权威，命令组建第一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并要求在1940年春末组建第三装甲师，此后再组建第四装甲师。甘默林是否会马上想到，将指挥这些新装甲部队的重任交给长期以来要求组建装甲部队的戴高乐呢？不管怎样，当雷诺邀请勃鲁姆和戴高乐来家共进晚餐后不久，致函甘默林，建议晋升戴高乐为将军时，甘默林向这位当时还仅仅是财政部长的雷诺作了积极的回答：“戴高乐将是法国军队最年轻的将军，这样做很好。”（33）但是，甘默林不去催促军队领导层和办公厅，因此他的意向毫无立即办理的下文。然而，几周后，甘默林将戴高乐召到他在万森城堡的总指挥部。关于这次会见情况，人们在《战争回忆录》里找得到叙述，戴高乐把它写成了一次由尊敬、模棱两可和不安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奇怪的争吵，而当时，这两位人物都知道，他们正在经历着一次令人伤心的战争前夜。据戴高乐的描述，甘默林在遥控日常事务，让乔治将军主管东北战线，说“只要不发生任何事件，情况就可以过得去。可是，如果战役爆发，那无疑就不能支撑下去”；他把自己关在“一个类似修道院的地方和他的万森城堡的隐居地（……）在密室里策划其战略行动”。甘默林召见了戴高乐，宣布由他指挥第四装甲师，并从5月15日起开始组建。戴高乐向甘默林表示，他对自己“以上校的身份应召来指挥一个师”感到自豪，但他对法国军队拖延时日来组建这种德国业已拥有的机械化部队感到惶惑不安。甘默林向戴高乐透露了对未来战局的想法，说德国人在进行一次“向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掩护或钳制行动”之后，就会经过荷兰和比利时，然后将目标“瞄准法国加莱海峡省，以便把我们同英国人隔开”。甘默林给戴高乐留下的印象是保持自信，“深信在他那一级，基本的问题是要一劳永逸地、在一个既定方面确定其意志，然后不因任何变化而偏离既定方向”。戴高乐显然对其人生的这一瞬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隔十五年后再来提笔写回忆录，戴高乐情不自禁地向甘默林这位领袖——即使人们在最后的时间里可以认为甘默林在发生变化，甘默林也是那么长期地反对戴高乐的思想——突如其来地表示了敬意。
  “甘默林是一位智力、敏锐性、自制力都达到很高水平的军人，他肯定不会怀疑，下一次战役必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戴高乐对甘默林的这种敬意显露了真情，但它却是模棱两可的。戴高乐在向甘默林的巨大才能表示致敬的同时，也暗示了他把自己封闭在一种事先就树立的、排斥任何异议或意外事件的观念之中，而且跳不出来。所以，在结束关于此次会见情况的叙述时，戴高乐通过那种经过适度选择的词汇，表明其内心感到的不安，也许这是他的绝望情绪。
  “我是怀着尊敬的、但也忐忑不安的心情，离开这位伟大统帅的。甘默林在他的修道院里，准备突然承担巨大的责任，在一幅我以为糟糕的画作上孤注一掷。”
  正当一切都证明戴高乐的悲观主义正确和一切都似乎已经失去时，突然来了一个戴高乐盼望和等待多年的最后机遇。1940年3月19日，达拉第政府被推翻，勒布伦总统指定保尔·雷诺接任总理。于是，人们可以相信，一切都变得是可能的了?